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比较
沙利文理论的每个主要特点反映了从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原理到人际/结构假设的转变。经典理论的基本单元是个体心理，弗洛伊德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框架就是集中在这点上架构的。心理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性过程的起伏是什么？与他人的关系没有被忽视，但关于内部产生的与驱力有关的过程，被解释为——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过去与他人的关系包含在心理结构中；已经被吸收并充当个体心理中的力。当前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分析关系，被理解为内在过程的移情反应、内在事件与挣扎投射的场所。
沙利文理论的基本单位是人际域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结构。从这个观点看，个体心理是总体的一部分，是对总体的反映，脱离社会母体是难以想象的。要理解体验的本质，你必须将其放在环绕的媒介中考虑。你可以将一株植物与土壤、阳光、水、二氧化碳以及植物生活并不断进行交换的其他的环境特征分离，对其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得出有用的资料，但除非是在植物必需的环境背景下进行观察，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形成植物的这些组织恰恰就是从环境吸收而来，不能与环境分开来理解。同样，全部的体验，个体功能的组成要素是过去的和现在的、真实的和想象的与他人的关系。“人格”与其人际结构网络的分离只是一种言语的花招、“变态计谋”的艺术（1930，p.258）。沙利文不断强调，只有在“机体—环境复合体”中，才能理解人类机体，因而无法“孤立地进行精确描述”（1950a，p.220）。人格，或者说人际情景的模式，是从与他人的关系发展而来并由此组成，只有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才会表现出来：“透过人际关系，我们在人类心理中发现的东西就摆在那里，只有接收和阐述相关体验的能力除外。这个陈述也会成为人类本能学说的对照。”（1950b，p.302）
弗洛伊德理论的驱力/结构基础与沙利文理论的人际/结构基础的区别，在于体验的基本组成要素，驱力衍生物组成的心理理论与人际结构组成的心理理论的不同之处。在区分“人际的”还是“心理内部的”基础之上，也将沙利文理论与经典理论进行了比较。这种区分，自身固有的特点很重要，但与驱力/结构和人际/结构模型之间更加本质的区别相比，不是平行关系，而属于从属关系。鉴于后者的区分关注的是构成要素，心理内部的理论与人际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体验要素的起源，以及研究其功能的主要领域。
驱力/结构模型理论必然是属于内心的，根据定义，驱力是源于个体心理内部的；探究驱力来源过程的主要焦点是在个体的幻想、愿望和冲动的范围内。人际/结构模型理论的焦点既可以是内心的，也可以是人际的。这个模型的某些理论认为人际结构先于体验安装于人类心理之中。克莱因，像弗洛伊德一样，将生命看作是自内向外展开的，但在其理论中，生命是原始的、无边界的，内部产生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客体关系（而不是驱力），从而受到阻碍，得到引导，并被容纳。她探究的焦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同样是心理内部的，关注的是幻想、愿望以及短暂变动的冲动。人际/结构模型的其他理论认为人际结构源于对他人的实际体验，因此，是人际的，也是关系的。在沙利文看来，我们是在与他人关系的背景下出生、发展和生活的，而且我们的体验由这些关系模式组成并与之相关联。他探究的焦点在人际关系，人们彼此间是如何相处的。我们也可以看出，费尔贝恩发展了第三种结构/关系模型，其人际理论的关系模式的来源是与重视内在幻想和结构结合在一起的。
沙利文关于体验要素的人际/结构假设导致了与弗洛伊德极为不同的处理动机、焦虑和自体组织的方法。对于后者来说，驱力是通过躯体的紧张产生的；最初是自恋的，通过体验的变迁指向他人只是次要的。某些“满足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涉及躯体过程的调节；自始至终是根据机体/环境调节与交换，而不是关注内在紧张的降低，进行概念化的。许多满足的需要完全自主地源于情感领域，将身体作为表达载体。鉴于弗洛伊德的“驱力”通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有着固有的磨蚀作用，构成一个盛有混乱而危险能量的“沸腾的大锅”，沙利文的“满足的需要”，根据定义，是关系的。在发展的每个点，满足的需要将个体吸引到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沙利文没有像克莱因那样假定在婴儿的体验中存在对“客体”的领会。婴儿不“了解”母亲，母亲的功能先于其对母亲的体验。然而，“客体”在沙利文的“整合趋势”概念中是不言而明的。婴儿关于需要的体验唤起母亲相应的需要体验。婴儿满足的需要就这样预先设定了，在某种意义上，全靠对他人需要的唤起。
弗洛伊德将身体的“快感区”视为驱力成分的“源”；沙利文既没有将身体的“互动区”视为动机源，也没有视之为中心，而是其他需要的载体，本质上具有更加互动的性质。儿童渴望与他人的关系；互动区提供通向这些关系的道路。对沙利文来说，发展时期不是在围绕主导区域的一系列转换而建立的，也不受其控制。重要的发展转换与不同形式联结需要的出现有关，表现出极大复杂性和亲密性，不受身体区域制约，可以通过这些区域得到表达和引导。沙利文系统中“安全的需要”同样具有内在人际性。安全的需要组成摆脱焦虑的需要。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与驱力的压力有关；安全代表驱力紧张的控制与调节。对沙利文来说，焦虑从起源来说就是纯人际的；最初的危险情形不是由知觉和驱力的压力（本能的恐惧）的泛滥组成，而是由通过共情联结从重要他人获得焦虑组成。与此类似，后来的焦虑不是由冲突驱力衍生物的威胁所激活，而是由人际域中危及自体方面或与他人体验与焦虑相关的威胁出现所激活的。
