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驻宁波的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
在19世纪上半叶，就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而言，最了不起的也是最有资格的敬慕者就是一位年轻的苏格兰人，他的名字叫做罗伯聃，他甚至还想把《汉语札记》翻译成英文。
罗伯聃1807年生于格拉斯哥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委内瑞拉、墨西哥和法国做过几年生意之后，他于1834年前往中国。他一直住在中国，直到12年后逝世于此。罗伯聃很快地掌握了汉语的口语和写作能力，在鸦片战争中他担任了口译和笔译的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希望享受与中国人更为自由的交流。1842年，当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签订《南京条约》时，罗伯聃也在场。《南京条约》结束了鸦片战争，开放了中国沿海的五个城市与外国通关贸易，其中一个城市就是宁波。尽管罗伯聃当时很年轻，1843年年底他仍被任命为驻宁波的英国领事。两年半后，他因痢疾死于宁波。
英国外交部对罗伯聃所谓的“英勇的非中心主义”深表不满，例如他非常勇敢地救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的生命，这个人曾在鸦片战争中担任他的副手，由于一个错误的罪名可能会被鞭打致死。事实上，在《南京条约》中已经保证，那些在战争中帮助过英国的中国人应得到豁免。不管怎样，即使在居住在五个通商口岸的那些冷血的英国人当中，罗伯聃的善良也得到了公认[9]。
1839年，罗伯聃在广州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为Wang Keaou Lwan Pih Neen Chang Han——从非常流行的合集《今古奇观》一书中选取的一个故事，“对某些表达方式进行了非常适宜的翻译”[10]。
这本小书至今读来仍十分有趣，特别是在序言部分，罗伯聃描述了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遇到的种种难题，情况与17、18世纪耶稣会士在华时大不相同了，那时耶稣会士周围的朋友都是博学之士；而罗伯聃也有一位老师（“先生”），他在广州的英国工厂里工作，人很聪明但受教育程度不高。有好几次，罗伯聃试图和他的老师谈起去拜会一下文人，但却遭到了先生的指责——“那些人对我们极其鄙夷”。
在鸦片战争前夕，罗伯聃出版了一本较长的译作《意拾喻言》[11]（1840）。
在这本书的前言中，罗伯聃对英国汉学界的现状进行了生动而愤怒的描述：
当雷慕沙在他汉学教授的位置上为法国文学增添光彩之后，现在又有儒莲当之无愧地继任该席，为什么我们的马礼逊却不能荣膺此殊荣呢？
他说，这段话是现今去世的某人在三年前写的，如今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并不乐观。一个汉学教席确已在伦敦设立，但这位教授的薪水却“只相当于一位英国绅士付给他的好厨子或乖巧侍从的奖赏[12]”。
英国政府对汉学教席不感兴趣，罗伯聃抱怨道：“我们那些富有而慷慨的学者的赞助者们，没有一个人资助鼓励汉学的研究。”显然，他所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他们当中的一位已经这样做了。那就是金斯博鲁勋爵——出版者在《汉语札记》的序言里向他致谢，但未提及他的名字，而《汉语札记》这本书现在就放在罗伯聃的书桌上。
《意拾喻言》有21页介绍中国的语言，几乎都选自小德经（C.L.J.Deguignes）的《北京游记》（Voyage à Pékin，1808）[13]。其中有几页关于“六书”，这是汉字的六种类型，“由德经、马礼逊和一位最优秀的汉学家将它们分别下了定义”[14]。
然而在我们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关于汉语虚词的五页内容——“略为引用了马若瑟的拉丁文本”——对八个虚词的解释和说明。最后，罗伯聃提到了马若瑟著作的名字《汉语札记》——“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我们计划今后（上帝的愿望）能将其译成英文，提供给我们年轻的学生”。然而，罗伯聃却没有时间从事这一计划[15]。
但是他却有时间写作了另外两部著作。他的《汉英字汇》（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2）是为希望同欧洲商人交流的中国商人所作的短语集，而现在把它看做在通商口岸教中国人某种最基础的英语的读本，也很有意思。这本书是用木版刻印的，英文部分由罗伯聃亲笔书写。
后一本书《汉语会话》（The Chinese Speaker，1846）印刷精美，在作者死后出版于宁波。
事实上，这位聪慧的年轻人所作的四部作品，意在激发英国人改变对中国文学的漠然态度，从而能与法国人一争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