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若瑟的索隐主义再度复兴

第十一章　马若瑟的索隐主义再度复兴

1878年，马若瑟最长的索隐学著作《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1]在巴黎出版了法文译本，页下均注有中文的引文。这篇长达509页的论文收录于《基督教哲学年鉴》（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中，卖出了200部独立的抄本，标题为《中国古籍中蕴含之天主教要义遗存，附中文复印件》（Vestiges des principaux dogmes chrétien tirés des anciens livres chinois，avec reproduction des textes chinois）。

在这本书的扉页，写明该书自拉丁文翻译而来，并附有由博纳特和保罗·佩尔尼撰写的许多附注和评论，“中国原来的宗座代牧主教”。

奥古斯丁·博纳特（Augustin Bonnetty，1798—1879）是天主教哲学家，也是一个善辩论者，在1830年出版了《基督教哲学年鉴》一书。

保罗·佩尔尼（Paul Perny，1818—1907）是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在贵州传教了25年。1868年，他返回法国，出版了两部字典和一部《中文口语和书面语语法》（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orale et écrite，1873—1876）。佩尔尼翻译了国家图书馆中的拉丁文手稿，并整理了手稿中的很多中文引文。

两位编者所加入的序言部分和很多章节充斥着对当时法国哲学界盛行之风的驳斥，尤其针对有权威的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议长，以及对耶稣会士的反对。

书中兼有不少赞誉之词，而且马若瑟的索隐体系也被接受，认为其“开启了天主教护教学以及关于基督在中国之预言的新道路”。

这份出版物激起了耶稣会士的愤怒。布鲁凯（J.Brucker）神父在一篇很长的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评论，文章的题目是《耶稣会神父们的宗教、哲学、历史、文学研究》（Études religieuses，philosophiques，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 par des Pè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现在简称为《研究》。

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我们会有这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再度听到来自马若瑟的敌人——宫廷耶稣会士们的攻击，事实上这篇文章已引用了宋君荣神父的言论来反对他。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即马若瑟“走得太远了”，我们已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

但是，评论者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在出版马若瑟的著作时，教宗利奥十三世[2]已经给编者寄去了一个持肯定态度的训谕，编者们将其放在了书的扉页。

布鲁凯为了解决这个小问题，声明“教宗当然没有打算认可马若瑟的所有观点……”此外，有趣的是，他总结说这份训谕“确实是一个释罪，我们几乎也可以称其为一个平反昭雪，从教皇的角度来看待耶稣会士过去在中国的传教……其中一些耶稣会士背离了正道……但大多数对此是不赞成的……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反对者（在中国的其他传教士），如果他们追随正道，那么他们会表现得更加热诚，那么我们也就得到了宽恕……”（原文如此）

在这里没有必要对这个评论文章进行评说，取而代之的是让我们看看教宗对此的看法吧。

亲爱的孩子们，问候并祝福你们！

亲爱的孩子们，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那样一个民族，极度为他们的古风而感到自豪，并对谈论在其学说和风俗中所存在的有关天国荣光的话题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们会不屑于新的民族及其学问；就如同这个民族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上帝向人类的祖先启示了真正的宗教，而他们轻视天主教，不是将其看成一个古代宗教全面的进步，而是看成现代学问的创造物。

他[3]通过令人信服的论据，致力于消除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看法，确实用一种了不起的方式为清除传播基督宗教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此我们要祝贺你们，亲爱的孩子们，在一位上个世纪在华耶稣会士所完成的高深研究的帮助下，你们正在用一种新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典籍和古代圣人的作品，而且从这些书中摘录了关于我们神圣宗教之传统和教义的清楚证据，这些证据证明了在上述地区很早以前就接受了基督的宣告，并且在其古风中已显示出，中国人早就明确地从圣人的作品中获得了其宗教的教规和学说。

愿上帝支持你们的计划和研究！在天国之明灯的指引下，你们就能阐释圣人的精神，也就因此开启了通往真理的捷径，并因此而使无数的灵魂得到救赎。

这就是我们衷心的希望，与此同时，作为神恩之预兆，以及来自慈父般关爱的保证，亲爱的孩子们，我给予你们爱和教宗的祝福！

利奥十三世

1878年（我任期的第一年）8月12日，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