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慕沙发现《汉语札记》
让·阿贝尔·雷慕沙（1788—1832）曾是巴黎一个学医的学生，当他在看到古董收藏家阿贝·德·泰尔森（Abbé de Terson）所收藏的一本插图版的中国植物学著作时，开始醉心于中国和中国语言。雷慕沙从傅尔蒙的书中，从巴耶的《中国博物志》和他发表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汇刊》上的文章中自学了入门的汉语，同时又利用在北京的那些宫廷耶稣会士于17和18世纪所编撰的语法书和字典学习满文。
雷慕沙23岁时，他还是一个学医的学生，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不太长的汉学作品《中国语言文字论》（Essai sur la langue et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吸引了很多年长于他的学者的注意，其中就有权威的东方学家斯尔维斯特·德·萨希（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法兰西学院的院长等人。
雷慕沙从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一书中知道了《汉语札记》，怀疑该书就藏于王室图书馆中，而后费了不少力气才得到它。[2]他誊写了该书，而后在他的抄本的基础上据说又有其他人抄了十份，这些人里就包括克拉普罗特（Julius von Klaproth，1783—1835）和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
1813年，雷慕沙就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了答辩，论文的内容是通过查看病人的舌头来诊断病症的中医技法[3]。但是，一两年之后，他决定放弃医学，转而投身于汉学研究之中。
1815年，法兰西学院为雷慕沙设立了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教席；1822年，他出版了《汉文启蒙》（É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一书，这是在欧洲写成的第一本实用的汉语语法书。此后数年间，针对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雷慕沙还撰写了很多优秀而重要的著作，但在本书中我们不需要去关注它们。
不管怎样，在《汉文启蒙》的序言中，对沉寂在王室图书馆里的《汉语札记》的手稿，雷慕沙进行了较好的介绍。
雷慕沙说，马若瑟第一个清楚地区分了汉语的两种风格，其他的作者都未能注意到这一点。马若瑟将这两个部分加以区分和说明，特别强调了在口语和古典汉语中虚词的应用。他通过大量摘自最好的书籍中的例句展示语法规则。《汉语札记》中包括了许多关于文体和修辞的规则，“对渴望了解这门语言的原理，进而能够理解中国作家的那些人而言更为有用”。
但是，马若瑟也处理了语法要素，读者唯一能提出的反对意见就是作者罗列了如此丰富的语法现象，或者可以这么说，作者列举了太多的例子，而不是把它们按照通常的语法规则进行合并。这本书更像是一本短语汇编，逐条去进行解释，而非一本真正的语法书。
雷慕沙没有提到的是，马若瑟早已预见到这些反对意见，并在书中反复地强调掌握汉语一定要通过学习和理解大量的例句。雷慕沙接着讲了一个预言，有幸的是，这个预言没有成为现实：
这就是这本珍贵的有超过12000个例句的著作将不会被出版的原因。
在结论部分，雷慕沙谈到，尽管《汉语札记》不太适合初学者，但对那些已有一定汉语基础的人来说却能从中受益。读者需要穷年累月翻阅中国名家文字所获得的知识，现在通过该书就能有所收获。
雷慕沙的《亚洲新杂纂》（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1829）的第2卷有一个副标题《传记研究》（Etudes biographiques），内容包括一些描写中国皇帝、哲学家、历史学家，以及12位传教士的短文，其中有一篇马若瑟的传记——雷慕沙说马若瑟和白晋以各自的方式成为了这12位传教士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这里，雷慕沙再次提及《汉语札记》，称其为“文学总论”，而且他也提到该书的一份抄本已经寄往马六甲，将在那里出版。
雷慕沙也谈到了马若瑟写给傅尔蒙的一些信札的简短摘要——就是那些发表在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中的信札——他说在这些信札中“肯定有不少有意思的细节”。遗憾的是，傅尔蒙却没有保存它们，仅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了其中的一封——那就是马若瑟于1733年10月5日写于澳门的最后一封愤怒的来信，克拉普罗特1817年将其发表在《百科全书年鉴》（Annales encyclopediques）里面。显然，这些信札，也就是在本书中展现给诸位读者的信札，现在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在当时却不在那里，或者说它们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当《汉语札记》于1831年出版之后，雷慕沙重读该书，并且作出了新的评价。我们将在简要介绍《汉语札记》的出版过程后，对那篇文章进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