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
傅尔蒙第一次对马若瑟的观点有所了解是在他读到了马若瑟第一篇索隐学论文时——我们将其称为“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傅尔蒙在1725年收到马若瑟第一封信的同时收到了该文。
我们听说过马若瑟在广东曾于1721年卷的《特里武论文集》中发现了一篇文章，该文是关于一位叫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的。这位耶稣会士曾破译过象形文字，宣称古代埃及人已经知道了圣三位一体。马若瑟曾经给他写过信，但是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事实上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位耶稣会士是否收到过该信，总而言之，看来布列加神父并没写过回信。[18]
为了介绍自己的索隐派观点，马若瑟决定从布列加的译文出发，来写作一篇文章，以《关于中国书籍和文字的一篇论文——选自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译自易西斯女神腰带的一封信》（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res et les livres de Chine，tirée d'une lettre au R.P.de Briga，Interprète de la bande d'Isis）为题，并将这封信寄给了傅尔蒙。
这个题目不太恰当，可能是为了避免视察员的检查而用的吧。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我们认为其目的并未成功。
事实上该文大部分是对《易经》的介绍，行文流畅，富于教育性。无论是对那些不懂中文的聪明读者，比如布列加神父，还是对那些懂些许中文的人，比如傅尔蒙，都能理解该文的全部内容。再有，对上述二人来讲，对这个奇特文本进行研究都必将是一种奇妙的经历。
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中国古典文献记录古代君王的言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可以被看成世俗著作。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中国人从早期社会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其中谈到了“至圣”……
如果仔细考察这些珍贵著作的隐含意义，对我来说，我们能向欧洲那些真正的学者们提供的资料没有比这更为有意思的了。此外，除了向中国人解释这些秘密之外，我认为再也没有更好更便捷的方式以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了。
该文选自一封拉丁文信函，该信是写给一位精通古埃及文化的人的，所以当读者们发现其中有有关中国人和埃及人的对比时，以及我们讨论《易经》符号所用的具体方式时，请不要感到奇怪。
这些文字的后面是关于埃及文字的一个短评，无非是讲埃及的大部分文字和中国文字一样是象形文字，是某种神圣的符号。马若瑟谈到自己通过伯纳德·德·蒙福孔的《古物图录》（L'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epresentée enfigures，1719）一书对埃及象形文字有所了解，他在广东时从一位船长那里看到了这部书的抄本。他引用了亚历山大利亚的克莱门（Clemens）著作中的一段话，这个段落翻译了宙斯神庙门口的文字：“上帝憎恨蛇的不敬。”但是此处他没有提到布列加的作品。
在这些评论之后，马若瑟用了九页的篇幅转而论述中国文字的六种分类，也就是“六书”。他在《六书实义》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字体系曾作过解说，用的常常是同样的字和例句。
在谈到第一种类型的文字——指事字时，马若瑟没有进行详细说明，但他说他所举出的七个字象征着天主教中的两个神秘圣事，也就是圣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
谈到第五种经常利用比喻的造字法“假借”时，马若瑟提到了一位中国学者。“这位学者在研究了60余年的母语之后，得出了经典不能被理解的结论，因为比喻的含义已经早就被遗忘了。”这个人就是刘凝，字二至，马若瑟很敬重他。马若瑟后来在写给傅尔蒙的信中，尤其是在《六书实义》中还多次提到刘凝。
马若瑟的文章从这里转向讨论《易经》，中国人坚信《易经》是最伟大辉煌的著作，然而马若瑟认为只有天主教徒才能懂得它的含义。
一篇有关《易经》的评注中谈到该书为孔子所著，书里描述了宇宙的形象，同时也描述了“圣”（圣人）的形象。
马若瑟在随后的评论中认为《易经》是一本神圣的书籍，而且事实上，它是一部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性的著作。
这本书的卦图和附录都和“圣”有关，用极夸张的言辞描述了“圣”的完美性。中国人相信这些篇幅描述的是孔子，或是某个至善的人，将来某个时候还会在中国出现的伟大的有德行的君王。然而这对于马若瑟和他的索隐学派同仁们来说，“圣”不可能指的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而应该是某种超物质的存在。
马若瑟说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很多地方都对这个人进行过描述，于是他简单翻译了古典文献中的某些段落，向读者展示了关于“圣人”的如下描写：
我们期盼着他的来临，3000年后他将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将仍是处女。他出身寒微，为世人所不知和摒弃。他来之后，世上将会有最完美的和平。他将会给伤者疗伤，将暴君从皇位上逐下，号召所有的人开始新的生活。他将会忍受很大的折磨，用三年的努力将魔鬼的王国摧毁。最后他将献出自己的生命，但他最终还会得到重生。他所制定的规定将永远流传。他是和平之君，光荣的获胜者，既伟大又渺小，既强壮又弱小，既谦逊又高贵；他是君王也是臣民，是上天也是大地，是丈夫也是妻子。《易经》中所有这些象征性的词句都告诉我们他就是“天主”。
