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
1725年12月1日的信札
阁下：
我是从《特里武论文集》的专栏上认识您的，在专栏中我看到了您关于象形汉字的文章的一个摘要，我对您所说的一切感到非常惊奇。
如果在法国，仅靠您头脑的洞察力，您就能领悟了这种文字的特性，如同在中国学习汉字长达20年之久的人们。倘若您了解了汉字所有的秘密，您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因此我做出了决定，阁下，从现在开始我将寄给您我对此所有的看法。我相信它们不会浪费您的时间，相反，您会像我一样使用它们。
自现在始，我们或许可以长期保持联系——这完全取决于您。我们并不是第一对从未谋面就彼此相亲的朋友。
随信附上一份无足轻重的论文初稿，相信您比我知道的很多学者更有能力去理解和体会这一系统，那是因为您和他们不同，您没有被其他大量的学问充斥了头脑，这些东西使那些学者偏离了对汉语的研究并夺去了他们最好的时间。此外，从他们的信中，我无法看出任何东西能让我感觉到他们已如您一般深入了解了汉语。
如果一个人不在其描述中塞满汉字，就不可能展示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章所具有的优美风格。可是在欧洲的人如何能正确地刻印这些汉字呢？直到现在，我仍然把汉字看成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不过现在我知道了，（在巴黎）在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命令和比尼昂教士大人的支持下，精细地刻印了超过25000个汉字。因此，这一难点已经被攻克，我深信您已经用某种方式归整了这25000个汉字，这样一来当您需要某个字时就能查找到它。
您告诉我说有一个中国人叫黄嘉略，他留下了不少词典、语法书和论文。在这些文稿中间也许会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不过我担心材料中多数会是错误的，或许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可能并不那么有才能——即使是中国最有才华的学者也不能理解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又或许是因为已故的罗萨利先生并没有将这些问题推进到足够的深度，以使他的秘书沿着正确的道路探寻。
当然，这些材料也许能帮助像您这样睿智的人独自继续学习这些问题，不过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如果您仅仅依靠黄嘉略先生所教的东西，那么汉语学习将会是比较枯燥乏味的。
事实上，学习汉语是一种最美好也最能给人以慰藉的学习；除《圣经》外，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亦能全身心投入汉语学习。一旦您决定着手研究这些神圣的象征，也就是构成那些珍贵文稿的主体部分，您就会了解到我所说的一切。
阿贝·马蒂厄（Abbé Mathieu）先生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失去他，对我而言，是一个难以抚慰的伤痛。我同弗拉奎尔先生（Mr.Fraquier）和热杜恩先生（Mr.Gedouin）也相交多年，我提到上述人名是因为他们都是您在科学院的同事。我非常高兴能成为您友人的朋友。
如果您觉得我寄给您的第一篇论文能够得以发表，我请求您别署我的名字，也不要同巴黎耶稣会提到此事。我不认为他们对我怀有敌意，但我想他们太胆怯，以至于不能像一个渊博和保持着学术兴趣的学者那样拥有应有的某种自由。
我请求您，从这一刻开始把我当做您的朋友吧。请相信，我将永远充满敬意、全身心地保持这段友谊。
您谦卑恭顺的仆人：约瑟夫·亨利·德·普雷马（马若瑟）
又及：我在这篇论文中的每个汉字后面（见下文）加上了现在的读音。我用的是法式发音，而且已经画线标明了所有的单音节词，为的是表明用另一种字体来写（印刷）这些字也许是一个好注意，目的是显得更加清楚。
显然，马若瑟为了完成这封行文优美、构思合理的自荐信，一定煞费苦心。文中有对傅尔蒙提交给科学院的论文恰到好处的恭维，对比了某些不能胜任的学者，也有对某位叫黄嘉略的中国人的谨慎的轻视，还隐约提及了自己在科学院的旧友，通篇采用了措辞谦逊但又不失自信的口吻。
信中所介绍的这位在广州的自诩为中国古文专家的耶稣会士，对傅尔蒙而言，一定是一个极大的惊奇。
当傅尔蒙1726年收到这封信时，事实上中国已经禁止了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传教士们被逐还广州的事在欧洲已是众所周知。
傅尔蒙当然知道已经在中国传教了一百多年的耶稣会士对汉语的了解，但他们的汉语能力也许仅限于能让其宗教任务得以开展。他们出版了一些译著，如《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但没有迹象表明耶稣会士对汉语的特征感兴趣——没有一个耶稣会士出版过语法书或是字典。傅尔蒙很可能并不清楚马若瑟在中国的名声，马若瑟在中国语言和文学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耶稣会士。
当然，马若瑟的恭维肯定让傅尔蒙感到很高兴，不过当他读到说他应当“能领悟了这种文字的特性，如同在中国学习汉字长达20年之久的人们”的时候，傅尔蒙也一定觉得有些尴尬。另一方面，对自己在欧洲该领域里研究所拥有的杰出地位，傅尔蒙十分自信——他已经发现了214部首系统背后的原理，那就是它们（往往）都是标记，在某些方面指示着合体字的意思。在汉语研究方面，傅尔蒙在文字与文学院的竞争对手弗雷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是很朦胧的意识。黄嘉略则不了解这一系统，或许他也没有能力向他们解释这一点。[1]
除了提及在中国古籍中的某些“神圣的象征”之外，马若瑟并没有在这封信里谈到他的索隐学理论，不过他随信附上的“拙文”足以向傅尔蒙展示这位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是一个怎样的人。这篇“拙文”是一篇很长的索隐学论文，题目是“论中国语言文字，致布利加神父信札中的一封……”（“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ers et les livres de Chine，tiréd'une letter au R.P.de Briga，Interprète de la Bande d'Isis”）
马若瑟致一位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布列加神父的信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布列加神父是否收到了这封信。论文寄给了傅尔蒙，不过在论文寄往巴黎的途中，发生了一些事情：论文被拦截了，并且它的内容被公布于罗马传教总会的通告中。马若瑟把这样一篇文章寄给一个非耶稣会士，仅就这一事实，已足以被指认为耶稣会和教廷的冒犯者，于是谣言四起，说马若瑟将会被召回。虽然他最终没有被召回，但这样的威胁已让马若瑟余生都生活在一种恐惧和愤怒之中。
这篇论文的内容将在“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一章中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