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发展的地图（代序）

童俊

收到立涛医师寄来的《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一书的中文译稿，内心感叹立涛在繁忙的日常临床工作中不知又熬了多少夜以及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才将这部几乎贯穿整个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包含无数晦涩难懂思想概念的理论书籍翻译得流畅易读。我阅读这部译文的过程既帮助我重温了这些精神分析前辈的重要思想，同时也体察到医者立涛近年来在专业上的突飞猛进，当然，他的英文是一如既往的好。

由于经典的元心理学经历了从弗洛伊德到柯恩伯格的融合策略，驱力的概念变成精神存留，但是实体早已消失。对那些对驱力模型保持忠诚的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以客体关系占主导的人来说，临床上的客体关系中心性与理论上的驱力中心性之间的尴尬搭配一直是个困扰人的问题。

我最早接触到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是在1996年，当时我们医院早年赴美的精神分析的爱好者从美国波士顿介绍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学家来我院讲课数天，那些讲座直到今天在我的记忆中都如同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缕春风，那时，我知道了有一个叫费尔贝恩的精神分析家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式的核心思想——“力比多追求本能快乐的满足”。费尔贝恩认为我们每个人的原始需求是寻找关系，这种需求比本能的满足更加迫切。这种精神分析的预测也在1959年著名心理学家哈罗的恒河猴实验中得到了证实。

因此，费尔贝恩认为人类心理的驱力实际上并不是快乐原则，而是与其他客体，比如与其他的人发生关系以及发生连接的基本需求。当时，客体关系理论无疑给我们所有听课者开启了学习精神分析的新窗口。

其实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模式的核心思想是“力比多追求本能快乐的满足，是性驱力”既不厚道也不客观。弗洛伊德在他早年的论文中提到过，比如在“哀伤与抑郁”中，当个体能够去经历客体丧失时（能将客体体验为他者时），也是从快乐原则的即时满足走向现实原则的延时满足，从动物人走向社会人的开始。这里就为客体关系留下了伏笔。

我看到在这本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中并没有否认这一点，它开门见山地提到：“无论从哪点来看，精神分析都是一个人的创造。尽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借用了约瑟夫·布罗伊尔的方法，因其熟知神经学、生理学、哲学、心理学和进化论，从而影响了其思想的敏感性，他基本上通过独立工作发展了精神分析，十年之后，有类似想法的同事才加入他的行列。这个独自发展的过程使得精神分析在所有知识学科中显得卓尔不群，到弗洛伊德的著作‘被发现’，并得到合作者之时，他的创造已经演变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看法（虽然肯定不是最终的）。到1900年，弗洛伊德不仅创造了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也创造了一种询问方法和心理治疗方式。他有了众多发现，并提出一整套假设对此作出解释。”

“第一阶段：他研究情感和防御；第二阶段：他为驱力和结构模型牢牢地确立了位置；而在第三阶段：他致力于将关系概念整合到业已建立的驱力模型的结构中。这些改变经常始于对异议的回应，尤其是阿德勒和荣格。如果说弗洛伊德发明了驱力/结构模型，他在精神分析中也发明了理论和解的策略。”

在这里，我认为，如其说弗洛伊德是发展了和解的策略，倒不如说是弗洛伊德自己也认识到了关系的重要。在他谈到移情神经症时就非常清晰地描述道：此时，既往的神经症症状就不重要了，而是在医患之间的移情神经症中，在这种移情关系中。也就是说当医患联盟建立时，患者的情绪体验，幻想、爱与恨都与这个目前的客体密切相关。患者当初的症状只不过是这些压抑情感和幻想的变形，患者真正的冲突在于与内在重要的他人的关系中。在分析中，呈现在与目前这个父母替代品的分析师的关系中，这就是弗洛伊德称之的移情神经症。他早年因为认为自恋的人不能发展与他人的关系，不能产生移情，因而不适用于精神分析疗法。为此，他间接地强调了客体关系的重要性。