上述总结和创见是马若瑟和他的索隐学派同仁们对《易经》进行了多年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马若瑟似乎想在介绍中国索隐学派理论的一开始，就将这些事实说清楚，就像用手指数数一样，他一项一项地说出了上述事实。
马若瑟谈到中国文献中所有相关细节的描述都清楚地表明了启示的存在，这些文献内容涉及神圣的神祇，应该不是中国人的凭空创造。那些写下了这些文字的人一定知道这些符号隐含的意义，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这些符号看做是一些随机性的文字。《易经》是一部关于弥赛亚的结构严谨的著作。
中国人同意这部著作中包含着很多神秘的东西，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解读。他们缺少我们知道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也就是他们缺少我们对于天主、耶稣和救世主的三位一体的认识。
近几百年里，渊博的学者们对《易经》进行了许多阐释。“我知道的就有100多种，并且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查到更多。我自己对《易经》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我为《易经》所作的笔记就有八大本之多。”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马若瑟关于《易经》系统的一个简短描述，从对那些用断断续续的线条来表示的阴阳符号的介绍开始，一直到六十四卦，足足用了超过12页的篇幅。“这个巨大的结构可以看做是一座寺庙，智慧就在宝座之上。最开始的两个卦象，‘乾’和‘坤’形成了这座神庙的入口。”他详细研究了第11卦“泰”（意思是打开）和第12卦“否”（意思是关闭）。中国人对这两个神圣的符号有很多种说法，但他们显然并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即世界由于亚当的原罪而遭到破坏，又因道成肉身而得到恢复。
马若瑟接着较为简要地介绍了第7卦、第23卦和第47卦，在他看来它们似乎象征着忠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事迹和死亡；然后介绍了第8卦、第24卦和第47卦，三个表现主的“巨大荣光”的卦象。最后他谈到了第31卦和第32卦，这两个卦象用夫妻的形象来象征造物主。
马若瑟充满激情地将《易经》知识和犹太——基督教理论联系到一起，以此作为其理论的结束：
这部充满了符号的著作被称为“
”，就是我们今天写的“易”，即将“⊙”（日）字和“
”（月）字放在一起表示的一个字“
”。因为这部古老的书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是关于神的，而神用“日”字来表示，“日”还表示统治者和丈夫等；“月”则用来表示普通人、被统治者和妻子等等。
在向法国学者初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之后，马若瑟补充了一些个人的评论观点，其中有些重要观点在当时比较流行。这可能是他和某些中国学者激烈讨论后得出的一些观点的反映。
中国人将《易经》用于解释现实的物质世界，用于解释修身、齐家、治国都是正确的。可当他们设立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来解释第11卦（泰，天人相连的意思）和第12卦（否，天人不和的意思）的时候，他们就错了。他们坚持认为上述两种状态——宇宙的有序和无序就像日夜周而复始，以及冬春季节更替一样存在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了很多荒诞和奇怪的看法。如果那些思考这些冗长的循环过程的人不承认有一位至上的主（上帝）存在（这位至上的主是有生命和思想的，完美而有智慧的。他创造了所有的东西，眷顾着所有的生命，能看到一切，承受一切，知晓一切，奖惩一切），那么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无神论者。
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擅长于历史描述。他们以为政清民和之后一定会有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在动乱和无政府状态之后，一定又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统治及和平局面的出现，这就像静能产生动，动能产生静一样。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都陷入了这个想法的怪圈，他们从未考虑过这种想法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
马若瑟接下来转向了心理学。他说：“这种体系对个体来讲也意味着当他达到了道德高尚的状态之后，必然又会堕落到最卑鄙的罪恶中去。可是中国人却并不承认这种后果，他们说人们能永远保持他们所达到的最高的道德境界。这种看法和他们假设的循环理论有明显的矛盾，可他们为什么不放弃这种理论呢？”
这种“循环体系”是很危险的——对传教士们来说，这是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就中国人而言，他们认为关于一位人格神从“无”中创造了世界的看法是荒诞的。
马若瑟曾将《远古中国的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送给了傅尔蒙，在书中他对宋代哲学家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包括邵雍和他的著名的可以无休止地进行自身循环的“皇极经世”[19]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