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尼科特与传统
在所有作品中，温尼科特非常小心地将自己置于早期传统的精神分析观点之中。他明里暗里最在意的两个人物就是克莱因与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煞费苦心地将他的贡献呈现为对此二人系统的延续，而不是背离，并批评费尔贝恩对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直接挑战。然而他自己的构想完全是在关系/结构模型中运作的，并带来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尽管其概念有着关系的本质，温尼科特通过吸收、曲解与策略性回避的综合运用，让自己跟克莱因和弗洛伊德保持了一致。
温尼科特对克莱因理论的使用反映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在发展其自己的思想过程中，克莱因的几个概念与重点为他提供了主要的智力工具。关于内在世界、内在客体和原始的贪婪观点、潜意识幻想的重要性，所有这些概念在温尼科特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公开承认这种恩惠，直到1948年，他还是反对他人对克莱因理论的批评，最著名的就是格洛弗。另一方面，温尼科特早在1941年就开始直接挑战克莱因理论。就在那年，他反对存在关于父亲阴茎的先天知识与意象的观点（1941，p.63）。1949年，他认为出生不是被体验为所谓的攻击的投射，“还没有达到对此有所认识的阶段”（1949b，p.185）。1959年，他提出死亡本能的概念是“不必要的”（1959，p.127）。在一篇关于克莱因贡献的回顾性综述中，他提出，克莱因试图越来越早地确认婴儿期复杂的认知过程，“毁掉”了她的后期著作（1962b，p.177）。
温尼科特对克莱因系统最主要的批评，是克莱因不顾与真实他人的关系而强调内在过程；他与克莱因观点的主要理论分歧在于他重视人际环境。在温尼科特关于心理的理论中，客体关系根植于母亲表现出的养育功能与性格，并由其构成。他对克莱因概念的主要批评，是指出克莱因试图从内在的、体质的来源，诸如先天的客体意象和固有的攻击，来得到客体关系。克莱因从体质所得到的，在温尼科特这里是从环境供应与失败中得来的。
“除了儿童养育的研究之外，克莱因孜孜不倦地研究婴儿发展的最早期过程。她一直承认儿童养育的重要性，但是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研究。”（1959，p.126；斜体是原作标注的）身为儿科医生和儿童精神科门诊的主任，温尼科特比克莱因更加了解殴打和忽视孩子的母亲，他在伦敦西区拥有富人光顾的诊所。这种差别无疑会造成他们对父母实际行为与性格重要性的看法不一（James Grotstein，个人交流）。
在挑战克莱因理论核心时，温尼科特逐渐与克莱因小组脱离了关系；他后来对此的看法似乎带有一点苦涩与遗憾。“我从来没有被她分析过，也没有被她的学生分析过，因此我没有资格被选为克莱因小组的一员。”（1962b，p.173）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说法，因为他接受过里维埃的分析。温尼科特将自己定位于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中“C组”的一员（既不是克莱因的追随者，也不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试图愈合协会中的分裂，并试图调停克莱因的构想与主流的弗洛伊德理论。
尽管温尼科特在许多问题上公开表达了与克莱因的背离，他在其著作中对克莱因治疗的描述，还是反映了他极其努力地与克莱因观点保持连续性。他保持连续性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他倾向于用更加全面的关系/结构框架来重新阐释克莱因的构想。有时，温尼科特所做的修正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例如，他依然坚持克莱因对潜意识幻想的重视是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础，但他明确将潜意识幻想与关于先天性知识的假设分离开来。对克莱因来说，与驱力/结构模型密切相关的是，潜意识幻想主要是一种内在现象，是由驱力产生的，只是继发性地与真实他人的世界有联系。在温尼科特系统中，潜意识幻想的首要性被保留下来，但其内容被更改了。“幻想比现实更加重要，对于纷杂世界的幻想的丰富性取决于对错觉的体验。”（1945，p.153）对他来说，潜意识幻想从一开始就具有个人化的现实导向，表现出容易发展出对真实世界控制的错觉。通过潜意识幻想，婴儿在“错觉时刻”准备好了与外部世界的人际交流。
