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传教士对此的研究

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是由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神父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神父在16世纪最后一年开创的，这一工作建立在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基础上。

传教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改变信仰。一旦达到这一目的，中国社会的专制统治结构将会推动中国民众成为基督徒的进程。

为了接近受过高等教育的文人，传教士们不仅要学会说和理解官话，还要熟悉中国文化的基础——儒家经典。

事实上，16世纪末17世纪初，新来的传教士都在传教点向先来的神父们学习如何说汉语和阅读中文书籍。他们拥有万济国神父的《华语官话语法》一书（直到1703年才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官话口语的入门书，也包括一些手写的汉语与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的词汇对照表。这些词汇是用来学习儒家经典“四书”的，每个中国学生都要用心学习“四书”，但在当时，传教士们没有一本帮助他们学习这些古代作品的语法书。[1]

在17世纪中期，一位耶稣会士在一篇文章中非常生动地描写了在学习汉语过程中所经受的种种痛苦。在结尾处，他对汉语的声调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来说，这门语言实在是太难了，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一种厌恶和绝望的情绪中哭泣——汉语更像是鸟的语言，只有鸟的舌头才能发出这些音！这些声调似乎都差不多，但其实各不相同，我们何时才能学会准确地发出如此精妙的音调变化和声音呢？[2]马若瑟曾说过，有很多传教士从未能正确地学会说汉语。

由于传教士们个体天赋和学习意愿的不同，当然会导致他们在精通古文程度方面的差异。在马若瑟的时代，像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神父、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神父，特别是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神父都很擅长古文，但他们全都承认马若瑟更为出色。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是耶稣会对中国语文学的第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