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若瑟认识傅尔蒙
当马若瑟离开九江被遣返至广州的时候，他的心里必定充满了绝望。他一定随身携带了自己大部分或者说是全部的藏书，以及数不清的文稿——手稿、笔记、草稿和杂记——包括他就《易经》所作的八卷厚的注释笔记，现在他能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
马若瑟早年间曾多次请求他的上级允许自己发表索隐学的研究成果，但都徒劳无功。他也曾试图获得来自法国本土的耶稣会士们的支持，诸如艾蒂安·苏熙业和勒内·约瑟夫·图尔内米内（Réné Joseph Tournemine）。他们要么不支持他，要么根本不给他回信。现在，身处流放广州的困境，他又怎能期望缓解上级严厉的反对立场呢？马若瑟一定觉得自己的宏伟事业——通过以索隐学的方式注释中国古籍的方法来归化中国民众——已经前途渺茫了。
但在1725年，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敢置信的事情，似乎改变了一切——这或许会是一线生机呢？
可能是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马若瑟发现了一些过期的《特里武论文集》（Mémoires de Trevoux），这是当时法国耶稣会士的一份影响深远并被广泛阅读的月刊。[26]其中在1721年的那一卷里，有一篇关于意大利耶稣会士梅尔希奥·达拉·布列加（Melchior dalla Briga）的文章，这位耶稣会士解读了埃及的象形文字，证明古埃及人已经知道了“三位一体”。这令马若瑟很感兴趣，他给这位能够辨认埃及象形文字的意大利学者写了信。事情又有了进展。在1722年那一卷中，马若瑟接触到了一位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埃蒂安·傅尔蒙，后者曾就中国语言发表过演说，自称在中国文字中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系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若瑟今后十年的生活。
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中，我们会介绍他写给达拉·布列加的信。事实上，那是以索隐学方式来阅读《易经》的一个说明。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位马若瑟所不认识的法国学者关于中国语言的演讲。
1722年6月号的《特里武论文集》有6页关于中国语言的文章，这其实是1722年4月4日傅尔蒙在一次向公众开放的会议上，呈交给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27]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这份摘要由傅尔蒙亲自撰写，交予《特里武论文集》的一位编辑去发表。“傅尔蒙先生关于中国文学的论文”以第三人称写作，作者用傅尔蒙的手稿介绍了其中的内容。
在序言中，作者写道，早在16世纪初，傅尔蒙先生就开始了欧洲人对汉语的研究。他还谈到了黄嘉略（Arcade Huang）的去世，黄嘉略和梁弘仁（M.de Rosalie）一起前往欧洲，并受命于法王路易十四从事汉语词典的编撰工作。[28]
1715年国王逝世之后，摄政王奥尔良公爵（Philippe d'Orléans）希望这本词典能够出版，以促进欧洲对这一迄今仍知之甚少的语言的进一步了解。当黄嘉略去世后，傅尔蒙奉摄政王之命检查“这位翻译家”留下来的文稿，查找任何可能会有助于加深理解这门语言的内容，特别是查看这本词典的编写进度。傅尔蒙这样做了，并向摄政王汇报了他的发现，公爵命他继续完成黄嘉略未竟之事业。
傅尔蒙开始为这本词典收集材料，但他说，事实上他编写了不是一本而是好几本词典，还创造了一些他认为对理解这门语言所必需的作品。他在科学院宣读的论文就是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的，而且极可能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版它们。因此，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傅尔蒙所谈到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他在阐释中国语言的特质方面所做的努力。
他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学，而中国的印刷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在中国没有贵族阶层，所有官职的任命都是凭真才实学，特别是依靠文学方面的才能。
傅尔蒙列举了那些出版过有关中国的书籍的耶稣会士的名字，以及那些曾经尝试过但最终还是未能真正理解这门语言的欧洲学者的名字，随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文字系统庞杂，大约有8万个汉字，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相应的汉字，事实上它们都是象形文字。但对于傅尔蒙先生而言，汉语在组合文字上所具有的美妙秩序是一种哲学和地理的秩序，它所包含的寓意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由于这种秩序的存在，刚开始面对大量汉字时出现的困难被大大地减少了。傅尔蒙先生断言，汉字的组合是人类最卓越的成就，在自然哲学里没有任何一种系统能与它相提并论。
最后，他告诉读者，黄嘉略这位翻译家留下的文稿中有超过5000个汉字。他自己已经编写了为数不少的各类词典、语法书、论文和笔记等，约有12或14卷（对开本），而他每天都还在修订和增补它们。他还说按照摄政王的命令，已经刻印了超过25000个汉字。
马若瑟从未听说过傅尔蒙！他知道皇家金石与美文学院，也对罗萨利先生，即梁弘仁，罗萨利主教和四川省的名誉主教略知一二。梁弘仁于1702年回到法国，马若瑟或许还听说过他带了一名中国青年同行。
但是，关于傅尔蒙这位科学院院士的一切和他为中国语言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他所提供的数以千计的汉字信息肯定带给了马若瑟无比的震撼。但现在它出现了，在一本受到高度推崇的学术杂志上——这真是天赐！[29]
1725年12月1日，马若瑟给傅尔蒙写了一封信，随信附上了他的一篇索隐学的论文。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这封信，以及马若瑟在随后的8年里陆续写给傅尔蒙的另外18封信札。这些信札为我们清楚地描绘了马若瑟的个性、他的希冀和渴望，而现在在流放中，可以说，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在介绍这些信札之前，应该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傅尔蒙——这位令马若瑟牵挂多年的人。马若瑟怀着热忱的希望接近他，在很长时间里试图吸引住他的注意力，劝说他与自己合作，即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教给中国人正确地阅读自己古籍的方法来归化中国民众。只有到了1733年，当马若瑟接到了《傅尔蒙先生著作目录》（Catalogue des ouvrages de Monsieur Fourmont l'ainé），他才意识到他在巴黎的这位朋友远非一个值得信任的战友。
下面将简要介绍傅尔蒙的生平和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