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8年秋天
标有“单独”的信札
这封标有“单独”的信札没有日期。我们在1728年一系列信札的最后来展示它，因为它与其他的信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马若瑟对自己在中国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很有自信，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是最为杰出的——这一事实已经得到了诸如巴多明、宋君荣和刘应等人的承认。从利玛窦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像他这样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语言的本质。
马若瑟与傅尔蒙取得了联系，因为他在《特里武论文集》上看到了傅尔蒙讲演的一个摘要，从摘要中似乎暗示着这个人已经发现和理解了关于中国语言的某些秘密。而除此之外，他也是法国社会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傅尔蒙与高层保持着关系，他的拥戴者们对他与一位博学的耶稣会士的通信很感兴趣。
在12月17日的信的开头，马若瑟写道：
财政大臣把您的邮包推荐给我，我注意到您在宫廷中位高权重，所以我相信我将在另一封信里所写的内容，您处理起来会毫无困难。
我们即将看到的这封信是这样开头的：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传教士能比我更值得您保持信札往来。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生来就容易与人沟通，为了让朋友高兴，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更因为就我所知，还没有别的人像我一样获得了关于中国优秀书籍的丰富知识。
您一直以来都能吸引那些您希望我们与之保持通信的大人物们的注意力——财政大臣勒·佩尔蒂埃·德·福尔大人；文学的生命与灵魂，比尼昂教士大人；印度公司的首任导师之一，拉格埃教士。
在这样的开场白之后，在谈论马若瑟脑中所考虑的正事之前，他插入了一段很奇怪的意见，关于购买大量书籍却没有从该付钱的地方得到经费。从他所写的方式中我们也许可以猜出，傅尔蒙曾经向马若瑟暗示过他有办法支付这些购买的费用。
我必须承认，当这里的人们发现我们的执政并没有下令付给我任何报酬时，他们都在嘲笑我。如果我的职务更高的话，我也许能试着找到更多的书籍，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我也乐于做这样一个无名小卒。
但这只是一些题外话。现在，马若瑟十分小心地，一步一步地接近他的目标。这一目标是他在接到傅尔蒙那封积极称扬，措辞亲切的来信之后就一直在设想当中的。
您已经知道，在古代那些珍贵的遗稿中可以汲取无穷的财富，它们被保存在中国的书籍中，但中国人自己并不了解它们。
就鞑靼人而言，我们必须要有所区分。东方的鞑靼人，也就是满族人，所有的书籍是他们在入关之后写的，而他们对汉人书籍的翻译并没有对原书有任何好的发展。
而西方的鞑靼人——西藏人——拥有着应当被发掘的知识的宝库。他们的传教士被称为喇嘛，并有着某种等级制度。大喇嘛住在西藏的首府拉萨——他如同我们的教皇。除了他们的文学和通行的语言不同于满族之外，他们也有非常古老和神圣的文字，只有他们当中那些最博学的人才通晓这些文字。西藏人的书正是用这些文字写就的，而且这些书都藏在他们最宏大的寺庙里。
康熙皇帝提到过博学的喇嘛和我们一样也谈论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没有哪位传教士曾试图检视过这些珍宝。我将会告诉您我的一个计划，除了您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希望能派出两个人在北京负责钻研西藏的文书，再派两个人在广州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的研究。
巴多明神父已在北京住了多年，他也许是关于西藏研究最好的人选，不过他已经年迈，而且被无数的要事缠身。宋君荣神父比较年轻，并已对中国西部的宗教有所研究。此外，他对于学术研究有着孜孜以求的精神。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助手。
而我，目前在广州，脑海中装满了我过去30年里学习的全部知识，我所要做的就是将我的手稿按序整理出来。可是我已经64岁了，如果我得不到来自年轻传教士的帮助，我自己仅能完成很小一部分工作。这位传教士应当能和我一起工作，并把自己奉献给继承我所开创的研究事业之中。
对阁下这样一位科学院的院士而言，安排年轻人继续您的研究是十分容易的，但在这里却并非易事。
