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简介
第一章的头两页是一份关于古代文学有趣的介绍。根据成书的时间、作品的可信度和写作的风格，这份介绍中的49本书被分成了九大类。
马若瑟希望可以尽快看到自己的《汉语札记》在巴黎出版，他知道当时欧洲的读者已经从早期的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中接触到了一些古老的中国典籍。例如，通过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巨著《中国哲学家孔子》，欧洲人听说了“五经”（经：儒家正统的典籍）、《礼记》、《春秋》和著名的“四书”。《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四书”中前三部的拉丁文译本。
在《汉语札记》长长的序言中，读者们应该还记得提到的有些著作是由道家的某些学者编撰的，这些著作是非儒家正统的，并且据说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所鄙夷。如果《汉语札记》在当时就得以出版发行，欧洲的读者会多么惊异于作者对于中国文学的涉猎呀！[2]
至少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只有三部经典（或“经”）被放在了第一类里，甚至，他们会注意到《道德经》则赫然出现在第三类里，而这部书在当时的欧洲被认为是道家怪异的产物之一。读者们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份分类表是作者个人的选择，而且显然代表了作者自己的一份参考书目。这份参考书目是以马若瑟希望读者铭记在心的一个价值体系为基础的。但是，这是怎样一个体系呢？
《汉语札记》，需用心牢记的1445个汉字（注音）总表的第一页。
现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1728年，当马若瑟把《汉语札记》寄回欧洲，他只有唯一的一个读者——傅尔蒙。傅尔蒙知道这一体系是什么，因为马若瑟在给他的多封信札中提供了傅尔蒙所需要了解的全部知识。
《汉语札记》的首页和第二页见第八幅插图。在这里，我们将对这九大文学分类作一概括性的评述，还将简要描述一下马若瑟所了解的这些作品的特征。
1.“所有的中国人都同意应当把古老的典籍‘经’放在这一类里。最主要的几本是：《易经》、《诗经》和《书经》。”
2.“这一类属于通常所说的‘四书’。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对其特别重视。这几本书分别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此外，还要加上《春秋》和《礼记》。”
3.马若瑟所归纳的第三类里包括两部道家经典和两部次要的礼仪典籍。两部道家经典分别是《道德经》和《庄子》（也称《南华经》[3]）。两部礼仪典籍在唐代被列为经典，分别是《周礼》和《仪礼》。此外，这一类还包括著名的地理神话故事集《山海经》，该书成书于战国末年和西汉初年之间。
4.第四类里包括的作家都活跃在周朝末年。在他们的作品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著名的“楚辞”（又称为“哀歌”或“南方之歌”），这部作品被认为是政治家、诗人屈原所作。“楚辞”中有一首神秘的有关宇宙论的诗歌《天问》，马若瑟对此很感兴趣。接下来就是《关尹子》，战国时期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灵感总汇。《列子》是另一部著名的道家作品。还有荀子的作品，他在人性问题上与孟子颇有争议，认为人性本恶，只有严格的独裁主义者的教育才能拯救人类。这类作家的最后一位是西汉的扬雄，他常常作为渊博的儒家思想家与荀子和孟子相提并论。不过，他也写过一部有些类似《易经》的关于玄学和八卦的作品《太玄经》，只不过书中的内容不像《易经》那样以64卦为基础，而是采用了他自己发明的81个四画卦。
尽管马若瑟已经把孟子归在第二类里，但在这一类的最后，他又额外地加上了孟子——“他被现在的人（宋代新儒家[4]的学者）抬高到了与孔子同样的地位”，马若瑟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5.在第五类里列举的作品都成书于周末或汉代。首先是三本对简短扼要的编年史书《春秋》详尽的注释集：《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同当时的其他人一样，马若瑟认为《左传》的作者还写了另一部作品《国语》。在这一类里，我们还能发现《吕氏春秋》——“记述了许多古代的事物”，以及一部重要的道家思想汇编《淮南子》。此外，还有司马迁所撰写的巨著《史记》，由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成书约在公元100年，相对于其他任何一部中文著作，这部使用小篆体的词源学字典获得了马若瑟的关注——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更多的论述。在这一类里，马若瑟还加上了一部宋代的百科全书——郑樵的《通志》“和其他类似的作品”。
6.第六类包括唐代和宋代的散文家及诗人。如韩愈、“三苏”、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他是马若瑟最欣赏的一位“宋代”作家），“还有其他文风优雅的作家和典籍评论家”。
7.在第七类里，马若瑟放入的是注释学家和评论家。他说，在古代的注释学家中，最著名的就是“二孔”——孔子的后代。其中之一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孔安国，他给《论语》作注；另一位则是6、7世纪之时的孔颖达，他为《易经》作注。郑玄（127—200）保持了他在注经上的权威地位，直至清末；而王肃（死于256年）则在不少问题上与郑玄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在南郊向上天献祭一事上——这也是马若瑟的一个重要观点。最后，还有《诗经》常用的注解本《毛诗》的作者毛苌；以及才华过人的王弼，他在24岁（公元249年）早逝时，留下了对《易经》和《道德经》的注解本。
《汉语札记》第一页列举了马若瑟认为很重要的那些中国典籍。（1893年第二版）
宋代涌现出了大量的评论家，朱熹是最重要的代表。在最近的评论家中，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盛世明君康熙大帝的评论集《日讲》；以及在对《易经》的注解本中较为特别的一本《周易折中》，这部作品出版于康熙晚年（1715）。
8.在第八类，马若瑟收入的是“宋代学者”——宋代伟大的理学思想家，包括只在前一类里提到过的评论家。
这本“大杂烩”式的书叫做《性理大全》，是他们思想箴言的汇总。他们的学术领袖是周濂溪（周敦颐）。在他之后则是“二程”兄弟——程颐和程颢，还有张载，以及前面提到的朱熹和邵康节（邵雍）[5]。
9.第九类也是最后、最低的一类，马若瑟收入的是史家，可能指的是从《汉书》以来历代官修史书的作者。他简短的评注值得注意：
在第九类，我归入了史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写得不好，而是我对他们所叙述的东西不感兴趣，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是在《汉语札记》一书中作者第一次真正地偏离了正题——他在这一刻忘记了他正在编写一本有关中国语言的课本。
以上是就马若瑟对中国古代作品一览表所做的扼要的注解式翻译，从某些方面展现了他广博的阅读——事实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涉猎的确非常之广。马若瑟“期望在中国古籍中寻找有关基督教的痕迹”——他的索隐工作最广泛的体现——这里有上百段摘自其他著作的引文。
不管怎样，马若瑟决定在《汉语札记》的开篇介绍这份古代作品一览表，一定是希望展现他所感受到的整个中国文学。
现代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文学的读本都会提及和论述这些文学作品，但是，正如对那个时代，也就是18世纪早期的读者而言，它们确实是不易理解的。这份表里除了极少数的作家和作品，其他的都让读者感到陌生和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