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1年
1731年8月27日的信札
1731年对马若瑟来说是充满安慰的一年——船只为他捎来了傅尔蒙的回信！他觉得失去这个在巴黎的朋友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现在他苦难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先生，我最终获得了我找寻了四年之久的东西！您的信札向我表明，在您那里我得到了一位我所希望的朋友。我越了解您，我就越热爱您，我也就越快乐。
您只有46岁，正当盛年；而我垂垂老矣，已经65岁了。我所开始的事业，我希望您会继承下去，我们一起向那些真正的学者们展示古代世界的多姿多彩。
傅尔蒙的回信写于1730年9月10日，错过了马若瑟1730年11月那些绝望的信函。我们在下面即将读到，马若瑟在这封信中稍有提及那些信，只是说随信还附有两卷手稿。事实上，傅尔蒙的回信是针对1728年12月马若瑟寄给他的一个大包裹中的众多信札的，这些信札直到1730年1月才送达法国。
傅尔蒙在回信中谈到自己在研究中国语言上是如何艰难，他就此撰写了多少卷书稿，包括让马若瑟深为注意的一部语法书。这封信的第一部分就包含了马若瑟对此的反应。另一方面，傅尔蒙也不得不承认他在阅读中文书籍方面存在相当大的问题——这似乎能从马若瑟的暗示中看出来。
在您对汉字所做的大量研究之后，您一定懂得了不少汉字。您的语法表明您一定已经明了这种语言的特质。当我开始阅读中文书籍时，我没有您知道的那么多；而且我可以向您保证在那时候，我所拥有的资源远不如您。
很难相信傅尔蒙所提到的帮助是来自于黄嘉略的，他所说的更可能是指在皇家图书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学院（Collèg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in Paris）中保存的那些众多的中文书籍以及关于中国的欧洲书籍和手稿。
我给您的建议是首先学习我那本《汉语札记》的第二部分，您将得益于我所论述的一切。我已经把那些虚词和短语变化阐释得十分清楚，很快您就可以阅读“经”，也能理解它们，您的水平会比许多在这里的人都要好，而他们则受到了来自巴黎大路易学院（苏熙业先生）高度称赞的。
在我的语法书的第二部分，您会发现一篇我写的关于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文章。在我对汉语的虚词和中文文体进行论述之后，我插入了这篇文章，为的是表明一个欧洲人完全有可能写出优美的中文文章，因此说他可以去鉴赏“经”当中最为优美高贵的文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并不是建议您应开始中文的写作……对您而言，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更为要紧的是，您得准备好来评价我所寄给您的作品，以便采用他们的思想观点，这样会给您自己带来荣耀，以及为上帝带来无上尊崇的荣光。
傅尔蒙于1728年8月在科学院读到了与214部首相关的文章，他一定把他关于214个部首名称的奇怪论文寄给了马若瑟。在他的论文里，傅尔蒙将这些部首表述成一系列“可以用来组成短语”的词语，“它们概括了人类始祖的历史，他们的进化过程，以及其艺术等等”[31]。
马若瑟对此一定非常震惊，不仅是因为傅尔蒙论文的天真幼稚，也是因为自己确实不喜欢214部首系统！他的意见如下：
您不应当将自己拘泥于语法之中，也不应当尽想一些无意义的事情。这些汉字所被赋予的名称并不重要，值得考虑的是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只能从词源学的研究和大量的阅读中进行学习。
傅尔蒙肯定告诉了马若瑟自己对于欧洲涉及到中国的书籍的研究情况。他草草地分析了那些研究者：卫匡国确实不了解中国人；基歇尔思想开放，可是偏听偏信。柏应理和他的同仁们好一些，至少他们懂汉语，但他们的年表建立在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是不能被认同的。[32]
最后，马若瑟谈到了他主要的忧虑，即傅尔蒙在信中表现出来的犹豫。
您告诉我您的心中充满了疑虑。没关系，它们将会一点一滴地消失……我无法相信您会因为存有一些疑虑就会想放弃这一事业……您不能要求我去做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事……不要坚持要一份能证明我所说的为真理的材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马若瑟写道，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是孔子撰写了他提到的“《易经》的文本”，因为司马迁就是这样说。这就足以让在北京的那些博学的学者们宣称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我并不在乎这些反对者。”
马若瑟所能提供的某种证据是他对于无数的文本和文字的研究成果，包含在两部手稿中，随信寄出。其中一份就是长达124页的论文，关于《易经》中前两卦的阐释——也正是他前一年不敢寄出的那篇文章，因为他那时尚不清楚傅尔蒙在宏观上是如何把握索隐学思想的。另一份则是一篇巨著。
为了从某些方面解决您的困难，我寄给您一份比较长的手稿。我自己也只有一份抄本。我已将它完全托付给了海上航行，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设想；我更愿意相信它已交到您的手中，而不是在我死后被虫子蛀烂。请把它视为您的所有物，您在此基础上会写出很多有意思的论文。
