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伊曼的非难
诺伊曼（Carl Friedirch Neumann，1793—1870）在其青年时代致力于学习亚美尼亚语言和文学，这种语言及文学一度在巴黎、伦敦，特别是在威尼斯著名的Mechitharist San Lazzaro女修道院三地引起过激烈的论战[5]。1828年，诺伊曼在巴黎师从雷慕沙，学习汉语。在那里，他一定使用了他老师的《汉文启蒙》一书，也极有可能得到了一份马若瑟《汉语札记》的抄本或者部分抄本[6]。
1829年，诺伊曼去了广州，在那儿他购买了6000册图书，后来都藏于慕尼黑和柏林大学的图书馆。1833年，他被慕尼黑大学授予地理学、人类文化学、亚美尼亚语和汉语的教授一职。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过于自由的政治观点，诺伊曼于1852年被大学开除。此后，他撰写了很多不瘟不火的关于亚洲和美洲的作品度过余生。
1832年，雷慕沙逝世两年后，诺伊曼发表了自己写于1831年的一篇文章，将雷慕沙的《汉文启蒙》和马若瑟的《汉语札记》进行了比较。这篇文章很长，发表在一本不太有名而且昙花一现的杂志《巴伐利亚编年》（Bayerische Annalen）上[7]。
在文章的开头，诺伊曼极力证明自己发表这篇冗长的论文的正确性。
即使雷慕沙仍然在世——这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东方文学的研究大部分都要归功于他——我曾常常声明，他的《汉文启蒙》只不过是耶稣会士马若瑟那本伟大的、完整且博学的著作的摘抄本。雷慕沙曾在序言部分暗示过这一事实，但在另一个地方他又退缩了。
我很早以前就承诺过要把雷慕沙摘抄马若瑟的所有内容详细地展示出来，为的是向公众揭示这两本书关系的真相，但现在我却感觉深受限制。特别是在像汉学这样一个领域，只有如此少的人在此耕耘，那么就有必要保护每个学者的功绩，这样一来一位学者多年来辛勤工作的成果才不会被归于其他人的名下。
现在我将开始比较两书，坦诚而且直率地，不带任何恭维地把我所发现的东西一一呈现出来。
诺伊曼只探讨了《汉文启蒙》的“古典文风”的部分，从第70段到282段。他讨论了超过50个段落，坚持称其为“摘录的文段”，而不是文章的段落，每个“摘录的文段”都说明引自《汉语札记》的哪一页。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诺伊曼限制自己，只列举《汉文启蒙》的段落，在后面加注：“这一规则和引文见《汉语札记》第××页。”
在不少地方，他也说明了雷慕沙是如何摘抄马士曼（J.Marshman）于1814年在塞兰坡出版的《中国言法》（Clavis sinica，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一书的。
无论如何，诺伊曼的这篇长文不仅仅详细地说明了两书的借用关系，而且它全篇充斥着一种具有攻击性和侮辱性的口吻，使人联想起19世纪某些爱论战的汉学家。他嘲弄了雷慕沙的“涉猎广泛”，但同时又找机会展示自己文中的许多引文出自哪个具体的版本、卷数、章节和页数。
在诺伊曼这篇酷评的结尾处，他这样总结道：
在这样令人疲倦和不愉快地比较了雷慕沙和马若瑟的著作之后，我希望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所说的是正确的，即第一本书是第二本书的摘抄本。
关于这样一个主张的详细研究与评价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那属于雷慕沙生平及著作研究的范畴。即使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也丝毫不会减损《汉文启蒙》这部作品的重要性，它作为一本优秀的完美的汉语入门教材，使19世纪早期的学习汉学的学生们获益匪浅[8]。
不管怎么说，雷慕沙的资料还能从什么地方得来呢？他自己在《汉文启蒙》的序言里已经说了：
我坦白地承认本书的不少例句都选自马若瑟神父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此后我会提及。
况且，我们已经看到，在雷慕沙的著作中，他赞扬了这位伟大的耶稣会的语文学家，并承认自己得益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