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一神说”之信札

关于“中国一神说”之信札

阁下：

您如此善意地从我的“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所包含的几处内容中，推断出了关于中国人的无神论思想的说法是一种奇想。您渴望了解更多的相关情况，而我觉得如果不就这些值得称赞的愿望作出回应的话，我就是冒犯了上帝。

我知道宗座不允许传教士在同中国人交谈时用“天”、“上帝”来称呼God，但在向中国文人传福音时这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应朋友之请，我在此极秘密地就这一问题进行论述：是不是像人们在法国所说的那样，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

这是马若瑟于1728年9月10日写给傅尔蒙的信的开头部分。但是，除了头两页，这不能算是一封信，而是一篇关于中国儒家学者所信仰的宗教的论文。

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没有把它归于马若瑟的信札当中，而将其单独拿出来，放在介绍马若瑟的索隐学著作的章节前面——它是一篇宗教学的论文，但不是关于索隐学的。[1]

在“马若瑟致傅尔蒙的信札”一章（1728年10月3日）的信里我们听说过这封信，并且知道马若瑟以一种十分痛苦的方式写作以便不至于触犯传信部。事实上，马若瑟只是虚晃一枪，实则为其反抗上司的一个策略。论文是一篇观点鲜明的历史研究文章，探讨了宋代哲学家是否为无神论者的问题，文中没有涉及索隐学的思考。对于传信部的红衣主教来说，这篇文章能够有力地证明马若瑟是中国哲学严肃而认真的弟子。

马若瑟曾经自讨苦吃，在三年前把他“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寄给傅尔蒙——结果途中就被截获了——他自己也面临被从中国召回的危险。如今他从傅尔蒙回信中的一段话里找到了机会，得以完成自己的论述。马若瑟声称他把论文寄回了罗马，在此后1730年11月10日的信中，我们得知收信人是罗马耶稣会总会长法国助理员约瑟夫·德·加里费，而这位身居高位的官员曾在信中对该文大加赞扬。

在同样大胆的信里——说它大胆是因为马若瑟由于没有接到傅尔蒙的回音而恼怒——于是他就给亚洲学院的拉格埃也寄去了内容相同的一份抄本。

“关于中国一神说之信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现代”中国哲学家的宇宙论，尤其是理学家的宇宙论；第二部分则力证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书籍中存在“上帝”的相关认识。

在第一部分，就理学家的首位思想家周敦颐（周濂溪）的著作《太极图说》的第一行内容，马若瑟进行了艰难的分析和论述。“无极而太极”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无极与太极”的并列关系，或者也可以解释为“无极然后太极”。这个令人迷惑的句子的含义曾被朱熹和陆九渊（象山）热烈地辩论过。

在元代一位名叫王申字的评论家那里，马若瑟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即“无极而太极”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理永恒，而有质”[2]。这个论据和其他的论证使马若瑟坚持认为“周敦颐和他真正的弟子们（包括朱熹）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的哲学系统并未像某些传教士所言，走向斯宾诺莎（Spinoza）[3]哲学，而是和笛卡儿（Descartes）[4]先生的哲学理论差不多”。

不过马若瑟也承认，对于理解朱熹到底是如何来看待这些哲学问题尚有比较大的难度——原因在于朱熹似乎常常在反驳自己。比如，朱熹在一处谈到理是无知、无觉、无形、无思的。马若瑟说，“如果我不那么诚实的话或者说我对于我自己的主张有所怀疑，我就决不会引用这一段话”。

马若瑟在引用了更多的例子之后，作了一个总结：当朱熹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时，他不过是在考虑宇宙存在的物质，以及区别事物与事物的原因。马若瑟说，难道这样的哲学思考同我们欧洲的哲学家有所不同吗？当然就如同笛卡儿用物质和运动来解释世界的构成一样。难道欧洲的哲学家需要每时每刻提及是谁创造了物质的运动，以便让我们确信他们不是无神论者吗？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马若瑟谈到他将证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三段式推论是错误的：首先所有的学者都追随着朱熹，其次朱熹是无神论者，因此所有的学者也都是无神论者。