此处来描述弗洛伊德其实是有客体关系的概念的，不是要来证明其有多伟大，而是要能去看到一种新思想是开放在什么样的土壤上。

同时，弗洛伊德早期的两个伟大的合作者，后来的反对者阿德勒和荣格的早期著作，在其投身于各自独特的理论之路前，与最近的关系/结构模型理论家的著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能否认，这些人的论战启发了精神分析后继者们的思想火花。

在当今，说到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克莱因的贡献无论用什么夸大的词语来形容都不为过。她开创的儿童精神分析，比早年弗洛伊德和荣格们从成年病人身上去臆断儿童期的发展要成熟和客观许多。在她刻苦的工作和包含对个人生活痛苦的体验和反省的过程中，对于客体的起源，克莱因建立了几种非常不同的构想，她所刻画的主宰情感生活的关系，如：偏执—分裂心位、嫉羡的作用、抑郁心位、投射性认同等等这些关系有力而深刻，是其对临床精神分析的最大贡献。

但显而易见的错误是克莱因将显著的情感因素归因于个体自己的内心，她没有考虑到的是，抑郁性焦虑与内疚在多大程度上源于父母实际的痛苦和困境，是在于父母人格和环境的缺陷。

同样，潜意识的修复幻想通常是以修复和转化父母的实际痛苦与缺陷的希望为中心的（“如果我成功了，我就救赎了我的父亲，弥补了他深深的个人失败感”，或者，“如果我保持为圣洁的人，我母亲的抑郁最终会消除，她就能够活下去”）。克莱因这样的错误被认为是太忠诚于驱力/结构模型，也就是过多强调了人的生物学属性，这些因素限制了她的思考。

而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则较少受驱力/结构模型的限制，他们扩展了克莱因关于儿童挣扎于其内在潜意识幻想产生的爱与恨的描述的可信性，将儿童对与生活抗争的真实父母的感觉与联系，也即真实环境的联系包括在内。

温尼科特特别强调了母亲提供“抱持性环境”对婴儿发展的重要性，在抱持中容纳并体验到婴儿：“要是没有人给婴儿汇集其碎片样的体验，婴儿就开始一个带有缺陷的自我整合的任务”。在“错觉的时刻”中，婴儿的幻觉与母亲提供的客体就等同起来。婴儿体验自己是全能的，是所有创造的源泉；温尼科特认为，这种全能感就成为健康发展与自体坚固性的基础。科胡特后来也提出健康自体的基础在于持久体验到婴儿全能感的机会之中，尽管他不承认受到温尼科特思想的启发，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温尼科特坚持认为不存在所谓婴儿这回事，有的只是哺乳的母婴。温尼科特宣称“脱离与母亲的功能关系来描述最早期的婴儿”是没有意义的（1962a，p.57），而且将个体看作是“孤立的”也无法理解心理病理学（1971，p.83—84）。尽管身体的抱持与照料对抱持性环境极其重要，在温尼科特看来，母婴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复杂而相互之间的情感需要，而且本质上不是身体的需要。在这点上，科胡特的自体客体概念似乎也有温尼科特的影子。

温尼科特在这种思想上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精神分析的洞察，诸如，过渡性客体和空间、抱持性环境、过得去的母亲、假性自体等等在今天深深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在客体关系理论中，现实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不是变化不定和虚构的，就必须包括个体与外部现实之间关系的构建。现实是他人与事物存在的领域，与现实的联结就必须理解为从生命一开始就存在的。

现实由此成为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构成部分。不过，完全聚焦外在现实可能产生还原论的行为理论，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精神分析区别于其他的心理学理论，在于其需要另外的解释概念来解释心理过程与体验的内在世界，与他人的关系通过这个内在世界进行调节，并发挥其影响力。弗洛伊德创立本能驱力的概念的目的就是发挥这种理论功能。

精神分析的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承认现实在其人格和心理病理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当弗洛伊德发现其病人报告的童年期的性诱惑是不真实的，他就放弃了对于真实事件的兴趣，而偏向基于幻想和内源性本能过程决定的解释性概念。精神生活被理解为源于驱力的需求，来源于幻想；心理结构在快乐原则的统治下，只是在驱力的逼迫下执行释放的功能。驱力及其地形领域、潜意识系统许多年来一直吸引着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兴趣。意识作为其中的一个感觉器官在这个系统中具有有限的解释作用。人们对现实几乎没有兴趣，因为潜意识系统（以及在本能模型中的本我）被理解为心理结构中绝大部分不为外界察觉的那个部分。

