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与排斥

1724年，基督教在中国被禁，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被逐还广州。马若瑟也不得不离开了在江西的传教点，南行至广州。这个城市他自1699年到达中国以来，还一直没有去过。

概括而言，导致中国传教会被逐的事件是这样的：[24]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迅速继位，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他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没什么交往。事实上，他厌恶所有的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维持和平和秩序潜在的危险，就如同白莲教的教徒一样。

1723年6月，福建一位奉教的文人叛教，联合他的几位朋友给当地的县衙写了一封信，信中列数了对传教士的种种非难：比如他们在各处修建教堂，蛊惑民众，提倡男女平等，并劝说女孩子成为修女。这封信导致了福建总督和巡抚下令驱逐省内所有的传教士，命他们移居澳门。官员们向皇帝禀报了此事，雍正皇帝于1724年1月11日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并将这一命令推行至全国。

除了极少数在宫廷的耶稣会士以外，其他的传教士都在6个月内被送往澳门，由一位负责他们安全的官员监管。那些从康熙皇帝手里领到过“票”的传教士，都要将票上交给当地长官，然后集中送往宫廷后进行销毁。

在宫廷的耶稣会士——白晋、巴多明、雷孝恩（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和冯秉正（Joseph-Franço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借助皇帝的一个兄弟对传教士的同情进行活动，试图使皇帝收回成命，或者至少让传教士获准居留广州，在那儿他们才能与欧洲保持联系。最后，1724年7月皇帝陛下终于在最后一点上做了一些让步，命令广州的地方官允许传教士居留该地，“只要他们不给公众制造麻烦”。

但是，这些传教士一到广州，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开展传教的工作，结果导致1732年8月18日朝廷再次下令命他们三天之内迁居澳门。

在流放广州的8年里，有13位法国耶稣会士居住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马若瑟之外，还有龚当信（Cyr Contancin，1670—1733），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多次提及这个羞怯的朋友。1731年，这位耶稣会士被他的上级派回法国汇报中国传教使团的不幸遭遇，1732年他死于返华途中。

澳门，来自《澳门纪略》ca.1750，这是一种关于澳门以及居住当地的外国人的地方志。

在马若瑟的生命中，还有4位耶稣会士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满文专家郭中传（Jean Alexis de Gollet，1666—1741）和聂若翰（Jean François Noëlas，1669—1724）（此二人都具备索隐学的知识），以及郝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1671—1746），他是马若瑟的头号敌人。作为法国传教会从1719年到1731年的会督，他一直拒绝马若瑟发表任何一篇有关索隐学研究的文章。[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