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桑德勒的混合模型

约瑟夫·桑德勒的混合模型

尽管做了几个不同的尝试，科胡特与他的合作者一直没有成功将驱力/结构模型与关系/结构模型放在一起并令人信服地合并在一起。科胡特只是在混合理论时走错了方向，还是他的困难引发了对混合精神分析模型可行性的怀疑？桑德勒在其著作中对令人好奇的理论建构的发展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对于这个难题有所阐述。

过去的二十年中，桑德勒和他的合作者逐渐建立了一种关于动机与心理病理的理论，这个理论越来越多地利用关系模型作为其假设与整体的要旨。（因为叙述桑德勒那么多合作者的贡献会比较麻烦且令人分心，我们使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自己与他的合作者。）然而，桑德勒虽然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理论模型的编撰者与保护者，他既没有明确地脱离驱力理论的元心理学，也没有试图修正与扩展驱力概念以容纳他的贡献。相反，他尝试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驱力模型，并增加关系模型的假设。即使是带着认真整合的努力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努力还是凸显了模型混合所固有的某些困难。要取得两种模型之间的平衡是很困难的，而要保持平衡甚至会更难。按时间顺序追溯桑德勒思想，我们发现他在混合模型的平衡中存在逐渐的转变。在其早期论文中，关系模型的概念只是简单地添加到最初的驱力理论基础之中，就像年代久远但已经风化的大厦的新外观一样。桑德勒思想的中点是他将关系模型假设与最初的驱力模型构想并列而置，就好像他拥有了两根坚固的承重梁，一根旧的，一根新的，对于理论来说是同等重要的。这就等同于真正的模型混合。不过，在其最新论文中，这种对称再次转变，因为桑德勒越来越重视关系模型构想，旧的驱力理论概念发挥的是装饰作用，而不是结构支撑作用，就像是出于美学和怀旧目的将旧的谷仓梁放于现代建筑中一样。

桑德勒早期整合努力的基础，建立在哈特曼将“客体表征”概念详尽阐述为一系列关于“表征世界”的构想之上。尽管斯托洛与阿特伍德（1979）已经将这个概念发展成在现象学上替代驱力理论元心理学的理论，桑德勒本人没有以这种方式使用表征世界的概念。桑德勒在1962年引入这个概念时，他完全是在驱力模型中运作的，而且他的自体与客体表征概念最初有助于澄清经典理论中重要但总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客体概念。表征世界概念作为更加常规项目——汉普斯特德指数研究的一部分，是由桑德勒和森布拉特建立的，其目的是澄清与区分所使用的基本而易变的精神分析概念，诸如“超我”、“认同”、“内摄”，等等。造成这些术语使用易变性的部分原因，是克莱因理论携带的大量的内在客体与过程涌入精神分析文献。通过澄清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使用“表征世界”的建构，桑德勒设法用驱力模型术语来容纳文献中对于内在客体日益增加的重视。

桑德勒提出，随着儿童对于自己以及其生活世界的逐渐了解，儿童发展出向自己描述体验的相对稳定方式。这些体验不是简单的飞逝而过的、不会留下持久印象的知觉；也不是对离散体验的简单记忆。表征是对过去体验有组织的编辑，是关于知觉与意象相对持久的印象和集合体，是儿童从各种体验中挑选出来并反过来为儿童提供一种认知的地图，是一种主观景观，儿童在其中可以找出并塑造其体验的戏剧中的人物和事件。桑德勒指出，没有客体表征的建立，去谈客体内化甚至是不可能的。父母只有被理解、感知并留下主观印象之后，才能被“吸收”。不过，被保留为表征的不仅仅是客体。桑德勒认为，儿童发展各种表征，包括自己各个方面的表征——自己的身体、对驱力的压力和情感的体验。因此，自体与客体表征，从种种印象挑选而来，构成概念与持久意象的网络，一个为儿童的体验提供基本组织框架的“表征世界”。