随着结构模型的建立与完善，关于个体与现实的关系出现了新问题。在对潜意识防御与潜意识内疚感重要性的临床领悟下，弗洛伊德设想自我在总体的心理经济学中比以前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既然自我是与外界保持联系的那一部分心理结构，弗洛伊德开始提升其力量的重要性，相应地更加重视现实的作用。1926年，内在危险情景被理解为源于外部现实，而且自我成熟（平行于力比多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的具体方面被理解为可以塑造焦虑体验。1937年，体质上的自我元素（平行于驱力的成熟决定因素，并独立于这些因素）被赋予决定防御方式的作用。相对本我的超强力量，自我正在增加力量。

可以说，精神分析发展到这个时段，相对于幻想，现实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了强调。安娜·弗洛伊德在这个方向上迈进了一大步，她的著作（1936）将自我描绘为具有强大的防御设施来处理与驱力的固有的战斗。

对自我增加的兴趣，以及对自我对抗人格其他部分的力量的评定，是一定程度上对现实的新的精神分析的兴趣。系统的儿童研究显示，外在世界，尤其是儿童环境内的成人世界，与之前的想象相比，更加直接而显著地影响儿童的发展。而且，与之前的推断相比，这种影响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很明显了，就是说，早于俄狄浦斯情结时期。

在这个方向上，哈特曼作出了深思熟虑的选择，把人作为生物学的有机体，并用这个观点来诠释弗洛伊德理论。哈特曼赞同弗洛伊德的生物学的观点。但他早在1927年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在精神分析的思想中，“人的概念很像是由有机体的生物学概念构成的”。人类个体生来就会适应某种情景，适应“正常的可预期环境”。

像弗洛伊德一样，哈特曼的客体理论源于婴儿的生存需要，以及儿童保持生物学均衡的需要。他宣称：“弗洛伊德建立其神经症理论的基础不是‘专指人类的’，而是‘一般生物学的’，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我们来说，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

哈德曼认为“我们可以将母婴关系描述为生物学的关系，也可以将其描述为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关系的作用本身必须总是继发性的；必须从属于其代表的生存条件。他人在儿童世界中个人特征相对于理论关注的核心来说是次要的。

对哈特曼来说，客体关系的“具体的人类”的方面，一定是从属于理论上的基本的“普通生物学的”概念。自我被赋予的新的解释力量及其功能，同时强调作为本能驱力的动机补给的适应性，与那些强调自我发展的具体的人类的方面相比，仍然处于生物学首要的框架内。而且，哈特曼强调生物学概念的解释的优先性，导致他相对低估了超我在心理经济学中的作用。

玛格丽特·马勒在哈特曼的概略性框架之上建构自己的理论，她强调现实关系的个人化的方面。“适应问题”在她的著作中专门被理解为对人类环境的妥协，这是哈特曼曾经考虑过的主题，但最终因为过于狭隘而被抛弃。对马勒来说，成功发展的标准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解决后生殖器期首要性的建立。相反，她指的是发展的运动，从儿童—母亲这个共生母体的嵌入，发展为在一个可预测的，可以现实性地感知他人的世界中获得稳定的个体身份。她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分离—个体化”，或者称之为“心理的诞生”。

马勒的贡献在精神分析思想的历史上占据关键且自行矛盾的位置。她所描述的儿童沉浸在与母亲的共生性融合之中，然后逐渐地、犹豫不决地从这种融合发展为独立的自我，为一代精神分析家和开业者提供了关于童年基本挣扎的想象，与弗洛伊德的看法极为不同。她眼中的儿童不是一个与冲突性的驱力要求进行搏斗的生物，而是必须不断地调和其独立自主存在的渴望与同样强烈的、促使屈服并再次沉浸在他来自的包裹性融合之中的愿望。她的有关儿童正常的自闭期（无客体）、正常的共生期（前客体）、分化亚阶段、分离—个体化的第一个阶段（孵化），正式实践期、和解亚阶段等等在今天仍然指导着我们的临床工作。

