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3年
1733年10月5日的信札
马若瑟给傅尔蒙的最后一封信写于澳门，时间为他抵达澳门一年以后，逝世前三年。[38]导致传教士们被驱逐的事件戏剧性地出现在由道院长阿贝·格鲁贤（Abbé Grosier）刊行，冯秉正神父所撰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第11卷（1780）中——摘自《传教信札》（Lettres édifantes et curieuses）。
1730年9月30日北京发生了大地震，此后十天内余震不断。大部分房屋倒塌，据称有超过十万人顷刻间罹难，在郊区遇难的人数则更多。皇帝和他的朝臣们则由于躲在河道中的御船里而幸免于难。在一份诏书中，皇帝按照中国的惯例把灾难的责任归咎于自己，拨出大笔款项来修缮房屋和宫殿。他拿出1000两白银给自己的宫廷耶稣会士，用于重建位于北京城内的两座宏伟的教堂；但同时他也决定在中国境内消除基督教的影响，驱逐了自1724年以来一直流放在广州的30位传教士。
1732年4月20日，传教士们被遣返至葡萄牙管辖的澳门。有500人上了船，包括追随他们左右的仆人和朋友，这些中国人一到澳门就被逮捕，然后戴着镣铐被送回广州。传教士中的12人遭到了20大板的杖刑，其他的人则承受了牢狱之苦。
1733年10月，马若瑟接到傅尔蒙的一封短信，信是1732年12月写的，同时附有他的《傅尔蒙先生作品目录》一书的抄本。
马若瑟多年来一直抱有希望，想把这个朋友争取到自己的事业中来，而如今却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我们一定会以为马若瑟的回信必然充满了绝望，然而信中只有愤怒和讽刺。他能承受放弃这个学者朋友之痛，并取笑其天真的主张。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可以替代他的人，一个更好的绅士和天然的盟友，由于出版和马若瑟类似的理论著作而闻名欧洲——这个人就是谢瓦利埃·拉姆赛。
我亲爱的朋友，如您所见，我还活着……我已经收到了您的《傅尔蒙先生作品目录》一书，我读完之后发现您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之一。我只是不清楚您如何能创作出所有这些作品。我完全赞同您在信中谈到的“鸿篇巨著”这一说法。我只能对那些关于中国的书籍做出评价，告诉您我的观感，但只告诉您一人。作为您的朋友，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您和我所设定的目标完全不同。我尽我所能使汉语学习变得容易和轻松，而您看来是想打击公众的热情，使他们害怕学习汉语。
如果我在巴黎，出版了我的《汉语札记》，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使人们学会说汉语，读中文书籍，用通俗和古典的汉语进行写作。可是如果使用您的对开本的语法书，以及所有您所能想象和创作出来的字典，我怀疑用十年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使一个人有能力阅读“四书”。此外，这些书的印刷出版将耗费巨资，很少有人能买得起。最后，一个人是不可能从字典里学习一种语言的。
马若瑟只称赞了傅尔蒙一件事，即印刷了如此多的汉字，但他也不知道傅尔蒙是如何挑选它们的。不管怎么说，四千到五千个汉字足矣。
当马若瑟读到25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字，描述的是傅尔蒙四卷对开本的《中华帝国历史、年表和地理字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géograph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一书的内容时，他一定挠着头，表示不可理解。
“如果有50位传教士在中国，他们全都精通汉语，共同致力于一部像您的著作一样的作品，我敢肯定他们也不可能完成那样一部巨著。更何况您一个人，又身居欧洲，如何能做到那么多传教士都做不到的工作？
马若瑟说一个人所能做的就是写一部字典，内容涵盖“四书”中的四千汉字，按部首排序，或者采用更好的方法，像他在《汉语札记》的附录中那样来排序。学生们在这样一本小字典的帮助下学习了“四书”之后，才可以用中文的字典去继续学习其他的著作。
读了傅尔蒙的《目录》之后，马若瑟意识到他在巴黎的朋友是一个怪人，或者至少不是和自己志同道合来救赎中国人的合适人选。这就意味着他的努力全都白费了，不过在王室图书馆也许有人出于某些理由在翻阅《汉语札记》。于是马若瑟放弃了嘲讽的语气，转而用严肃的口吻谈起傅尔蒙在信中说的一些事情。
您说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歪曲您手中的这本《汉语札记》，如果这是出于忌妒，为的是阻止您的工作，那他们就错了；如果是为了理解和学习，那还值得赞许。但是我不喜欢您的表达方式，说“歪曲您手中的《汉语札记》”。我把这部作品寄给您，清楚地知道托付的人是谁；但我从未想过您将是唯一的读者。我撰写该书就是给未来的传教士和所有像您一样对中国古籍感兴趣的欧洲学者的，就是为了使汉语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我创作这本书和其他作品时来自内心深处的动力是想让所有的人知道基督宗教的历史同世界的历史一样古老，创制汉字以及写作“经”的那个或那几个人一定对基督有所了解……
至于说想从我的著作中沽名钓誉，我认为那意味着道德极为败坏。我已经来日无多，不过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请求上帝把我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为了基督的荣耀和这些中国人灵魂的救赎，只愿他能找到别的人继承这一伟大的事业。
在此马若瑟直接开始谈起了拉姆赛。
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也就是勒·谢瓦利埃·拉姆赛，《居鲁士游记》一书的著名作者，是马若瑟最后的希望，他是在马若瑟死后可以继承其伟业的人。我们会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进行论述。
在信的最后，马若瑟郑重地告诉傅尔蒙自己对成为文字与文学院院士一事已经失去了兴趣——“您的短信就谈了此事”——马若瑟年岁已高，已经无法向全世界证明他值得获此殊荣。
当傅尔蒙读到这几行字时，他有没有脸红？他没有为出版马若瑟的《汉语札记》做任何努力，以向世界展示这部书的作者的价值。他甚至在信中都没有谈到这种可能性。
1733年10月6日的短柬
在10月5日写完那封充满苦涩滋味的信之后的第二天，马若瑟写了这封短柬，只谈了王室图书馆的书籍。
这封短柬没有被包括在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亲笔书信之中。傅尔蒙将其发表——或者说将其较详细地摘要，连同我们在本书中分析的一些信札的扼要摘要，发表在他的《中文文典》的最后部分。
马若瑟在短柬中告诉傅尔蒙，他将寄给比尼昂教士的王室图书馆一个箱子，里面有217部中文书籍，包括“十三经”、《康熙字典》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他还提到了以前的信札，里面谈到他曾告诉过傅尔蒙的那些重要作品，详述了伟大的“道藏”。这套藏书“分类宏大，用皇家标准纸张大版印刷，装帧精美——没有任何藏书能比它更值得王室图书馆收藏。不过，这套书市值720两”。
但是，这里有一条私人的评论，有关傅尔蒙以前从他那里听说的一些事情。马若瑟对自己寄的两部书做了评价，那是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和李白的作品集，大部头的精美版本。他写道：“然而更为珍贵的是，书中有学者刘凝写的一些评注，而且他费了不少力气来断句。”[39]
在正式出版的欧洲书籍中，这是那位中国人（刘凝）的名字唯一被提到的地方。他被马若瑟看成是当代学者中最好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