他无视第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只适用于那些学童，因为他们不知道有其他的哲学家，只知跟随朱熹的思想。真正的学者常常和朱熹背道而驰，并对他的观点进行批评。

马若瑟引用了一系列带有注解的朱熹及其弟子的观点来反驳第二个前提。但是，他指出了在这样的驳斥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下面就是从第二部分中摘录出来的一些要点。

《易经》中《说卦》这部分里有一段话，“帝出乎震……”[5]朱熹认为“帝”为天地之间的最高主宰，此后的一位评注家认为“帝”是“绝对的君主”。

通览了《朱子全书》著名的第49章，马若瑟选取了其中一段话，内容是朱熹的弟子问他关于“天”这个词的含义。

朱熹回答道：“我们必须要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天’有时候只意味着我们头顶上的蓝色苍穹，有时候指的是‘理’，但有时候又意味着宇宙的主宰。”

马若瑟补充道：“如果一个人懂汉语，那他就会在‘天’这个词出现的任何地方立刻明了其特定的含义。”

马若瑟也引用了朱熹的一位老师程颐的一段话：

当我们想要说最高主宰时，我们用“帝”这个词。但是这个词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意味着确实存在一个最高主宰，由于天的力量非常强大而迅捷，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其前进，因此无可否认有一个统治者在主宰它。不过，我们每个人一定要自己去发现这一真理，因为没有一个词能表达其内涵。

令朱熹感到尴尬的是，他无法想象一个精神的存在如何能承载一个物质的实体。

在另一处地方，朱熹被问及圣人是如何诞生的——难道这仅仅只是一个巧合，而不是天地刻意而为之？朱熹答道：“天与地什么时候说过：‘好吧，我们将诞生一个圣人！’只有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一系列特定的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圣人才诞生了。而后看起来好像就是上天决定了圣人应时而生。”

朱熹曾经在别的地方十分清楚地谈及上帝，而从这样一位哲学家嘴里说出上面这些话，唯一能对此进行解释的方式看来就是他“十分痛苦地在自相矛盾”。但是，马若瑟也辩解说在这样的场合朱熹更像是一个宇宙机械论者在谈话——他试图用机械的方式来解释圣人之诞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圣人的诞生和普通人的出生没有任何区别。

这封所谓的“信”以一个顺从的声明来结尾。关于使用“天”和“上帝”这两个词的困扰是主教们的问题。“我再次重申，我宁可去死，也不愿以任何方式亵渎我们神圣宗教的定义。另一方面，我深信我的主张是正确的，即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的说法尚无定论，以及关于‘天’和‘上帝’这两个词不代表天主教里真正的‘God’的说法也尚无定论。而且教会并未禁止我们去证明所谓中国人之无神论的声明是一种奇想，以及基督就是中国的‘经’中最基本的对象的说法也是一种奇想。”

这最后关于“经”中基督的一句话脱离了整篇文章的主调，使马若瑟在最后的宣言中无法平静地收尾。

“这一切鼓励我去公布我在‘经’中发现的救世主的奥秘，这些‘经’籍最为晦涩难解，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书籍，一直流传至今。虽然我已经64岁了，但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前能够完成这部可以光耀基督及其教会的作品。”除此之外，文章的其他部分都只在分析宋代理学家可能有的无神论，理学的哲学家们在当时被称为新思想家。

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特别是《诗经》中谈到的“上天”与犹太人所说的上帝，或者说是基督教里所言之上帝有某些类似之处。

理学家不得不讨论了这个问题。如马若瑟所举，那些短语和陈述中看来确实有提及“上帝”的地方，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他们太多的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告知宇宙是由两种力量“理”和“气”所支配的。“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框架内我们看到世间万物井然有序，世界并不是混乱不堪的。“气”，作为强大的力量源泉则使世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