马若瑟在这一段的末尾加上了一贯的警告——不要让苏熙业和图尔内米内知道……即“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权威们”。[33]
事实上，这篇“比较长”的手稿，总共有658页，落款于1724年5月21日，题为《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教条之遗迹》（Selecta quaedam vestigia preo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aneo dogmatum ex antiquis Sinarum libris eruta），一个半世纪以后在巴黎出版，法文名为Vestiges des principaux dogmes chrétiens tiré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上述两部手稿都将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中进行讨论。
最后，我们要介绍一位新人物。马若瑟的信中有两页在谈论一部名为《居鲁士游记》（Vorages de Cyrus）的书，由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Andrew Michael Ramsay）于1727年所写。马若瑟读了这本书，而且从书中他知道了现在他在欧洲又多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在那本书中有一些关于中国古籍的内容，但远远不够。马若瑟毅然提笔给作者写了信，如同他在1725年给傅尔蒙写信一样。
我们将在“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一章中讨论相关的问题。
1731年8月29日的信札
在两天之后的下一封信里，马若瑟开始谈论起《六书实义》这部作品，他把它和其他一些东西放在1728年寄给傅尔蒙的一个箱子里。在那个时候，马若瑟确实想到了附上一份译文。从马若瑟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傅尔蒙一定对该文，或针对其译文而言，有比较肯定的看法，甚而也许是一种称赞，因为他不可能阅读《六书实义》的原文。
我很高兴把我用中文写成的关于“六书”的拙文寄给了您。这篇文章我写于几年前，为的是向别的传教士们展示我并不畏惧无论是汉语的“六书”，还是汉语本身。由于缺乏合适的校对者，所以我无法将其出版。
也许在这里，马若瑟甚至没有试着仔细地描述一下该文获得批准的繁琐过程，而这一切他曾在前一年的某封信里提起过。他肯定知道阅读这篇非常“中国”的文章，需要拥有对《说文解字》这本字典相当详尽的知识，可对他的同仁们而言的确超出其能力范围。想到这里，马若瑟就开始对他在北京的那些亲爱的朋友们的能力冷嘲热讽。
在那个时候，我听说在北京的一位同仁给了苏熙业神父一篇关于汉字起源的文章——那一定十分有意思。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已经撰写了多卷四开本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作品。不过，他的这篇文章同他关于《易经》的文章都是从满文翻译过来的。我相信这一篇会比前一篇要好。
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文章见于冯秉正神父写给苏熙业神父（前面提过的巴黎耶稣会士）的信，日期是1725年1月1日（我们之前也有所提及）。马若瑟所不知道的是，正是这篇文章启发了傅尔蒙关于中国语言的演讲摘要，发表于《特里武论文集》上；也正是这篇文章导致了他自己给傅尔蒙写了第一封信。显然，马若瑟永远都不知道这一切。
在广州，所有这些好作品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可惜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其内容是什么，它们就已被寄给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学者。学者们十分满意地拿到这些文章。而与此同时，他们发现文中并没有什么能超越自己的研究，因此对文章提不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出版机构却因为没有新的评论而痛苦地呻吟，世界如同以前一样再度被欺骗。
如果在阅读中文书籍的时候不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去调查是否有其他专业人士有理有据地驳斥过作者的观点，那么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当一个人在找寻真理时，他会这样做。可是当一个人只是想在别人眼里揉进沙子，那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
傅尔蒙再度对马若瑟的汉字研究发表看法，称其为“天真的，但却不能证明什么”。
马若瑟谈到，他在研究中严密地遵循了《说文解字》的汉字六书系统，该系统的权威性被每个中国人所接受。他声称在这部作品中充满类似的研究，而且所有当代的著作在释字时都遵循的是同样的原理。在中国没有人会这样说：汉字的形成是偶然的，而其结构也不表示一个清楚的意义。“我还没有遇到一个人认为这些研究是天真的，而且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欧洲人往往为了某个问题争论不休，而中国人却不像我们这样。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让汉字的发明者复活，去问问他在创制象形文字时，是否把那些我们能看出来的信息糅合进了汉字当中。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除非能让逝者复活，否则没有一部作品能得到大家的信任。过分的怀疑会导致怀疑论——愿上帝拯救我们！
