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消极呈现

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利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是法兰西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因而被称作二月革命时期。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讲到，二月革命对法国社会是个意外事件，其最初目标在于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后来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即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法国从“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转向“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5]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最初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确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然而，此时创立的共和主义宪法自身的矛盾性，即立法议会和总统权力之间的对抗已经隐含了共和派统治本身的危机。1849年，制宪议会在内阁（作为总统的后盾）的建议及其最终诉诸人民的请愿活动的压力下被迫解散。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的成果逐渐导向了有利于波拿巴的方面。1849年5月28日起至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登上帝位止，法国进入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此时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正统派与代表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者的奥尔良派共同组成的“秩序党”成为了立法议会的第一大党，而从前的共和派重新构成的“山岳党”则成为了议会最大的反对党。因而立宪共和国时期权力的斗争表现为总统波拿巴、秩序党和山岳党三方面的权力角逐：最初，是作为议会两大党派的秩序党和民主派山岳党之间的较量，此时总统依然隐藏在幕后。山岳党很快由于夸大自己的力量以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秩序党的挑衅。在山岳党退出国民议会后，觊觎权力已久的总统波拿巴终于摘下“拿破仑”面具，走出权力的帷幕，要求解散内阁，以宣布自己与国民议会以及议会制内阁的无关。这一次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分离随着其共同敌人——“社会民主派”势力的加强而暂时消解，总统为了保住自身的行政权不得不与议会和解以求共同压制民主派势力。另一方面，当民主派再次由于其幻想而被秩序党彻底压制后，波拿巴便重新站到权力舞台前，最终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相反，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这两部著作中，相对于波拿巴所代表的行政权逐渐冲破资产阶级束缚、登上权力最高峰的过程，一直以来被视为未来革命主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反而逐渐式微，甚至借用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6]最初，巴黎的无产阶级同包括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等在内的社会革命分子一道共同参与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了临时政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参与第二共和国的建立，不仅增添了革命的“社会性”，同时为“现代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在本质上将二月“革命”的结果带回到了资产阶级水平，法国国民议会的建立证明了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合法化，因而也就证明了无产阶级从此被排斥在政权之外。无产阶级不得不以斗争的形式——发动“六月起义”来宣布自己参与革命行为的正当性，以反抗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然而，“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7]六月起义的失败，一方面，使无产阶级被迫退到革命舞台的后面，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在策略上冲破从前的革命幻想，逐渐认清无情的政治革命现实。无产阶级从最初参加二月革命时作为其他革命团体的同盟者转而成为第二共和国时期受其他社会团体排挤的孤立者。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无产阶级只能暂时以不在场的身份面对斗争中的政权更迭。正如马克思所言，“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8]，无产阶级就是以消极方式，通过与被运动所抛弃的某个社会阶层结盟来证明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