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索隐学派

中国索隐学派的总体情况和马若瑟的索隐学研究将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中进行探讨。由于在那一章之前，索隐学派的理论会出现在本书的很多地方，因此在这里对他们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索隐学派是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普通索隐学派的独特变体。中国索隐学派把一直应用于《旧约》中的索隐学或象征学的释经法也用到了解释某些古老的中国典籍上。

稍后我们将解释他们这么做的动机和原因。在此只想说明，他们建立了一套解释中国古籍的系统，这套系统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单纯的索隐式释经多得多。他们深信，这些古籍不是中国人的，而是属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先知性著作，不仅涉及到了真正的上帝，还谈到了弥赛亚（Messrah）。如果向中国人说明这一切，他们就都会成为基督徒。

中国索隐学运动是短暂的。它始于白晋的研究，后继者还有傅圣泽（Jean 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和马若瑟，他们都是法国耶稣会士。这一运动盛行于17世纪的最后10年到18世纪中期。但在这个狭小的耶稣会圈子之外，很难见到这样积极的研究。中国索隐学家们都是活跃而多产的作家，但在他们数量众多的作品中，却没有一篇论文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得以发表。

18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他们的想法为欧洲一些人所了解之后，中国索隐学家们都遭到了嘲笑，特别是来自法国学者的嘲笑。柯蓝妮在其《中国传教会中的索隐主义》（Die Figuristen in der Chinamission，1981）一书中谈到了中国索隐学派的总体情况。

最近有一些专题论文都有较长的章节专门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包括：柯蓝妮的《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P.Joachim Bouvet，S.J.Sein Leben und sein Werk，1985），魏若望（John W.Witek）的《耶稣会士傅圣泽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 François Foucquet，S.J.，1665—1741，1982），孟德卫（David E.Mungello）的《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与汉学的起源》（Curious Land：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 of Sinology，1985），以及保罗·A.鲁尔（Paul A.Rule）的《孔子还是孔夫子？》（K'ung-tzu or Confucius？1986）。

我们将以柯蓝妮的研究为主简要介绍白晋的索隐学观点，因为马若瑟是白晋的学生，而且两人在一定的阶段发生了决裂。

相较于白晋，对马若瑟而言，傅圣泽的观点和一些活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建议读者可以参阅前面提到的魏若望的《耶稣会士傅圣泽传》。我们在本书中所需要了解的就是从1711年到1720年傅圣泽同白晋一起工作。当傅圣泽被召回罗马时，他获得了主教的头衔，住在传信部总部，生活安逸，直到20年后逝世于此。除了少数几次和红衣主教的短暂会面之外，傅圣泽没有机会去向教会当局阐述自己的索隐学思想。不过，他倒是和一些偶然来访者们，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夏尔·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和安德鲁·拉姆赛（Andrew Ramsay）坦率地谈起过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