马若瑟在这里加入了一段很长的论证，关于他是如何证明古代中国人知晓三位一体这一事实的。论证采用的是演绎法，即以上面所展示的来结尾。我们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中会再次讨论这篇论证。
在这封信中，有一些关于刘凝的只言片语。马若瑟曾在1728年10月16日的信里对他的藏书有过赞扬。本书有专门的一章来讨论这位文人，他对马若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31年8月30日的信札
这封短信涉及到了书籍和费用，但信中也有两个比较尖锐的评论，其中一个是略带苦涩的责问。
信的开头，马若瑟谈到了总额为1000埃库斯[34]的钱，这是傅尔蒙或者比尼昂曾答应带给他用来购买一些中文书籍的费用。不过，他只收到了200磅[35]，相当于47两。这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买不了多少书。更何况他也不能买，因为他没有被告知在王室图书馆里究竟已经藏有哪些中文书籍。
我以前曾告诉过您我对您出具的书单的看法，那份书单对于王室图书馆而言毫无用处，而且也毫无价值。
不过，马若瑟说他会很乐意去获取某些书籍，只要他得到了买书的钱。
在北京可以获得两套重要的系列藏书。一套包括所有的道家著作，另一套则涵盖了儒家最优秀的作品。还有我以前给您写信时提到的“经”的系列书籍，以及我所知道一些小部头的作品，我会尽量去找寻它们。在我看来，上述书籍将用来装点和丰富世界上最伟大的国王的图书馆，这就是我所能期盼的一切。不过，购买这些书至少需要2000两……
接着，马若瑟转而谈到了一个私人问题，即他的《汉语札记》的题词问题，这显然是用一个间接的方法来问起这本书本身。傅尔蒙怎么可能在信中只字未提这部作品呢？
您忘了提到两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信札——其中一封是给比尼昂教士的，另一封则是给您所在的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的。因为当我得知那位杰出的绅士年已垂暮时，我就写了第二封信。不过现在我听他的侄子勒·谢瓦利埃·罗比斯特先生（Le Chevalier Robuste）说他并未到高龄，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些消息。另外，我寄给您两篇题词，希望您帮我挑选一篇放在《汉语札记》的扉页。
就这些了。不难想象是什么使马若瑟抑制了自己，没有更为直接地询问：我的书到底怎么样？
信末马若瑟回答了困扰傅尔蒙的问题，而我们则发现了傅尔蒙手书在信的空白处的按语，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有意思的评论中的一个。马若瑟写道：
您问我有没有关于语法和句法的书，我觉得没有。中国人学习自己的语言，就像我们国家妇女学习语言一样，并不了解语法术语和句法规则。我只是偶然发现了几处关于某几类词语的术语。
接着他提到了实词和虚词，即死词和活词，在他的《汉语札记》里有相关的说明——那是马若瑟在他所读过的书中找到的仅有的语法论述。关于句法，他说在一本书中发现了一些章节谈到固定短语。
当然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字典，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中国学者想到去阐释其母语的本质。
在信的空白处，我们发现了一处傅尔蒙写的按语，字迹已有些难以辨认：“错！我就有相当多的语法著作的书名。”这可以参考傅尔蒙于1742年出版的《中国官话》一书，书末第505页至第511页收录了一份包括138部语法著作的书目。他自己说这些书名都是从《正字通》这本字典中摘录的，出现在刊目之前。这属于引证，包括大部分作过注的字典和注释家的作品，书目的开头部分就是《说文解字》的许多版本。
傅尔蒙在其书中第505页上写道：
认为中国没有语法书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语法书太多了，完全可以装满一个图书馆。但是由于皇家禁令，我们无法将其运回法国……《正字通》的作者参考了其中的很多作品来查证字典中汉字的意思。我在此列举这些书名，尽管这些书还无法在法国看到。
傅尔蒙如何能相信，对于《汉语札记》的作者马若瑟来说，在中国有这么多他所不知道的语法书呢？在此处和别的很多地方，我们不得不怀疑傅尔蒙是否真的试着去读过《汉语札记》这部书。
1731年11月10日的信札
自我上次满心欢喜地给您写信已两月有余，而我则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年初，我两次中风，有瘫痪的危险。到了9月，我又被疾病侵袭，这一次持续了一整天，不像前两次那样只有几个小时。人们说对汉语的研究耗尽了我的精力，如果我继续操劳，那就会导致死亡。只有有规律地生活，避免过度操劳，我的生命才能再延缓几年。没有人，无论他年老还是年轻，都不可能在应得的生命之外多活一天；特别是对一个已经65岁，多次中风，而且对随时可能悄无声息地离开入世的老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真理。无论怎样，我亲爱的朋友，请继续和我保持通信吧，直到您听到我的死讯的那一天……
