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活动与唯物史观
如果说物质是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那么“生产活动”就是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第一个基本活动，因而也是唯物史观得以展开的第一个重要概念。“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13]，个人所属的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是在生产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由于社会关系是个人在生产中建立的关系，所以“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14]，唯物史观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生产活动”的烙印：“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在这里指的主要是许多个体集合起来共同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之相对应，个人之所以进行生产活动，完全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既包括个人的生存的需要，也包括为满足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生产引发的需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个人不仅仅是某种“感性对象”，更重要的是某种“感性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下“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15]
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下进行生产活动，那么，随着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复杂、社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社会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的生活需求的不断扩大，为了使生产活动更加高效，“分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分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其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第一，分工的程度反映了人的活动与人自身之间的异化关系。最初的分工产生于人们在性别、天赋和社会偶然性上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6]生产活动中自然而然出现的分工总是与人自身相对立的、压迫人的异化力量。第二，只有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真正意义上的分工才可能出现，其标志就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物质劳动及其产品满足了个人的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个人的意识才得以展开，以精神劳动的方式去建构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各种理论世界、神这世界、哲这世界、道德世界。换言之，只有当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后，才有可能摆脱单一维度的生存世界，建立多维度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第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17]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意味着政治意义上的文明出现了：城市的出现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人口、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集中，从而催生了为更大规模的生产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专门服务的诸多公共机构。第四，“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18]随着生产活动的进一步扩大，商品作为生产活动的产物，商品交易表现为独立于生产活动的商业贸易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则被称为商人阶级。当所有民族都卷入商业贸易中的时候，才能更加有效地保持各个民族已经创造的生产力并使得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趋于同步，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世界历史”。
伴随着分工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分工也像物质一样成为对人而言被异化了的东西，因此，消灭分工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市民社会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分工本身蕴含着消解自身的因素：“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9]从宏观方面看，市民社会是与生产力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交往形式；从微观方面看，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身上所承载的一切具体的物质交往，同时又不局限于物质交往，它必定也包括在全部社会状况中各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意识交往。而且，“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20]如果说伴随着不断扩大的分工而进行的不懈的生产活动，为政制建构积累了需要加以分配的大量权力和利益，那么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独立于个人和阶级、并对它们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进行调节的“国家”。从功能上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调节个人与阶级的利益冲突而出现的。任何阶级都是个体为了某个共同的目标集合起来构成的共同体，然而除了共同目标，每个个体都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所以，每一个体的个人利益及其所属阶级的共同利益处于既相互一致又相互冲突的矛盾状态。为解决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21]由此可见，国家的出现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其功能在于调节个人和阶级之间的权利和利益的分配，同时，“独立于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表明了它在地位上的优先性。“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彰显出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性，这也预示着虚幻的国家最终必然会走向消亡。因此，在政制建构中消除国家也就具备了理论依据。
除此之外，生产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新的唯物史观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将唯物史观的各要素贯穿起来的线索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对生产力做了一个不太明确的定义：“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2]简要言之，生产力就是在一定的共同活动中展现出来的全部生产方式，就是一切活动方式的总和，它贯穿于这种新的唯物史观的始终：首先，生产力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提高的重要推动力；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使交往成为普遍的，创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和世界历史；再次，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生产活动、分工、异化、阶级、市民社会、交往、生产力、社会关系、世界等共同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新的唯物史观最集中的阐述是，“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这、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23]这种新的唯物史观是对历史的全面把握，即对各个阶段上表现出来的全部生产力和全部交往形式的综合把握，它既关注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产，又不忽视人们的精神需要和意识的各种产物。对物质和意识两方面的关注，指明了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方向：从物质和意识两方面入手，彻底消灭个人所受到的束缚，以求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这便是“共产主义”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