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索隐学理论

在“导论”一章中，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以白晋、傅圣泽和马若瑟为代表的被称为“索隐学派”来华耶稣会士的理论。在本章介绍马若瑟有关索隐学理论的著作之前，我们将先用三小段的篇幅来讲一下“索隐学派”这个词最初是如何被用来描述这三位耶稣会士的思想的。

索隐学是象征学的另外一种说法，象征学是在解释《圣经》中的某些文本时所使用的一种特别的，有时也颇具争议的解说方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索隐学派的理论拥有和教会同样古老的历史。

当欧洲的学者们对白晋及其两位学生的思想有所了解之后，他们对白晋等人用解释《圣经》的索隐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籍感到十分震惊。例如，欧洲的学者们或许听说过索隐学派将中国神话传说中一位叫做伏羲的皇帝尊为和《圣经》中的以诺一样的人物。这种看法对正要迈进启蒙时代的某些思想严谨的学者而言，无疑就像痴人说梦一般。

索隐学派这一称谓可能是在1730年左右由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的历史学家弗雷烈提出来的，是一种带有否定意味的别称。[1]

就在那几年，巴黎出现了一些狂热的詹森主义者（Jansenists），他们根据《新约》，尤其是《启示录》（Apocalypse）中的人物，预言犹太人的重要皈依即将到来，罗马教会即将覆亡等等，因此让人觉得极端另类。自1728年以来，这一运动最终导致了“大骚乱”的爆发。他们达到了一种迷狂的状态，声称可以作出预言，医治疾病。巴黎人称这些可鄙的人为“索隐派”[2]。

弗雷烈一定听说过傅圣泽在罗马向人们宣传的那些观点，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就和巴黎索隐派（Paris Figurists）的观点一样荒诞。

可是，弗雷烈无法判定支撑索隐学派观点的那些文本的对错，他或许没有意识到索隐学派的说法在原则上和17世纪盛行的有关异教信仰和天主教信仰的比较研究无甚差别。伯里耶、于埃和汤姆逊（Thomassin）等人的著作当时并没有退出那个时代，不过实际上可以说它们已经过时了。[3]

事实上，用“索隐学派”这个词来定位三位法国在华耶稣会士是不确切的，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在中国古籍中寻求“形象”不过只是他们庞大的《圣经》注释学研究计划所涉及的一小部分时，就会发现这种称谓越发不合乎实际了。尽管如此，这种称谓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并被广泛接受。我们在此也使用这种说法，但加上了一个定语——“中国”，将他们称为“中国索隐学派”。

中国索隐学派研究的核心是《易经》，在中国，他们曾因对这部神秘的著作深感兴趣而最早被称为“《易经》主义者”。早在17世纪中期，在华耶稣会士们就深入细致地研究过这部著作，我们将在下一部分的开始介绍他们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