桑德勒最初通常是在弗洛伊德结构模型框架中使用表征世界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越来越承认客体关系的重要性，客体关系依然是驱力的衍生物。桑德勒认为表征世界的创建是自我功能的产物。表征世界本身并不活跃；不具有动机属性。自体与客体表征是自我从体验中得出的，反过来被自我用作“指导自我采取适当的适应或防御行为的一系列指示”（Sandler & Rosenblatt，1962，p.136）。自体表征是表征世界内的一个组织。本我冲动通过体验与自体和客体表征联系在一起。冲动通过愿望被觉察，愿望通过满足体验与各种自体和客体意象联系在一起。桑德勒认为，所有愿望包括自体与客体表征，以及某些预期的自体与客体互动。（克莱因和费尔贝恩的影响在此十分明显。）你永远不会看到驱力目标只是简单地寻求满足。所有驱力目标通过愿望寻求满足，所有愿望包含关于自体与他人之间具有“渴望互动”的幻想。客体关系发挥驱力满足的功能；所满足的不是简单的躯体紧张，而是一种愿望，这个愿望由自体与他人意象用特定的、幻想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驱力满足，在桑德勒体系中，天生就是与客体联结的。总而言之，找寻客体与找寻满足需要的客体本质上是一样的。

1978年，桑德勒明显背离这种看法，主张不能将驱力看作人类动机的唯一来源，也不能将客体关系简单地看作驱力过程的衍生物。他认为将客体关系定义为对客体能量投注（力比多或攻击）的经典做法是不适当的，而且过于简单。基于马勒、温尼科特，以及其他发展性与儿童观察性精神分析作者的思想，他认为客体关系的首要性、无处不在与多重功能，使得任何根据驱力投注来理解其意义的努力无说服力。

桑德勒认为人类是由愿望驱动的，但愿望不是全部源于本能冲动。基于驱力愿望，需要追寻满足，总体来说是广义的动机愿望下的一个亚群。桑德勒宣称“心灵中出现的许多愿望是对非本能动机力量的反应”（Sandler & Sandler，1978，p.286）。基于驱力愿望是由内在刺激促成的，而许多种类的愿望是由他人世界中的事件或包含除驱力之外其他过程的内在刺激促成的。因此，桑德勒将“愿望”概念用作一系列不确定愿望的做法，非常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建立驱力/结构模型之前对这个术语的使用。

桑德勒提供了一个客体关系发展史，不同于雅各布森以及英国学派作者对驱力变迁的构想。儿童从一开始就是客体导向的，反映出“儿童早年对外在客体反应的特定而固有的基础……由天生有组织的与潜在客体表征相关的知觉与反应倾向（构成）”（Sandler，1978，p.293；斜体是原文标注的）。桑德勒强调“潜在”这个词，可能是要将自己的观点与克莱因的观点区别开来；儿童并不具有对于他人的非固有认识，而是一种对他人的趋向，一系列预设的反应。儿童作出的生命中的第一个区分，是逐渐区分两种广义的整体的情感状态，即快乐与不快乐。尽管桑德勒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明，很显然，他没有根据驱力的满足或挫败来定义这些状态，而是根据儿童与其客体之间更加一般与总体的状况来定义的，非常类似于温尼科特与沙利文对于婴儿与母亲之间最早的互动的描述。正是出于这两种总体的体验，最初不需要自体与他人之间的分化，最初的客体就形成了，桑德勒将其命名为“原初客体”。起初，这个过程需要一种未分化的“快乐与不快乐本身作为客体的区分”（Sandler & Sandler，1978，p.292），但是逐渐出现更加限定与分离的自体与客体表征以及“渴望的互动”。儿童最早的动机倾向就是努力保持与好的原初客体的关系，并使得与坏的原初客体的关系不复存在。与原初客体的这些关系是包含所有继发客体关系的各种愿望的原型。

桑德勒描述了重建早年客体关系的重复性尝试。他根据“现实化需要”来理解这种重复，实现渴望的关系结构（1981）。他认为，再次体验过去关系令人满意方面的愿望是持续不断的，所以如果要实现这个愿望，就会持续存在按照这些构造来组织当前互动的尝试，诱发他人扮演互补性角色。客体选择的过程包括来自他人“角色反应”的测试：如果我用如此这般的方式行动，他们就会如此这般地反应，再次创造出最初令人满意的互动（Sandler，1976）。因此，我们持续地在相互“角色反应”基础上选择他人并被他人选择，不断尝试诱发他人扮演必要的角色。这个过程形成精神分析情景中移情建立的基础，以及理解反移情中各种吸引力的基础，因为分析师变成了再次上演与角色再现的载体。

