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札记》出版之后

关于马若瑟的这部作品，有两篇书评，一篇在巴黎发表，另一篇则在广州，但两篇都令人不甚满意。

过了几年，另有两篇关于《汉语札记》的书评发表，一篇是由慕尼黑的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写的，另一篇则由罗伯聃（Robert Thom）写于广州。

第一篇书评发表在《博学者杂志》的9月号上，由雷慕沙撰写，他对《汉语札记》的情况早已了然于胸。

雷慕沙在书评中再度重复了在自己的《汉文启蒙》（1822）和《亚洲新杂纂》（1829）中对该书的赞扬，还谈及正因为这些赞扬才致使金斯博鲁勋爵出资资助该书出版。为了支持这一观点，雷慕沙摘录了金斯博鲁勋爵写给自己的部分信件的内容：

……您所表达的遗憾，以及您关于这部著作将不会被出版的预言使我与马礼逊博士安排了出版该书的计划。（1824年9月14日）

在这篇书评中，雷慕沙详述了自己先前对《汉语札记》的赞誉之词，但仍有所保留。他说，《汉语札记》永远不可能成为一部系统的语法书，但却能引领学生们进入到中国作家的作品天地中……它可以作为一部修辞学的全部讲义，甚至还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大全，而且也将会一直作为一部优秀的短语汇编来供使用。但是，《汉语札记》不是一本系统性很强的著作，也没有以通常的任何一种体例来进行编写——雷慕沙说：“这是一种赞扬，也是一种批评。例如，书中没有任何《位置说》（Theory of Position）一书的影子，而该书在很多年里一直是巴黎教授汉语的基础教材，该书改变了以前遵循的体例，采用了一种理性的哲学的方式进行写作。”

对于《汉语札记》的结构和内容，雷慕沙令人奇怪地提到了傅尔蒙。他说，差不多所有对中国语言感兴趣的人都从傅尔蒙的《中国官话》（1742）中或近十年来那些为数不少的《汉语札记》的抄本中，了解了《汉语札记》这部作品的梗概。但雷慕沙没有就马若瑟在书中所展示的中国文学的特殊方式进行评论。在一份专业的学术期刊，如《博学者杂志》上，出现这样的疏忽甚为奇怪。

另一篇书评发表在此后一年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1832年8月）上，只是光秃秃地罗列了各个章节的名称，仅有一点总体上的评论，称该书作者把如此多优秀的内容非常实用地编撰进了书中，但没有一个字谈及作者。这篇书评的匿名作者不知道，或者说假装不知道马若瑟的人品、他所处的时代、他的生平及著作，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连马若瑟是来华耶稣会士都没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