弗洛伊德后的许多分析家们都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上寻找结合点，海因茨·科胡特是追求这种理论方法的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的代表。他在《自体的分析》一书中强调了驱力模型的连续性。但是，后来，科胡特在对自恋性人格障碍的临床工作中发现，驱力理论不能帮助理解这类病人，他开始吸收关系模式。对科胡特来说，儿童一出生就进入一个共情的、有回应的人类环境中；与他人的联结是其心理生存所必需的，如同氧气对其身体的存在一样。自体的开始出现在“婴儿内在潜能与［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趋向一致”之时。但是新生儿的自体是虚弱的、不定形的；这个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持久的结构或连续性，因此不能单独存在。这个自体需要他人的参与，来提供聚合感、恒常感与复原力。科胡特将这些他人，从婴儿的角度看还没有与自体分化，称之为“自体客体”，因为这些他人客观上是分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后来将由个体自己的心理结构来执行。

自体客体通过婴儿需要的共情的回应，为自体的逐渐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体验，而且他还认为婴儿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发展与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婴儿寻找两种与早年自体客体的基本关系，科胡特将这两种关系解释为表达基本的自恋需要，至此，科胡特完美地将客体关系理论纳入了他的理论体系。

在随后的发展中通过一个类似温尼科特的“过得去的母亲”的养育环境，个体利用科胡特称之为“转变内化作用”，就形成永久性的心理结构。与温尼科特类似，自体障碍一般被理解为环境缺陷疾病；养育者没能让儿童建立并逐渐消融必要的自恋的自体客体结构，通过转变内化作用，在自体内产生健康的结构。

科胡特仍然保持着经典的驱力理论模式，1971年，他将力比多能量分成两种分离而独立的领域，在经典驱力理论的框架内引入了理论与技术的创新：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弗洛伊德认为只有一种力比多，一种有限的能量来源。）两种力比多均投注客体，但客体是有极大差别的。客体力比多投注“真的”客体，客体被体验为与主体是真正分离的。自恋力比多投注自体客体，客体被体验为自体的延伸，发挥镜映与理想化的功能。因此，是联结的性质，客体相对自体的位置，区分了这两种力比多。科胡特将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分成两个独立的发展线，一个导向客体爱的发展，另一个导向自体爱，或健康自恋的发展。科胡特在此保留了驱力理论，并通过限定概念模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应用将这些模型混合在一起。这个策略在驱力模型传统中具有重要的发展史。我们已经看到马勒区分了以分离—个体化的早年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对应于科胡特说的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和后来以性和攻击驱力与对此的防御（俄狄浦斯神经症）之间的冲突为中心的心理病理。柯恩伯格甚至进一步提出，早年客体关系的内在表征是驱力本身的基本单元，从而将马勒的图式推广为正常发展的大体原则。尽管必须从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角度理解早年发展。这两种看法的含义是，一旦结构化已经达成，驱力模型是有适用性的。

但科胡特最大的问题是，强调驱力是解体的产物，似乎只是健康自恋受挫的结果。性与攻击的冲动不是基本的人类动机，而是扭曲的、解体的碎片。如果冲动是关系恶化的结果，你如何能同时并互补性地拥有冲动与关系？一个理论，将关系结构看作是原发性的，并将源于驱力的冲动看作是继发性的解体产物，无法补充将冲动看作关系基本单元的理论。

“每个精神分析师都要做出选择，是否要将驱力或关系的力量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一旦科胡特认为驱力紧随关系失败之后，他已经接受了关系模型的基本假设，他对互补性原则的使用就变成了只是对他自己所放弃的模型的致敬。”

科胡特将受制于经典精神分析的关于人类的观点描述为“一大堆没有安全驯服的驱力”，自体心理学没有否认这个有关人类观念的效力，怎么可能否定呢？这不仅是弗洛伊德的观念，而且也是如此众多的不同观点的观念，包括影响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讲述罪恶与救赎）的基本信念，达尔文进化论及其生物学应用（讲述从原始到进化成熟的发展）的观点。我认为精神分析离开了这种有关人性的假设就不成其为精神分析学。

