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节选
1716年2月
我希望最终能在4月初得到允许离开这里。让我继续在此滞留是如此残酷和不公，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在这里所作的不过是为了取悦一个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反复思索推敲一件事情的人身上而已。他的看法只是一些先入之见，一旦有人指责他的某一部著作，他就会发誓写出另一部一定无可挑剔的书来。如果他愿意这么做，就让他写出2000部这样的著作来好了。可难道我来中国就是为了来见证这些无用功的吗？这无异于是虚度光阴的最可怕的事情……
1716年3月
现给您送上包有白晋著作的包裹。从这些著作中，您可以看出这位善良的老人都在想些什么，这比任何人能够告诉您的都要详尽……我希望您看到这些手稿后，能够明白皇帝陛下说白晋神父已经疯了是完全正确的[10]。这种情形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尤其常常会发生在一个已经在幻想中生活了三四十年的人身上。
如果我是他，我宁愿被看做一个狂人，甚至干脆做一个狂人，而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固执的、持有谬误观点的人，也是一个反对上级，一意孤行，认为无人能理解自己，诬妄别人而面不改色的人。他不应自负愚蠢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人，而同时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
在长达50余页的手稿中，每一页中都充满了对中国书籍的夸张之辞，以及对我们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曲解。要证明这一点是一项繁杂冗长的工作，首先是因为他的著作毫无价值、毫无根据。他完全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中，一旦人们不能和他一样认为《易经》是人类创作的最完美、最伟大、最令人增长知识、最神圣、最有益的著作时，他就会对别人的看法充耳不闻。他遭到的反对越多，他就越固执己见，因为他认为反对完全来自于魔鬼的作祟。一旦有人和他意见不一，他就会说那个人已经被一心想破坏《易经》的一群人所腐化了……
随后是有关傅圣泽的一段内容，傅圣泽对白晋极尽赞誉，而白晋则认为傅圣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理解他的人。
白晋神父的身体正在日渐衰退，如果他不幸去世或者完全失去了理智，上帝不允许他工作了，他一定会挑选傅圣泽神父来做他的接班人。
1716年4月
您询问我对白晋神父所持的观点有何意见。下面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1.目前教宗不希望我们使用“天”和“上帝”等词语，但是白晋神父和傅圣泽神父不仅随意地使用这些词语，而且还毫无顾忌。尽管得不到支持，他们仍然毫不汗颜地宣称“理”、“性”、“道”、“阴阳”、“太极”、“无极”、“太以”等都是“上帝”的意思，“三一”、“三才”、“三气”等都意味着“三位一体”。
2.教宗曾下令禁止所有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宣称他们的“经”是神秘书籍，并且要告诉中国人他们的上古三代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这两位神父（白晋和傅圣泽）在其他传教士和中国人面前宣扬这些愚蠢的观点，由此他们又铸成了一系列的大错。
3.由于白晋神父某些荒唐的联想，埃及的墨丘利神[11]和所有拥有类似名号的神灵，如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和舜都成了以诺的化身，由此引发不少同仁的愤怒或者嘲笑。
4.白晋神父认为诺亚搜集了以诺书，并带上了诺亚方舟，洪水退去后他用这些书来使众人皈依。犹太人的所有著作都是由这些书衍生出来的。
5.白晋神父认为以诺书恰恰就是中国的“五经”和编年史，是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同时也是摩西和先知们著作的来源。中国著作和《圣经》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字母和文字的差别，而它们蕴含的义理应该是相同的。
6.白晋神父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由诺亚的儿子闪创立的，这一制度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战国时期之前，中国没有任何关于历史的记载。那个时代之前的所有中国书籍都是传奇性质的。
7.白晋神父认为中国书籍中所记载的尧时代的大洪水和《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时代的大洪水是相同的。《山海经》中所描述的沧海桑田的变迁不过是人类堕落之后的世界惨状，而大禹则为耶稣基督的某种象征。
8.白晋神父认为《春秋》记载了鲁国的历史，但这个国家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山东省，它是犹地阿[12]，在那里曾经捕获过真正的麒麟。同样，《书经》中的《禹颂》所记载的那个国家也并不是我们今天称为中国的地方。
9.白晋神父认为“圣”即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祖先。古代帝王的祭祀无论是以后稷的名义，还是以上帝或者其他神的名义，都是献给他一个人的。
10.白晋神父认为人类的所有错误来自于不将物质之天、星辰、大地、海洋、山脉等等看成造物主的工作台。诸如此类。
