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神学研究中的古代神学和索隐学思潮
17世纪开始出现了一种推理性的神学思潮，这成为了一个在华的很小的耶稣会士团体“中国索隐学派”形成的起点。
这个思潮替代和更新了旧的神学，如古代神学。新思潮的理论根据有两点：其一，尽管基本的天主教教义有些模糊，但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其二，古老的圣经释经学技巧，特别是被称为象征式的注释，例如《旧约》中的人、物、事件是《新约》中相应的人、物、事件的神秘预象。[4]
在这一思潮中的领军人物就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耶稣会学者中的杰出人物，一位住在罗马大学的博学之士。他出版了相当多的巨著，涉及地理学、磁学、光学、声学、音乐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而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撰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内容是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1652—1654年间在罗马以篇幅浩大的对开本出版，名为《埃及的底比斯王》（Oedipus Aegyptiacus）。在这本书中，基歇尔通过对罗马方尖碑和著名的易西斯女神[5]方尖碑上的象形文字经文的翻译，从而把象形文字阐释为他从希腊和拉丁著作中所获得的关于埃及宗教的信息。在扉页上，基歇尔列举了他的权威来源：埃及人的智慧、腓尼基人的理论、迦勒底人的占星术、希伯来人的神秘哲学、波斯人的魔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希腊人的神知学和神话学、阿拉伯人的炼金术以及拉丁哲学[6]。
除了对象形文字经文的破译之外，这本书还包括了对《圣经》中的以诺（Enoch）[7]、索罗亚斯德（Zoroaster）[8]、奥菲斯（Orpheus）[9]、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10]等人物的评注。
基歇尔解释说赫耳墨斯·特利斯墨吉斯忒斯就是以诺的预示（象征），索罗亚斯德就是闪（Sem）[11]的预示（象征）等等。
基歇尔得出的结论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秘藏的“不是历史，也不是对君王的颂词，而是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奥秘”。在某处，他引用了14世纪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库斯（Iamblicus）的话：“埃及文字不是在偶然的、无理性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而是追随着自然界的原型以伟大的创造力产生的。”
除了最后一句，白晋和马若瑟一定会赞同这两段话，因为它们也使古老的中文典籍和汉字具有了确凿的根据。
另一部为所有的来华耶稣会士所知的17世纪的重要作品，即保罗·伯里耶（Paul Berurrier）的《从自然、文字和福音三个层面思考基督教》（Speculum Christianae religionis in triplici lege naturali，mosaica et evangelica，1663）。这本书是写给前往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们的，作者宣称：“毫无疑问，中国人熟知同样的真理，包括创世纪、第一个人的诞生和堕落、大洪水、三位一体、救世主、天使和魔鬼、炼狱、对邪恶者的惩罚和对正义者的回报，正如我们的祖先所知道的一样。”[12]
白晋和马若瑟至少还知道另一本书，那就是皮埃尔·丹尼埃·于埃（Pierre-Daniel Huet）的《福音的证明》（Demonstratio Evangelica，1679）。博学的作者在这部书中通过数年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任何文明中的英雄人物和伟大领袖都是以摩西作为原型的。
在18世纪早期，所有这些相似的神学思考都是不合时宜的。伯纳德·德·蒙福孔（Bernard de Monfaucon），一个富有怀疑精神的本笃会会士，在其巨著《古物图录》（Antiquité expliquée et réprésentée en figures，1719）里嘲弄了基歇尔。据伯纳德说，基歇尔这个人能阐释所有的东西，在他面前没有解决不了的谜团，而他自己从未或者甚少怀疑过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