桑德勒认为无处不在的试图再次体验早年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是人类大部分行为与体验的基础，包括梦，梦中愿望的实现不仅关系到驱力满足，也包括标志早年体验成功实现的“知觉身份”（见Freud，1900）的建立。他开始越来越重视对实际人际关系的研究，这些关系是早年自体与客体表征以及早年客体关系实现的舞台。我们需要“考虑各种隐藏的方式，人们试图用这些方式实现其意识和潜意识的愿望，以及个体幻想愿望中内在的客体关系”（Sandler & Sandler，1978，p.291）。

就其思想的这一点而言，桑德勒可以被看作是真正的混合模型理论家。他挑战了驱力是人类体验与行为专门动机来源的看法，并确定关系需要与愿望具有动机首要性以及自己的发展史。驱力逼迫就成了更加普遍的“愿望”现象的一个亚型，有些愿望源自驱力，有些愿望源自客体找寻与客体保持，与驱力满足是分开的。桑德勒在这一理论中引入驱力模型假设与关系假设似乎同等重要的框架。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他的微妙对称也暴露出不稳定迹象，其关于关系问题的理论似乎要赋予这些问题最大限度的优先权，而不是源于驱力的过程。

在桑德勒看来，客体关系为个体提供一种与其周围人际世界的基本联结感，这是情感上的平静与安全感所必需的。桑德勒将这种关系安全的基本需要确立为精神生活的高级动机原则。安全需要构成精神组织内基本的调节原则，超越并抢占所有其他关注之事，包括对快乐的追寻。保持安全感情感状态的调节是精神过程最重要的目标。基本的安全需要，是由独立而不同于驱力满足的客体关系的建立构成的，自身呈现出一种“确认”需要：“通过与环境以及自己的自体互动，个体不断地获得特殊形式的满足，不断给自己提供某种营养品或滋养品……为了提供安全的背景，对这种‘营养’的需要，对确认与保证的需要，必须不断得到满足。”（1978，p.286）桑德勒认为，对确认的需要带有重要的动机属性，尤其对那些在与他人关系中经历慢性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这样情形下，当前关系没有提供必要的肯定，就会存在重建早年客体关系情形的尝试，常常是以隐藏的形式呈现，导致很多我们将其看作强迫与症状性行为模式。

为了赋予安全与自尊需要以基本的调节功能，桑德勒推翻了他试图创造的微妙平衡，即将源于驱力的愿望与关系的愿望建立在同等动机基础之上。关系需要不能独立于驱力相关需要，同时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对安全需要的首要性进行运作，因为桑德勒指出安全是人类一直关注的事情。他在最近著作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向着关系模型方向的这种转变：“保持或维持这些情感需要是首要的精神功能，为了保持安全感或舒适，可能不得不牺牲获得直接性欲满足的渴望。精神分析关于控制情感状态的动机心理学，我认为，应该替代以本能驱力释放观点为基础的心理学。”（1981，p.188）[1]因此，桑德勒似乎在抛弃将精神分析概念建立在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的双重假设之上的努力。尽管他没有明确抛弃驱力模型的语言与概念，其理论重心已经转变，而且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完全得到了关系模型假设的支持。

桑德勒一直是精神分析思想史上最微妙与全面的综合者之一。他建立的关系模型版本呈现出清晰的、令人信服的、对许多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综合，我们已经在这一章节描写了这一点。像英国学派理论家一样，他强调与他人关系的首要性；如同费尔贝恩，他对自体与客体表征的描述加入了渴望的互动；如同沙利文，他强调了实际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他人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引诱他人扮演被渴望的角色的重要性。克莱因与费尔贝恩很大程度上是在处理幻想，沙利文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描述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桑德勒是将一部分的实际互动与关于潜意识幻想以及早年客体关系重复的假设联合在一起。然而，尽管桑德勒有着综合者的技能，但他将各种关系的构想与早期驱力模型假设整合在一起的努力却是短命的、不稳定的。他建立一个真正的混合模型的努力，就像科胡特一样，显然是失败的。这些失败表明驱力/结构模型与关系/结构模型之间存在内在的不相容，既不能克服也无法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