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尾声

[1]原书本章注1：傅尔蒙在他的《傅尔蒙先生著作目录》（1731）中恶毒地攻击尼古拉·弗雷莱，傅尔蒙1722年所做演讲的要旨发表在1729年的《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史》第5卷的第312—319页，他指责弗雷莱歪曲了该文，弗雷莱对此非常愤怒。科学院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以平息两人的争执，委员会最后的结论是双方各有错误，禁止双方再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说和撰写相关文章。弗雷莱1731年给马若瑟写信告知了此事，马若瑟在他写给傅尔蒙的最后一封信里（1733年10月5日于澳门）对自己“两个朋友”的不和深感痛惜。弗雷莱在1735年又一次写信提及此事，当这封信到达时，马若瑟很可能已经在澳门逝世了。（维尔吉尔·毕诺：未出版过的资料，1932）（Virgile Pinot：Document in édits...1932）

[2]原书本章注2：米歇尔·罗贝尔·勒·佩尔蒂埃·德·福尔（Michel Robert Le Peletier des Forts）是财政大臣。拉格埃教士（M.L'abbé Raguet）即吉尔·贝尔纳·拉格埃（Gilles Bernard Raguet，1668—1748），他协助枢机主教弗勒里（Cardinal Fleury）的工作，担任年轻的国王路易十五的私人教师。他曾于1705年到1721年任《学者报》（Journal des Savants）的编辑之一。1728年，他是印度公司（Compagnie des Indes）的“精神导师”。包裹里有一份长长的书单（中文和满文的），是傅尔蒙和比尼昂希望马若瑟为王室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名录。傅尔蒙也许寄了一封长达“40页的信件”，马若瑟在往后的信中再次问及此事，但傅尔蒙却从没“再现过该信的内容”。

[3]原书本章注3：傅圣泽由于拒绝听命于新任命的法国耶稣会士驻北京道长汤尚贤（Vincent de Tarte，1669—1724）神父，已于1719年被耶稣会总会长召回欧洲。总会长的信没有提到傅圣泽的索隐学观点，但这是众所周知的——对马若瑟也一样——汤尚贤认为他的观点就如同危险的幻想。（见Witek书第235—242页）

[4]原书本章注4：论文也许是给约瑟夫·德·加里费（Joseph de Gallifet），见原书本章注17。

[5]原书本章注5：傅尔蒙几年前曾做过一个演讲，是关于引用文章的正确方法的。《关于引文》（Des citations），见《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史》，第5卷，1720年。

[6]詹森（1585—1638），荷兰天主教神学家，创立詹森教派，反对耶稣会，被罗马教皇斥为异端。詹森教派的神学主张认为人性由于原罪而败坏，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宠便为肉欲所摆布而不能行善避恶。——译者注

[7]原书本章注6：马若瑟修改了原来的句子，他删去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表达“如果我再有五十年”。

[8]出自《论语·述而第七》，原文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孔子说：“再给我数年时光，五十岁学好易经，也许可以没有大错误了。”但龙伯格认为“五十以学易”意思为“如果我再有五十年”，理解有误。——译者注

[9]原书本章注7：雷慕沙（Abel Rémusat），《亚洲新杂纂》（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第2卷，1829年。

[10]原书本章注8：马若瑟在1731年8月30日和1733年10月6日的信件中，再次提到了伟大的“道藏”。

[11]原书本章注9：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中将《性理大全》称作“自然哲学的汇编”。早期的耶稣会士对此持害怕和厌恶的态度。尽管马若瑟认为书中有不少好东西，但他在《汉语札记》中仍称其为“大杂烩”。（Knud Lundaek：“Notes sur l'image du Néo-Confucianisme”，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ⅩLⅣ，1983，pp.19—30）

[12]原书本章注10：罗泌，《路史》，附录卷一。

[13]《埃涅伊德》：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所著的史诗。——译者注

[14]原书本章注11：“……以一种生动、优美而又适宜的方式写作而成”，马若瑟也许还想到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适宜”的中国小说，例如著名的关于市井风俗的小说《金瓶梅》。此外，马若瑟翻译了《元人百种》中的一出戏《赵氏孤儿》，刊载于杜赫德（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并成为了此后伏尔泰（Voltaire）写作《中国孤儿》的基础。马若瑟的部分译文被路维·霍尔堡（Ludvig Holberg）翻译成了丹麦文，见其作品Epistler（1748—1750）。

