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学者对此的研究

欧洲的汉学研究始于巴耶（T.S.Bayer，1694—1738）。巴耶是普鲁士学者，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12年里在圣彼得堡的科学院工作。他把差不多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理解中国语言，特别是文字上。他认为汉字建立在一种几何系统上，而这一看法则是以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ian）的《组合之艺术》（Arts Combinatioria）为基础的。巴耶在他的《中国博物志》（Museum Sinicum）中有两卷较为粗略地对汉语进行基本描述，然而这却是欧洲最早出版的汉语研究的成果！马若瑟也许看过这些材料，但他却从未提及。如果他看过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想知道他对这位德国学者的看法。显然，巴耶对汉语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而且用他自制的汉字研究法，竟然得出了类似于女娲就是夏娃的结论。

在晚年，巴耶开始同一些在北京宫廷里的传教士通信。在1732年的一封信里，宋君荣告诉他，马若瑟已经把《汉语札记》寄给了在巴黎的艾蒂安·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而且戴进贤（Ignace Kögler，1680—1746）神父、徐懋德（André Pereira，1690—1743）神父和严嘉乐（Charles Slaviczek，1678—1735）神父也说他们认为这本书已经在巴黎出版了。在1738年逝世前的一封信中，巴耶向在巴黎的中国教区法国耶稣会负责人艾蒂安·苏熙业（Étienne Souciet）神父询问《汉语札记》的出版情况。[3]正如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会看到的那样，这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杰出作品，在当时并未被巴黎皇家出版机构出版，事实上一直到一个世纪后才由新教的传教士出版机构在马六甲出版。

随后的几部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是由傅尔蒙撰写的：《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于1737年马若瑟去世之后在巴黎出版；《中国官话》（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出版于1742年，但早在1722年这位巴黎的院士就向世人宣称他从一部中文手稿中发现了一种非常奇妙的系统。对巴耶来说，这个关于新发现的简短宣言成为了一个新起点，并成为指导其研究的准则。在广州的马若瑟也读到了这个宣言，这使得他迫不及待地与这位奇特的人物——傅尔蒙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通信。这些信札将在“马若瑟致傅尔蒙的信札”一章中加以研究。然而，没有一本书（无论是巴耶的，还是傅尔蒙的）能开创欧洲学院式汉学。相反，这些著作看来对那些希望学习汉语的学者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果学习汉语真像在这些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困难，那学习者肯定会敬而远之。马若瑟在写给傅尔蒙的最后一封信里预见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18世纪的其余时间里，欧洲没有再出版一本关于中国语言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