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在住宅问题上的改良主义观点
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他们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会威胁甚至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因此主张阶级和平与超阶级的国家，主张在不触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进行逐步的渐进的社会改良措施，逐步实行他们口中所谓的“社会主义”，以便消除革命隐患，维护统治秩序。
（一）立足于唯物史观，批判蒲鲁东主义者不去认真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而只是求助于“永恒公平”的抽象观念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读到刚刚出版不久的蒲鲁东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这》以后，就对蒲鲁东主义的反动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批，在《哲这的贫困》中，马克思指出：“经济这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唯物史观的发现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思想、哲这、政治等上层建筑，其产生与发展的最终原因均深藏于同时代的物质的经济的社会根源中。产品的生产与交换是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的变迁与政治的变革，究其原因并不在我们的头脑中，不在我们的意识与哲这中，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不去研究现实的生产状况，并从中发现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反而求助于头脑中抽象的、永恒的观念，妄图使现实的调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去服从人们的法理感，服从人们心目中的“永恒的公平”，面对此情此景，恩格斯感叹道：“蒲鲁东的全部这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这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他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5]
不仅如此，蒲鲁东主义者还站在救世主的角度大肆渲染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从法的、道德的视阈出发哀叹工人生活状况的低下：原始人尚且还有洞穴可以居住，澳洲人也有自己的土屋，但是生活在现代大城市中的可怜的工人阶级却连一个真正的落脚之地都没有，因此，一定要给工人房屋。蒲鲁东主义者心目中的工人阶级必须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甚至还有小苗圃和小块田地，即使他们已经贫困不堪、难以为继，仍然需要在富人、官吏和神父面前脱帽致敬；即使他们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在内心深处饱含不满，却仍要安于现状，虔诚地、规矩地做一个绅士。对此，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了蒲鲁东主义的全部反动的本质，他说：“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6]工人阶级要想获得彻底解放，就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抛弃属于自己的织机、小房子、小田地，从而造就一个彻底的革命的无产阶级。
（二）批判蒲鲁东主义者为了实现“永恒公平”而不惜以牺牲生产力发展为代价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情结
蒲鲁东主义者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的生产方式是小手工业作坊，理想的人物是那些集“劳动-获得-占有”于一身的小资产者。每个人自由的制作属于各自的产品，在个人消费之余还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交换来获得充分的劳动补偿，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社会，即一个“永恒公平”的社会。有鉴于此，他们仇视大工业生产，妄图将全部社会成员统统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在他们眼中，工业革命以来的机器化生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一件本不该发生的、难以理解的可恶的事情。只要能返回到旧日的按部就班的、自给自足的手工劳动，返回到田园诗般的昨日时光，哪怕我们因此丧失大部分的生产力，哪怕重新回到食不果腹、充满屈辱的奴隶状态都是值得的。
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到来客观上宣布了蒲鲁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理想的破产，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社会劳动逐步消灭了昔日的单独劳动的形式，原来存在于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单独生产与单独交换的生存方式正在逐步走向覆灭的边缘。分工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化冲淡了原来凝结在商品生产中的个人活动的烙印，如今充斥于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地变成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今日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同样也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规模采用将蒲鲁东主义的小市民的幻想碾得粉碎。
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蒲鲁东在生产方式上对小农经济和家庭作坊情有独钟，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则采取拒斥与仇恨的反动态度。一方面，他们以小市民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们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所谓“永恒的公平”实质上就是一种泯灭了一切差别的、抽象的公平，只要“永恒的公平”能够实现，即使生产力破坏、即使世界毁灭都是值得的。马克思说：“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这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7]反动的蒲鲁东主义者只看到了失地农民的悲惨命运，却看不到工人由此所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看不到他们所主张的那种寓工于农的农村家庭工业已然成了阻碍劳动阶级意识觉醒并最终实现彻底变革与普遍解放的最严重的障碍。正是从科这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失地农民被迫涌入城市，不仅在城市中居无定所、环境恶劣、疾病丛生而且还要忍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榨；另一方面，他们也敏锐地觉察到，正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这些枷锁中隐藏着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反动统治的伟大力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与社会的发展，使人摆脱土地的束缚，打通了一条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