当我们去看今年BBC的王牌节目《王朝》，观看黑猩猩的生活形态时，我们能认为作为人类的我们有多大程度的进化呢？

让我们将话题重回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的发展史，桑德勒虽然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理论模型的编撰者与保护者，他既没有明确地脱离驱力理论的元心理学，也没有试图修正与扩展驱力概念以容纳他的贡献。相反，他尝试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驱力模型，并增加关系模型的假设。即使是带着认真整合的努力。桑德勒指出，没有客体表征的建立，去谈客体的内化甚至是不可能的。父母只有被理解、感知并留下主观的印象之后，才能被“吸收”。不过，被保留为表征的不仅仅是客体。桑德勒认为，儿童发展各种表征，包括自己各个方面的表征，自己的身体、对驱力的压力和情感的体验。因此，自体与客体表征，从种种印象挑选而来，构成概念与持久意象的网络，一个为儿童的体验提供基本组织框架的“表征世界”。他认为客体关系依然是驱力的衍生物。桑德勒认为本我冲动通过体验与自体和客体表征联系在一起。冲动通过愿望被觉察，愿望通过满足的体验与各种自体和客体意象联系在一起。桑德勒认为，你永远不会看到驱力的目标只是简单地寻求满足。所有驱力的目标通过愿望寻求满足，所有愿望包含关于自体与他人之间具有“渴望互动”的幻想。客体关系发挥驱力满足的功能；所满足的不是简单的躯体的紧张，而是一种愿望，这个愿望由自体与他人的意象用特定的、幻想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驱力满足，在桑德勒的体系中，天生就是与客体联结的。总而言之，找寻客体与找寻满足需要的客体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同大多数想要整合驱力理论和关系理论的理论家一样，桑德勒也在平衡这两种理论上出现困难，后来，他更加靠近客体关系一些。

如果说克莱因与费尔贝恩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幻想，沙利文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桑德勒是将一部分的实际互动与关于潜意识幻想以及早年客体关系重复的假设联合在一起。

纵观客体关系的发展史，我认为每个人的贡献总是在吸收了前人思想的精华下。比如，雅各布森，在其令人信服的关于自体与客体世界互动的描绘中，为马勒的观察资料增加了理论的深度。她的思想为经典的理论增加了现象学水平的理论构建，使得她可以将自己与马勒的创新性的关系原则整合进驱力理论的框架中。最后，柯恩伯格将马勒和雅各布森的观点与梅兰妮·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观点混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以情感而非驱力代表人类动机基本来源的观点。随着情感在与他人关系中的实现，情感就成为驱力自身的基础，尽管一旦形成，驱力所发挥的作用就像在经典模型中的作用一样。柯恩伯格的理论保留了驱力/结构模型的语言，但其敏感性既与弗洛伊德最早的观点，也与关系模型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

最后引用这本著作结尾：“（这本著作中）所讨论到的每一位理论家均信奉一种关于人类生活过程的动力性观点，认为我们的生命是由各种动机力量的复杂互动决定的，这些力量之间的互动可能是一致的，也有可能是冲突的。每一位都相信关于潜意识的概念（尽管沙利文对这个术语有点犹豫），赞同促进我们行动的许多或绝大部分动机在我们正常意识之外起作用。每一位都认为研究人类最有效方式是要通过认真的、合作的调查来界定精神分析情景。”“人类作为高度个体化与社会化生物的双重本质的自相矛盾，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明并且根深蒂固，不能简单地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得到解决。更有可能的情况似乎是，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会并存下去，经历持续的修正与转化，这两种关于人类体验观点之间丰富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创造性的对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会有助于形成更加有意义的对话。”

我要说的是相对于生活的复杂性，对于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不会有认为一个完美的理论家，我们永远在对人性和人类生活史的探索中。

（童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九临床学院精神病学教授，武汉市心理医院主任医师，IPA认证直接会员，中国精神分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