德国“寓工于农”的现实状况

1871年结束的普法战争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欧洲均势。这场战争一方面使法国丧失了大陆上的霸主地位，并最终导致了疾风骤雨般的巴黎公社革命，另一方面则给德国带来了国家的统一与帝国的崛起。不仅如此，来自法国的50亿法郎的战败赔款与阿尔萨斯、洛林两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是为德国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强劲动力。古老的日耳曼民族开始以一个工业强国的角色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伴随德国工业繁荣而来的是大批农村人口急剧涌入城市工厂，并随之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住房短缺问题。一方面是大批农村工人被吸引到作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布局调整中为了改善交通、拓宽街道、兴建商店和各种高档住宅而大量拆除破旧的贫困街区。最终结果就是工人住房不仅被排挤出市中心，变得又小又贵，以至于最后导致大量工人根本找不到容身之处而流落街头。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的问题与繁荣的大工业背景显得格格不入，也成为当时各界人士与报刊舆论争相关注的焦点，各种社会庸医趁机出现，蒲鲁东主义者阿·米尔柏格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阿·米尔柏格博士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解决工人住房短缺的唯一方法就是使每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住房所有权，以此将工人阶级牢牢束缚在自己的小房子、小苗圃与小田地上，束缚在资本的统治与剥削之下，以此达到磨灭工人阶级斗志，消除阶级冲突隐患的目的。

在大机器生产普及以前，德国家庭手工业工人通过自己的手工劳动决定产品的市场供应量还有价格，虽然要忍受苛捐杂税的重负，但终究还有一定的生活保障，拥有自己的或者租来的小房子、小苗圃和小块田地。随着机器的采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的价格更多的要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手工业的工人收入减少，但是迫于失业变成无产者的压力，工人阶级选择了默默忍受这种排挤。此时，正是这些小房子、小苗圃和小块田地，这些工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变成了影响工人解放程度的障碍和不幸。恩格斯说：“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这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1]正是小农经济的土地占有将农业工人钉死在一个固定的地点上，阻碍了他们去另寻职业。

土地束缚，农业产品附加值过低，全家人从自己的土地中辛苦所得到头来却无法维持家庭生活。为勉强度日，农业工人不得不在自己的家庭中为资本家企业生产大量简易的小商品，赚取计件工资。可是到头来得到的却是远远少于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酬劳，资本家将剩余价值全部纳入自己的腰包。因此，德国的工人阶级忍受着资本家在农业与工业两个方面的双重盘剥，遭受的不是一种特殊的苦难，而是一种普遍的苦难与不公正，他们的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洲各国工人的平均程度。因此，恩格斯讲：“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2]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最早发轫于英法两国，当时的德国由于封建割据而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要远远低于英法两国的发展水平，无怪乎马克思早在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这批判〉导言》的时候，就曾饱含激情地大声疾呼要向德国制度开火，并将德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看作是“时代的错乱”和“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在1848年欧洲革命所带来的政治改革中，德国的大工业获得初步发展，但直到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严重的政治障碍得以扫除，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德国的机器大工业才得到长足发展，并一跃跨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但此时，世界市场已被英法瓜分殆尽。德国的商品“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3]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德国被迫只能凭借小商品的出口在竞争中以量取胜，而小商品的生产本身则更多地依靠农村的家庭工业来支撑。因此，家庭工业的大量存在成为德国出口贸易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广阔基础，而要想保证这种寓工于农的情况继续存在，就必须促使每个农民对其土地与房屋的所有权，从而以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其继续束缚在资本家那里，保证德国的劳动阶级继续成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