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和“《易经》主义”
第一批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和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65—1655）等人都因没有时间，或只是因为难以理解而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国哲学和宗教。[4]
17世纪中叶来华耶稣会士的汉语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对汉语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1667—1687年间，他们编成了一部大部头的译著，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其《前言》就有100页，1687年在巴黎出版。
在这部书中，他们介绍了孔子的形象——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自然哲学家。除此之外，该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维护和支持利玛窦的一个观点——“天”和“上帝”就是天主教中“神”（God）的意思。这种看法在当时受到了一些耶稣会士和大多数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的攻击。该书的编者们对利玛窦反对宋代理学家的观点也持赞同态度，虽然他们并未理解宋儒哲学的主要教义[5]。
马若瑟在该书出版11年后由白晋带入中国，并且很快成为了一名“《易经》主义者”。因此，我们在此应该首先介绍一下《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对《易经》的介绍。
《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关于《易经》的介绍并不很清晰。该书的编者们将《易经》称为一部神秘莫测的著作。他们一方面认为《易经》不是用来占卜的，另外一方面又试图说明该书实际上是能够读懂的。他们选择了其中的第15卦来进行说明，该部分显然并不复杂，主要论述谦恭和成功。编者用了四页多的篇幅来阐述这一问题，主要引用了张居正的解释[6]。这样一来，《易经》似乎就谈不上神秘莫测了，实际上只是一部关于道德、政治及如何敬仰神明和尊重上神的著作。
此外，该书“序言”部分在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引用了张居正的论述。他们在第8—9卷的《关于卦之注释》（Treatise on Remarkson the Trigram）这一部分中翻译了张居正对《易经》第15卦的阐述。在这段论述的结尾，张居正作了如下结论：万物均来自上天和上帝的统治——耶稣会士们没有对此作出评论。
当时还没有后来的“《易经》主义”或者索隐派学说的称呼。这种“学说”直到那个世纪末才被创立出来。在考察索隐学派的观点之前，让我们首先大致来看一下这些观点的起源和出发点。
这些观点来自于对《易经》的“关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很认真地研究了《易经》，他们研读其中神秘的语言，对其进行深思熟虑。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当时大多数传教士确实都远远避开了这部著作，因为他们认为《易经》不过是一堆无用的胡言乱语。他们能理解人们将它用于占卜，但却不能理解那些聪明而有学识的人为什么将这部著作看做一个深奥的智慧宝藏，因此传教士们放弃了对这部著作的研究。
尽管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意识到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作者们就是如此。正如我们所知，他们在译著中引用了《易经》中一段看起来似乎和上帝有关的带有宗教性质的论述。他们引用了这段文本，但是未作任何评述。
事实上，如果人们耐心、公正地去研读《易经》，就会发现其中有令人迷惑不解的地方。
《易经》的64卦和附录都数次提到“圣”、“君子”和“大人”等名词。这些名词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不大，《易经》中对这些人极其称颂。“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此外，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句子，君子“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易经》，第一卦）。
通过研读后世的记述，以及和中国友人们进行讨论，传教士们得知这些圣人是古代的统治者，他们是伏羲、神农、黄帝、尧和舜，是在3000多年前奠定了中国文明之基础的文化英雄。或许这些记述表达了中国人希望这些圣贤君王仍能再次出现于华夏的愿望。
但是人们如何能相信上述描述呢？怎么能够用上述赞誉之词来描写平凡之人呢？这些记述不是显然在谈论一位神明吗？被这样描述的神如果不是弥赛亚，还能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