不过，如果得不到国王陛下的支持，我想这一计划完全不可能实现。路易十四国王陛下资助了几位他派往中国的数学家。两到三名精通数学的耶稣会士，辛勤工作，能为法兰西提供所希望得到的任何天文学的信息。可是，在无损于路易十四的数学家的情况下，难道不可以让路易十五陛下公平地赐予四名耶稣会士同样的荣耀，以便使他们中的两位进行中国研究，两位进行西藏研究？每年我们能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有趣的信息，难道这还不如对一些天文食现象的计算和对木星的卫星观测那样重要吗？路易十四的数学家们受命于科学院，而新的路易十五的学者们将受命于您的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这就是我的计划。
如果您像我一样预见到这一切，您会全力去实现这一计划，并且使您的朋友们都热爱它。一旦您觉得您将会成功的时候，您应当同弗雷蒙神父讨论一下，然后你们俩一起将计划提交给国王的忏悔神父——利尼埃尔神父（F.Linières）。
但重要的是切勿提及我的名字。这个计划一定要显得是由您想出来的，而不是由我。
一旦我们得到了四份资助，假定说是五百或六百法郎的话，我相信您也会觉得没什么问题。接下来就轮到我的老朋友弗雷蒙神父给我找一个好助手了。我希望这位助手应当是好脾气的，而不要性格忧郁，他应当热爱文学和学习。
那么我就能更自由地工作了。如果国王陛下希望了解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真正的上帝和耶稣的内容，我不相信教会的传信部会阻止我满足来自教会的尊贵要求。
此外，我将可以有办法购买今后研究中最需要的书籍，有能力付钱给誊写员，并与很多中国学者通信，而且一位老人长期伏案工作，很难不深受痛风之苦，这样我也可以得到一些减轻痛苦的治疗。
最后，马若瑟坚称他没有其他人可以表明自己的计划。就他的上级而言，他们太缩手缩脚，不敢支持这一计划。
马若瑟用一些非常私人的言语结束了这封信：
我期待着知道您的贵庚和身体状况。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您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中文上面？
在最后一页，我们发现了一个附言，可能是在打包裹的最后一刻，即将送上船之前写的。这里我们注意到马若瑟从他充满抱负的计划高端退了下来。他用更为谦卑的态度，谈到给他和一个助手的资助。
我听说目前这一时期很难得到钱，如果连在北京的科学院成员都不再有酬劳，那我们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新的资助。尽管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传言，但我还是要告诉您这一切。如果的确困难重重，那您就放弃西藏研究的部分，而只为您的文学院的两位学生争取获得资助。这一计划的一半应当被执行，这样我才能希望在我的工作中获得一些成功。
毫不奇怪为什么这封信注上了“单独”的字样——此乃密件！
事实上，马若瑟所计划的是法国国王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型的人文，或者说是神学的学院[20]。
在傅尔蒙的信中，他一定有所表示，以至让马若瑟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并能把索隐学的系统展示给法国的权威们——包括路易十五。
但是，马若瑟是否真的设想过，一旦他把耶稣基督出现在中国古书中的故事公开地告诉给欧洲的每个人——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评判他的中文引文——那么，人们如何能接受并夸赞它呢？
在马若瑟的其他信札和几乎所有的论文中，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系统视为是不可动摇的，对他来说这一系统是非常可能的，仅此而已。但难道这已足以支持建立一个皇家机构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其正确性吗？
马若瑟非常小心地衡量每一个假设的程度，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地方是很明显的，也许在其冗长的《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21]论文中最为清楚。
也许我们所能做的最好就是试图去理解这样一封不寻常的信札，将其视为在一种非常兴奋的时刻写就的。而且我们注意到在他发信前，他已经从这个宏伟的梦想中清醒过来。他一定已经意识到这确实太不现实，而且他再也没有在此后的信札中提到这个“学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