[15]书名引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29页，中华书局，1995年。——译者注

[16]原书本章注12：在这封信的开头有一个附加的部分，我们推测可能是傅尔蒙写的。马若瑟从朱熹那里摘录了有23个字的文段，并做了翻译，但不是直译：“《易经》是其他‘经’的源泉。学习别的‘经’而不学习《易经》就如同大树没有根，江河没有源。”从这几行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段话是用现代的话直译出来的，每个字的下面都有拉丁文的准确翻译。只有很少的线索可以证明傅尔蒙的翻阅，通常他的旁注都是一个或两个无意义的词。在1731年11月的信里，在半页遮遮掩掩的恭维话的旁边，傅尔蒙就写了一个字：“我”。

[17]朱迪亚：古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包括今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和约旦的西南部地区。——译者注

[18]即《圣若瑟演述》，书名引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29页。——译者注

[19]原书本章注13：上论——在关于“中国人的一神论”的信中，马若瑟谈到这是雍正皇帝1725年在接见罗马教皇的使节——两个赤脚的修士时颁布的指令，并在官方的《北京公报》上发表。在这份“上论”中，皇帝揶揄了“天主”这个称呼，说天主教充斥着虚妄和幻想。孟德卫在他1976年的论文“The reconcili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with Christianity in the writings of Joseph de Prémare”中曾展示了这些指令。

[20]原书本章注14：1704年，白晋曾给在巴黎的比尼昂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应当在中国建立一个教皇的学院，包括两个部门，一个建在北京，一个建在南方。每个部门应有六个成员，每个成员要配备一到两个好的中国助手。建立这个学院的一个宗旨就是创作新的和经过修改后的宋代哲学家的著作，在对《易经》的索隐式阅读帮助下，删去他们书中“无神论和空想的解释”。另一个宗旨就是为欧洲读者翻译新的重要的中文著作，配有评注和象形文字的字典。——就长期而言，巴黎的皇家学院和中国的教皇学院应当在某些形式上进行合并，“重建一个通用科学的系统和真正的奇迹，或者是古代主教们的神秘教义……”马若瑟很可能听说过这一计划——1704年，他声称自己是白晋的弟子，但却从未提及过这个计划。（《一个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Eine wissenschaftliche Akademie für China），由克劳迪亚·范·柯蓝妮于1989年编撰，并对此作了评注。）

[21]书名引自《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2页。——译者注

[22]François de Malherbe：马莱伯（1555—1628），法国诗人，文学批评家，诗歌多为宫廷祝颂之作，主张语言纯正准确及韵律严整，其理论对后来法国文学的发展和正统诗歌理论产生了影响。——译者注

[23]原书本章注15：马莱伯（Malherbe）的诗歌《关于皇帝与皇后的婚礼》（Sur le marriage du roi et de la reine）里有这样的诗句——夜幕即将降临……

[24]原书本章注16：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神父曾经于1659年到1665年在马若瑟所在的建昌工作过。他的第一本木刻出版的著作《中国智慧》，中文和拉丁文对照，于1662年在当地出版。也许有该书的抄本，而且有人拿给马若瑟看过。

[25]该书为《大学》译本，1662年刻于建昌。（参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31页）——译者注

[26]该书为《中庸》译本，1667年殷铎泽先刻一部分于广州，1669年续刻于果阿。（参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31页）——译者注

[27]原书本章注17：约瑟夫·德·加里费（Joseph de Gallifet，1663—1749），耶稣会士。他在1723年到1731年任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法国助理员。他是一位热心的发起者，发起了一个新的对耶稣圣心的礼拜仪式，并于1726年在罗马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圣心会的知识》（De cultuS.Cordis Dei）的教义著作。1725年，马若瑟应南京主教的要求，编写了一本拉丁文和中文的圣心祈祷词（即《耶稣圣心篇》一书，见《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34页——译者注），用索隐的方法解释了汉语里“心”的意思。极有可能就是加里费为马若瑟给布列加神父的论文写的辩护，Motivi qui se propongono...（见原书124页）。

[28]原书本章注18：Louis Bourdalou（1632—1704），保多禄神父，法国耶稣会的传教士，17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由于他质朴和统一的布道，使他受到了不仅来自王室，也来自同院病人和同狱犯人的高度赞扬。他的部分布道词至今仍见于学校的教科书。

