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若瑟的身后事

马若瑟逝世后，随着他的朋友和敌人的相继离世，近一个世纪以来，马若瑟的形象已黯淡无光。天主教已经被逐出中国，只有宫廷传教士仍留在北京，可以同欧洲继续保持通信往来。一股排华的潮流席卷了所有西方国家的通俗文坛；与此同时，学者们仍然醉心于来华耶稣会士们出版的多卷本的出版物——如马若瑟去世前一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13卷本的《中国通史》（1777—1785），以及17卷本的《有关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道德和风俗习惯之记录》（《有关中国之记录》）（1776—1814）。

马若瑟的多部索隐学著作尘封在档案馆之中，他的《汉语札记》仍然在巴黎王室图书馆的中国藏书中沉睡。

在18世纪后半叶，巴黎的中国学研究以德经（Joseph Deguignes，1721—1800）和米歇尔—昂热·安德雷·德·鲁·迪奥特雷（Michel-Ange André de Roux Deshauterayes，1724—1795）为代表。他们撰写了很多关于亚洲历史和年代学的著作，但却没有关于中国语言的专著。德经在一篇有关亚洲语言的大纲性的文章中，利用此机会将汉语描述成了一种“不规范的”，“尚未完全形成和经过打磨的”语言[1]。

在王室图书馆中《汉语札记》的手稿之存在似乎已被人遗忘。

到了19世纪的头一年，马若瑟的人品及其著作又再次回到了欧洲学术成就的舞台上。他第一次作为语文学家的面目重新展露在世人面前，阿贝尔·雷慕沙在创立汉学这一学科时使用了马若瑟的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优秀教材。仅仅过了半个世纪，索隐学家马若瑟也确立了自己的位置——这一次是由教皇颁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