现在来自法国的船已抵广州，我应当全文抄下一些文章给您，或者写一些新的论文，但是前提是必须在身体健康的条件下进行，可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前几年我曾得过痛风，但我什么也没用，就喝洋甘菊茶剂把自己给治好了。我真希望我还有一些这种茶剂，这样就能让我自由地思考和写作了，然而现在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点工作都能置我于死地。
马若瑟最后一次请求傅尔蒙帮助自己获得某种褒奖，这样一来，他就会受到来自广州和北京的其他传教士的尊重。
在六到七个月里，我就可以知道关于我们之间的小秘密，您是否已运作成功。名誉院士的头衔显然是十分荣耀的，但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我所希望的自我的荣耀。它把我们的理论发扬光大，并且使这一理论在那些试图反对的人那里获得尊重。您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您的朋友中找到几个对此感兴趣而又好脾气的人，让他们给我写信，向我提问，我会尽我所能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种互相交流的信札往来将在这里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傅尔蒙建议马若瑟应当给学院的院士们和某些高层人士写信，寻求他们的同意或支持，但是马若瑟并不确定傅尔蒙是否允许自己这么做。“我亲爱的朋友，您得告诉我应该给哪些人写信。”[36]
在这封信里，从一些暗示来看，傅尔蒙告诉过马若瑟在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中支持和反对他候选资格的同事的名字；但这些线索并不很清楚，总而言之，事实不明。索隐学在那几年刚为法国人所知，在学者和科学家们当中，充斥着对这样一种过时的推测的反对之声——这种理论成了巴黎知识分子谈论的笑柄。马若瑟怀疑巴黎的耶稣会士和自己在北京的敌人之间已达成某种阴谋。
他对自己缺乏运气做出了回应：
对于中国的正确认识来得太晚，这并不是我的错。我曾试图尽我所能将其传达周知，但我却和不适宜的人士通信。如果我早15年认识您，我的计划现在已向前推进了许多。图尔内米内神父不愿屈尊给我回信，而苏熙业神父则把我捧到了天上，可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保卫他的拉丁文《圣经》，他不理解，或者也不想去理解我所寄给他的全部材料。在他出版的书中他加入了一长篇对宋君荣神父的称赞，这使我确信即使失去他这个朋友，我也并无太多的损失……[37]
直到我决定给您寄去我为“易西斯女神碑文”的译者布列加神父所作的论文时，我才开始期盼我的工作能获成功。
傅尔蒙一定详细地告诉过马若瑟，这种理论完全引不起巴黎学者们的兴趣，于是马若瑟就尝试来解释一下原因。
但是在开始解释之前，马若瑟竭力重申以前曾提过的自己和傅圣泽理论的差异。他说，尽管存在差异，但孔子的孙子曾说过：“一个好的木匠不会因为两英寸的朽木就丢掉一段绝好的杉木。”如前所言，马若瑟从巴黎其他的通信者处获知傅尔蒙不同意傅圣泽的观点，他也许还知道他的这位索隐学同仁住在罗马，在传信部向那些有兴趣倾听的人们自由地宣扬他的理论——马若瑟一定很羡慕他！
欧洲学者对该理论兴趣了了，马若瑟对此的回应如下：
我同您一样，可以理解中国古籍对大多数欧洲学者而言缺乏吸引力。在我看来，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的语言和中国式的写作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为了消除这一原因，我写成《汉语札记》一书并寄给了您。
其二，人们想象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是尊崇自己的国家，我们在“经”中读到的所有那些伟人都是中国人，中国的统治者们和他们所谈论的事件都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消除这一偏见，我去年寄给您我的文章《远古中国的年表》……在文中，我远溯至黄帝，不过历史很容易从远古延续到司马迁的年代，再到朱熹的年代……
我承认到现在为止，所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尚不能自然而然地促使欧洲学者来学习汉语。但是您不得不承认世事难料，也许某一天中国古籍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马若瑟说他信任“世俗学者”——即傅尔蒙及其朋友的诚实、有教养，并且不带有偏见和忌妒之心。而对教会内部的学者——巴黎的耶稣会士，很久以前在马若瑟还不知他们为人如何时，曾寄去对18个象征符号的研究材料，他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向傅尔蒙展示。“哦，不，他们绝不会这么做的！”“因此如果你试图和他们讨论这些事情，那你就是在浪费时间……”
这封长信的最后一部分是马若瑟对傅尔蒙的“反对”意见的回答。他再一次细致而又耐心地去说服他的通信者相信自己理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这一部分会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加以讨论。
马若瑟在信末写道：
我十天前开始写这封信，在健康状况允许且不被别的事务所打扰的条件下一点一点地继续着，我现在要停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