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的方法学

沙利文对精神分析思想的贡献可以分为两大类，在其观点的发展中是混合交融的：基于操作主义原则（借用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对现存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语言进行了彻底批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原则和一个理解人类生活体验与困难的新的解释框架。有些沙利文的解读者低估了后一维度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其理论，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学，一种实用的基于实证的研究方式，并提供了一系列不相关联的观察。这些都将其工作误认为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替代”理论（Modell，1968，p.4）。还有一些积极的阅读者极度低估理论而赞美方法学，声称沙利文建立了一种观察临床资料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受任何理论预设和哲学假设的影响。我们认为沙利文确实提供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精神分析观点的发展中至少与方法学同等重要。他不仅提供了对传统方法学的批判、看待资料的不同方式，而且也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体验引人注目的、完全不同的视野。沙利文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他的组织形式是不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其建立新视野的原则在资料中本身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可观察的；如同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型概念一样，这些原则用于资料是试图赋予资料意义并可以理解。

沙利文对操作主义的重视直接源于实用主义所赋予的对知识的关注和敏感度，以及他早年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工作。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实际情况，与抽象而无法证明生物学构想对其作出大概解释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让沙利文印象深刻。他所理解的有用的理论是，其术语易于理解，其资料可以公开获得。病人的行为、病人言语的内容与方式、他人提供的关于病人的信息、治疗师面对病人时的感觉和行动，所有这些资料要接受同感检验，属于“公开”领域的资料。因为沙利文的方法学重视能清楚进行观察和获得的资料，他有时被误会成“行为主义者”或“社会学家”，认为只有行为，只有社会互动，才是真正的资料，并剔除了经验资料，诸如幻想、愿望和“深层”人类体验。这是不正确的。沙利文所争论的是，我们只能对可以观察的东西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的所见所闻。临床现象是“发生在由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创造的情境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现象”（1940，p.12）。确切地说，这包括病人“口头报告的主观表现（现象）”（1938a，p.34），也包括愿望、幻想以及所有非常隐私的、个人化的体验，只要是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非言语地传递出来就可以。

有两个领域需专门被排除在外：是病人体验中发生的事件或情感，但难以用言语表达，无法交流，“不可改变的隐私”；假定发生于病人体验中的过程，不管是病人还是治疗师，都不能直接查证。沙利文在此对潜意识概念的使用具有启发意义。很显然，人类很多体验是不连续的，带有空白，表明隐藏的或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在发挥作用。说到隐藏的过程，假设是必要的，这些假设常常是不能完全被证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操作主义更像是一种理想的标准，而并不总是实际的标准（1953，p.15）。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沙利文警告不要假设许可用一种具体而详细的方式来填满这些空白。

潜意识，我从实际描述的角度看，很显然是不能直接体验到的，充满了精神生活的所有空白。从很广泛的意义上讲，推断潜意识的存在，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比拟。一旦你开始在不能直接体验到的东西里安置家具，你就在从事一项不仅仅需要客厅魔术的工作，而且某些怀疑者容易让你感到尴尬。（1950a，p.204）

语言，他强调，是很危险的；它可以用来指称各种地点和过程、客体、结构和驱力，也许就在病人的脑子里或者心里。沙利文创立的关系模型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所开发的模型的鲜明差别，就在于语言的使用，使人想到的是“内在的”客体、结构以及假设带有现象学参照物的过程。克莱因的理论，阐述了一个带有潜意识幻想的完整世界，代表了沙利文极力警惕的那种理论构想的最全面发展。

沙利文谨慎使用理论的同时，对个体体验复杂性和独特性有着深深的尊重。“任何人格都比自己的人格具有本质的不可知性……总是有大量的残留会逃脱分析与交流……没人能希望可以全面理解他人。如果做到理解自己，你就是非常幸运的。”（1972，p.5）你一定不要过度看重你的理论、诊断概念和解释，他不断地强调。最终，人生活的实际状况总是躲避理论，比诊断构想要复杂得多（1971，p.306）。作为科学家，我们受限于同感有效信息和假设；然而，同感有效与个人有效之间总是存在分歧（1972，p.24，27）。创建理论时对局限性的深度觉察和谦逊贯穿于沙利文的理论构建以及治疗方法之中；后者被描述为一种永恒的、必然是不完整的问询，结果就是“越来越接近”病人生活的最终不可知的现实。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和理论局限的尊重常常被评论家所忽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错觉”的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