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产阶级“不在场”的原因的分析
法国阶级斗争虽然由包括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等在内的革命阶层共同开启，然而法国社会并没有因为发生革命活动而真正走出传统社会的束缚。在马克思看来，相比较于1789年法国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历史意义，1848年至1851年的阶级斗争更像是一场政治闹剧。法国社会不是在阶级斗争中实现自由民主，而是受到“拿破仑观念”的威慑而成为波拿巴的附属物；法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现代革命，而是依靠政权的更迭重新回到了国家的原始状态；而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及现代革命的主体，最初幻想通过参与二月革命得以进一步壮大，现在反而因此遭受排挤，以致在后来的运动中只能以消极方式、“不在场”的身份予以应对。马克思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重要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解放全人类的领导者，然而无产阶级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却遭受排挤。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地位竟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笔者认为，归根结底，对此问题予以把握必须首先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对上层建筑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首先，这些问题是由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必将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使自身发展的同时也生产了反对自身的武器以及运用这些武器的人，即现代的工人，无产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必然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当时的法国几乎成为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而依赖于工业资本的资产阶级也已迅速发展。但是，法国二月革命试图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目标已经从一个侧面表明，尽管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得到发展，但在当时仍未成长为足以统治法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阶级力量，因而无产阶级也不可能成熟到足以掌控革命走势的程度。“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9]
其次，金融贵族长期掌握法国统治权的事实导致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之路相比较于典型的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而言势必更为曲折。法国七月革命之后，包括银行家、交易所和铁路等国家重要行业的所有者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土地所有者共同构成的“金融贵族”掌握了国家统治权，成为官方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只构成官方反对派的一部分，而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则被彻底排斥在统治权之外。因而，二月革命的直接目标在于反对金融贵族对法国的专制统治。虽然金融贵族也同资本主义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相比较于工业资产阶级重视生产、勤俭严谨的特点，金融贵族则完全不同。[10]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金融贵族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还特别用“无耻”“欺诈”“贪婪”来描述金融贵族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金融贵族绝不是像工业资产阶级一样作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并且通过生产活动而存在，而是依靠各种机巧的欺诈行为伺机谋取他人的利益。“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11]尽管在二月革命中包括资产阶级共和派、工业无产阶级在内的革命分子以反对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为名发动了革命，但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运动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却将其最初反对的力量以隐晦的方式重新吸收进来，金融贵族进入了“革命者”之列，甚至重新在社会权力机关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阻碍工业无产阶级发展以及现代革命运动在法国进行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再次，法国虽然在当时已经成为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资本”并没有成熟到足以完全独立地统治上层建筑的地步，相反，农民依然在法国人口比例中占有相当比重，因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法国经济及其社会政治结构仍旧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为此分析到，小农经济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交往关系基础之上的以生产满足农民自己基本生活消费品为主要目的的经济形式。这种保守的经济生产方式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以主体间社会交往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生产方式，因而在生产过程中不会进行过多的社会分工、不会产生丰富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这种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由于使法国数百万家庭在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都与其他社会阶层相区别而被归为“一个阶级”；另一方面，小农之间由于保守的经济方式所固有的特点始终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因而无法形成紧密的共同关系或者政治组织，因而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指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2]因此，马克思认为，“12月2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13]，农民们需要用“拿破仑”这个偶像来驱散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农民的保守与幻想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波拿巴复辟政府的建立。“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着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14]保守的小农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使资产阶级共和国重新退回到了其原始的阶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最后，以波拿巴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扩张的政治现实在本质上是对革命初衷的背叛，同时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对市民社会的侵犯在一定程度上更抑制了社会革命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的成熟发展造成影响。从最初的二月革命到最后的12月2日波拿巴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全部过程在本质上只是一次政权更迭的过程。尽管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农民等各种社会力量都被卷入这场阶级斗争，然而，所有的社会角色似乎都在王权的普遍光芒之下愈加黯淡：总统最终掌握国家权力，行政权最终吞噬掉代表资产阶级共和国普遍利益的立法机关，摘下“拿破仑”面具的路易·波拿巴最终自命为代表全法国利益的普遍意志。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即统治阶级总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5]。在这种倒退的政治现实中，资产阶级共和国代表国民意志的立法权被已经异化的行政权所吞噬，普通的人民陷入到行政权的阴影中，人民在“拿破仑观念”的哄骗之下放弃自治权利却甘愿躲在总统的家长制权威之下接受“保护”。由此可见，虽然二月革命的初衷在于推翻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但是“社会在还未这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16]，因而在当时的法国作为市民社会成员一部分的工业无产阶级，特别是巴黎的年轻的无产阶级在客观上也无法逃脱被虚假的意识形态干扰的命运。另一方面，从波拿巴派的成员构成而言，帮助波拿巴攫取权力的成员大多是由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游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些人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不是像革命的无产阶级一样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产物，而是缺乏独立的自主性，“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17]的堕落分子。这些成员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他们也绝不允许无产阶级在这场阶级斗争中能够获得相应的革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