为了说明这一切，马若瑟说，白晋引用了各种中文书籍中的只言片语，甚至还引用了道家著作和一些无神论著作中的话。然而这些话并不能证明什么，他所写的几乎全是胡言乱语，只是一些无谓的强调。没人能够理解他写的东西，人们即便读了两三遍之后依然不能明了……但白晋坚持认为，在他给所有耶稣会士的信中也是这么说的，上述言论是最好的“福音宣讲”……[13]
他总是说自己得到了总会长的全力支持，并应该得到所有可能的帮助等等，然而事实上总会长的信件都是以一种假想的口吻被引用的：“正如他说的……正如他写的……正如他所希望的……”“当白晋谈到皇帝陛下对他的工作充满了期待的时候，其实是皇帝陛下已经在一年以前就对他产生了厌倦，并且认为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已因思考《易经》而走火入魔的时候……我也同样这样认为，除了傅圣泽之外，每一个在中国的人都这样认为。”
可是白晋的记述却与此不同。1716年8月30日在给中国各省的法国耶稣会士们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那些幼稚的赞许之辞（甚至我们的上级也会这样用）使马若瑟在当时产生了骄傲心理……他不能抵挡那些攻击他弱点的诘难，所以他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倒戈相向。一夜之间他就改弦更张，抛弃了十年或者十二年前他从伟大的伏羲那里继承的衣钵，当时他可是宣称自己是一个忠实的信徒的……现在他抬出了一个标准来反对伏羲，转而支持反对者们的理论，并开始认为伏羲是一个威胁宇宙的魔鬼。他相信只有手持英勇的长矛才能砍掉这个魔鬼的头颅，因此他决定必须反对伏羲，这要比在教区传教还重要……
当这一切结束后，非常奇怪的是，马若瑟返回教省后不久，就开始了对索隐派理论的研究。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如果说他们某些基本观点尚且一致的话，马若瑟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与白晋观点迥然不同的索隐学派理论，就像白晋在1716年4月的信中提到的那些观点一样。
我们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马若瑟在写到“天”和“上帝”时，一向都声明是他的个人观点，这样做是为了避开传信部的批评。事实上，他对礼仪之争不感兴趣，也从来没写过关于中国上古三代并不存在的文章，尽管他一定对此是否存在产生过怀疑。关于以诺书的假设，他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马若瑟未曾说过中国古代皇家祭祀是以后稷或其他神的名义献给上帝的，而是说成献给“圣三一”的。此外马若瑟显然认为白晋的理论“过头了”——缺乏足够详细的论据来支撑全面的假设。
我们不知道白晋和马若瑟之间是否曾经有过正式的和解。但是我们有一份有趣的文献，题为《中国的三部古代著作——〈三易〉》[14]，是1730年马若瑟在他老师去世时所写的。起初它只是马若瑟在接到返回令后对于自己生活命运的个人描述，然而写到后面，马若瑟还介绍了中国索隐学派的理论是由白晋创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文献的开头提到了“三易”，以及白晋对此和对世界三个时期的理解。
那一年，1730年，尊敬的耶稣会士白晋神父已经在中国呆了将近40年，他因自己的博学精深而闻名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一年他去世了，去天堂接受工作的荣光。
在他的著作中，他经常谈到中文和“三易”。
这样一来，他为自己和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向中国人展示天主教基本教义的美妙方法，那就是告诉他们这些教义很早就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古籍之中。
马若瑟说，在这方面的证据足以证明所有的观点。
据中国人说，在现在的《易经》出现之前，自周代以来，还有两部“易书”，其中第一部是伏羲写的。但这两本书很早就都散逸了。前两部“易书”常常谈论天地创立之前的事情，《易经》则常常谈论天地创立之后的事情。现在白晋认定这三部“易书”中所描述的时代和欧洲传统中所描述的世界的三个时代是相互呼应的：即人类堕落之前的时代、人类堕落之后的时代和救世主出现后的时代。
中国人不能否认这一点。在他们自己的一些古籍中，能够读到有关黄金时代和随后的世界性灾难的描述。如果向他们指明关于救世主出现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在《易经》中的“圣”身上找到耶稣基督的踪影。因此这种“叙述体系”应该成为传教活动的基础。
可是某些耶稣会士却反对这些观点，认为它们很奇怪。他们毫不重视这位年迈的、博学的、虔诚的人已经为这个理论贡献了40年的光阴，有些耶稣会士还成为了他的追随者，而且追随者们也从未觉出他们自身的言论有什么荒谬之处。反对者们没有注意到白晋的主要观点和早期教会神父们的做法是相同的，而在那时并没有人认为神父们的观点很荒谬。
信札的其他部分和那些反对白晋及其追随者观点的人们有关。马若瑟说，毫无疑问，反对者们只是太懒惰了，他们对沉浸于艰涩困难的研究不感兴趣，他们天生就不喜欢从事研究。他还说，我真的很奇怪他们怎么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进行嘲弄！
这封信最后以一些愤怒尖锐的话语作为结束语，表明马若瑟对两年前遭到的攻击依然保持着警惕，那时他差点被召回欧洲接受传信部的训责。
是因为什么可怕的罪行，我们才受到谴责呢？我们真的冒犯了我们的圣教会吗？如果这些指责被提交给宗教裁判所，结果会如何呢？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个无名之辈。我所希望的只是如果我犯了错，能够得到指正。但是，如果那些恐吓了我的谣言是错误的话，我谨要求那些传播谣言的人们三缄其口。
在此我亲自签上自己的名字，1730年10月29日，广东。
耶稣会士约瑟夫·亨利·普雷马（马若瑟），已在华传教30余年。[15]
我们不清楚这份为白晋及其学派辩护的信是写给谁的，也不知道马若瑟将它寄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