[29]原书本章注19：圣母玛利亚会是一个所谓的宗教性会社，为耶稣会支持的组织。

[30]原书本章注20：龚当信（Cyr Contancin，1688—1732），他于1720年至1725年在江西传教。

[31]原书本章注21：《傅尔蒙资料》（Papiers des Fourmonts），第34卷，国家图书馆，n.a.fr.8977，包括了一页“有关中国的论文”。第10篇据说是在1728年8月的会议上宣读过，相关的评注值得一读，他公然地这样写道：关于中国部首意义的论述，加上中国哲学家对这些部首所做的整理，我们由此可以证明这些哲学家们的目的是从中得出最初的人类及其发展进步、其艺术等的简史……——傅尔蒙认为214个部首是古老的，他并不知道这些部首是由梅膺祚在1615年出版的字典《字汇》中发明的。

[32]原书本章注22：由佛兰德—比利时教区的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所撰写的《中华帝国历史年表》（Tabulae chronologica）一文，发表在他于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的末尾部分。柏应理为出版这部伟大的著述，自1682年到1692年留居欧洲。他在大约100页的“Proëmialis Declaratio”签了自己的名字，但事实上他仅写了或者说改写了其中一部分。（参见Lundbæk，“The image of Neo-Confucianism in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983）

[33]原书本章注23：艾蒂安·苏熙业（Etienne Souciet，1671—1744），具有影响力的巴黎耶稣会士。1732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来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数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著作。勒内·约瑟夫·图尔内米内（René Joseph Tournemine，1661—1739），耶稣会士，1701年至1718年任《特里武论文集》的编辑。在担任了耶稣会巴黎发愿机构的图书馆馆长之后，他于1702年到1736年间在《特里武论文集》上发表了相当多的历史和文学研究文章。

[34]法国古银币（尤指17—18世纪时流通的银币）。——译者注

[35]法国古代的记账货币，相当于1公斤古银的价格。——译者注

[36]原书本章注24：一封写于1731年11月15日的类似的信札，目前尚存于世。这是写给总检察长奥里先生（M.Orry）的，他是路易斯·弗朗索瓦·奥里（Louis François Orry）的侄子，弗朗索瓦·奥里曾任驻巴黎“印度和中国传教”代理人，直至1726年辞世。在信中，马若瑟告诉奥里能从傅尔蒙处获得所有有关索隐学的知识；此外，他还补充说汉字和中国的“经”包含了相当多的基督的神迹，远远多于《居鲁士游记》一书令人尊敬的作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能收录到的总和。

[37]原书本章注25：苏熙业，在其辑刊《宋君荣诸神父所为之数学、天文、地理等测验》（Observations mathématiques，astronomiques，géographiques faites en Chine par les PP.Gaubil，etc.，1729）的第1卷中谈到自己早在宋君荣离开巴黎前往中国前就认识他了。宋君荣学识渊博，做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做了太阳子午线高度的测验、木星及诸卫星的测验……他定期给我们寄资料……他也从书籍中学习汉语和满语……

[38]原书本章注26：马若瑟在这封信中还附有给王室图书馆馆长阿贝·比尼昂的信（1733年11月3日，澳门），他对比尼昂是傅尔蒙的“保护人”这一点深信不疑。信中，马若瑟重申了几处措辞强烈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也见于给傅尔蒙的信中。马若瑟告诉比尼昂关于自己的中文藏书的糟糕景况——很多书都是他精心收集的，其中一些书已经被虫蛀了。现在谢瓦利埃·罗比斯特·比尼昂（Chevalier Robuste Bignon）的侄子在一艘来华的法国船只上担任大副，马若瑟托他把那些保存完好的书籍带回巴黎，转交给他的叔叔。雷慕沙在其《亚洲新杂纂》第2卷第275页里谈到这封信被掺杂在傅尔蒙的文章中。克拉普罗特（Klaproth）将其发表在1817年出版的《百科年鉴》（Annales encyclopédiques）一书第5卷中。同时，在“庞特翁文学工作者社”（Panthénon littétaire）版的《传教信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1838—1853）第3卷中重印。

[39]原书本章注27：在傅尔蒙的《中国官话》中，目录第152条是杜甫的作品集。这也许就是马若瑟在1733年10月6日信中提到的那本书。（傅尔蒙相信这本书是《诗经》的注解本）。但目录中没有李白的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