在驱力/结构模型中，心理结构是驱力释放与调节模式的产物。个体人格的着色与质感取决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驱力满足和防御模式。在沙利文的系统中，自体是围绕人际结构进行组织的：儿童塑造、装饰并扭曲其自身的体验、行为和自体感知，与重要他人尽可能保持联结；与重要他人早期关系中令人痛苦的、引起焦虑的方面不可避免地转换为自体部分，由明显的“我—你模式”集合组成，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化和错觉被松散地聚合在一起。早期体验组成人际模式；接下来被自体系统用于追寻安全感。自体系统保持其安全和控制的策略，期望与他人的新体验总是会重复过去的人际模式（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驱力理论中，心理内部的冲突是注定的和普遍的，反映了性心理和攻击驱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对沙利文来说，人格组织中质与量的因素均完全来自早期发展的人际环境的细节。那些与焦虑相关的部分取决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性格。在某个家庭中，诱发焦虑的可能是性，在另一个家庭中则可能是柔情。将内容分成三个基本的组织（好我、坏我和非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普遍的，而仅仅是取决于人际环境的细节。对沙利文来说，量的平衡、“经济因素”还是完全取决于人际因素而不是体质因素。在焦虑相对微小和受限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其好我是宽广的，因而具有适应力相当强的自体，只具有狭小而受限的隔离体验。家庭中的焦虑无处不在，而且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会唤起焦虑，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人，会形成小范围没有焦虑的行为，而发展出一系列严重的隔离区域。人格中冲突区域的内容与严重度不是由普遍的，或特定的体质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父母的性格以及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尽管沙利文认为人格组织和心理病理是与他人关系残留的产物，但反对使用诸如“内摄”或“吸收”这样的词，他用具体而结构化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残留（1953，p.166）。语言的不同使他与英国学派发展的人际模式有了分歧。这种对精神动力性语言具体化危险的反对和关注是沙利文哲学实用主义和操作方法学的产物，也是他早年痛恨克雷丕林学派的精神病学家轻易地将无形的过程概念化并模糊了有意义事件和情景的结果。
通过指出具体化的危险，阐明了某些语言和理论的误用，但操作主义本身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学（见Suppe，1977，pp.18-20，对布里奇曼将操作主义概念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批判）。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建立在其用于资料的先验性哲学假设基础之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假定无形的、假设的无法观察或体验的过程和事件。所有精神分析理论必须“装饰”潜意识，尽管沙利文的装饰可能比大多数的装饰更加质朴和稀疏。尽管沙利文有这种担忧，他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对联结过去人际环境与当前体验和功能的假设性干预变量进行命名和描述。他经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焦虑概念来建构内在的“结构”，有些时候是暗示，然后又放弃。
自体的成长是通过学习……消除重要他人带来的焦虑威胁的技术……要这样做，你必须拥有记忆……回忆以不愉快期待的感觉形式呈现，从而被称之为内疚或羞耻……因此，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重要他人已经被内摄，并变成了超我，但我认为你容易有心理上的消化不良。（1956，p.232）
沙利文不断强调自体系统在记忆和推测基础之上发挥作用；推测势必会带来未来的互动将遵从过去体验的预期。因此，其理论中隐含的观点是，过去与他人的关系会留在心中，这些残留会塑造预期，经常也会塑造对目前和未来关系的实际感知。
有时，在病人的幻想中，你会偶然发现多年以前的重要他人的图式碎片，那个重要他人依然存在，仍然以最初的相关方式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就是一幅漫画，反映的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情景的铭刻以非常温和的方式干扰冲动。（1953，p.233）
他选择用来说明过去关系和记忆的这些词：人格化、图式碎片，在其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就如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的作者所用的“内在客体”发挥的作用。沙利文，向来警惕隐喻被误认为现实，选择了暗示过程和功能的词汇，而不是暗示物质和结构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