有些时候，温尼科特对于克莱因构想的修正又非常隐蔽。例如，他认为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的发展概念是她对精神分析观点发展史的最大贡献：“可以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概念相提并论。”（1962b，p.176）温尼科特感觉，克莱因通过介绍个人化的，而非社会化的内疚感的来源，除了“健康”问题，还为“个体价值观”的精神分析研究开启了一个崭新领域（1958a，p.25）。然而，他在呈现克莱因构想时做了修改。关切能力的发展（温尼科特愿意用“关切”一词，而不是克莱因说的“内疚”）表现为从婴儿式全能感向着客观的感觉与关系过渡的特征。在这个过渡中，综合在婴儿体验中受到两种不同“母亲”的影响：在安静状态下提供抱持功能的养育者、环境母亲，以及在兴奋状态下承受婴儿“冷酷”幻想与攻击的客体母亲。
温尼科特提出，婴儿在贪婪的兴奋状态下使用母亲，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甚至其存活。他只在意自己的愿望。陷入抑郁性危机的原因在于，婴儿意识到母亲是这些兴奋状态的客体，也在兴奋之余提供抱持功能，婴儿依赖并相爱母亲。这种综合和意识唤起对母亲的高度关切。根据温尼科特的说法，母爱功能有两个方面对于婴儿支撑与整合关切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母亲必须在兴奋状态下存活下来，并及时“抱持”情境，儿童才能开始相信母亲的耐用性，而且感觉到其自身需要与潜意识幻想并不具有全能的毁灭性。面对婴儿需求，母亲的存活展示出对真实世界的抵抗与复原能力。其次，母亲必须给婴儿提供“作贡献的机会”，来补偿母亲，安慰母亲。只有修复成为可能，儿童才能忍受其感觉到的毁灭性影响导致的内疚，关切的能力才能出现。
在温尼科特对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构想的修改中，明显有几处基本的变化。比之克莱因，他认为抑郁性焦虑和内疚与真实母亲本人有着更加直接的关系。儿童不能只是在幻想与游戏中“修复”母亲，而是需要得到“作贡献的机会”，在现实中安慰母亲。无法安慰的、抑郁的母亲就给儿童造成了难题。“婴儿的首要任务是处理母亲的情绪状态……创造可以开始他们自己生活的氛围。”（1948b，p.93）因此，抑郁心位更加倚重儿童实际的人际交往世界。而且，温尼科特构想中抑郁心位的核心问题是不一样的。克莱因认为抑郁性焦虑源于对好乳房（儿童投射的对母亲的爱以及满足性体验的仓库）与坏乳房（儿童投射的对母亲的恨以及挫折性体验的仓库）的整合。温尼科特没有承认他做的修改，认为抑郁性焦虑源于对环境母亲（在平静状态下“抱持”婴儿）与客体母亲（在兴奋状态下承受婴儿贪婪的侵吞的牺牲品）的整合。这些并非是简单的平行解释。
克莱因的构想反映出驱力模型观点的残留，认为早期心理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调节与整合内源性的驱力能量；温尼科特的构想反映得更多的是关系模型的观点，认为早年心理发展的中心任务是整合母亲提供的各种养育功能。使用克莱因概念而不进行公开的修改，温尼科特必然要对其误读。这一点在其讨论攻击的功能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使用过原始爱的冲动这个表达，但在克莱因著作中，这种表达指的是与挫败相关的攻击，在儿童开始受到现实要求的影响时，这些挫败不可避免地干扰了本能的满足。”（1958a，p.22）通过从对挫败的实际体验中推导出攻击来修正克莱因的著作，不仅可行，而且令人信服。将这些修正呈现为克莱因自己的观点，对于克莱因与温尼科特基本的、潜在的假设来说，是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基本差异。
冈特瑞普称温尼科特鼓励他“要跟弗洛伊德的观点保持自己的联系，而非费尔贝恩”（1975，p.151）。在其他场合，冈特瑞普暗示温尼科特本人实际上跟弗洛伊德保持了两种关系，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私下的。他认为，温尼科特私下承认背离了弗洛伊德以驱力为基础的心理病理学观点，更加偏向于关系的观点。冈特瑞普提到弗洛伊德时是这样说的：“我们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他的目的是‘治愈症状’。我们关注的是整个活生生的有爱的人。”（Mendez与Fine，p.361）为什么这种公开的分歧没有反映在温尼科特著作中？冈特瑞普认为温尼科特“在临床方面是革命性的，对纯粹的理论实际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不想费力劳神去考虑”。这个断言令人困惑，如果你仔细研究温尼科特著作中对弗洛伊德的引用，就会发现温尼科特努力表明自己在各个方面与弗洛伊德保持一致，包括有时使用翔实而复杂的证据。他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不可能像冈特瑞普所断言的那样，是懒惰或冷漠的产物；相反，这似乎是温尼科特所使用系统性策略的结果，将其文稿展现为弗洛伊德著作的直接延续，而不是明确的背离。这些努力所使用的主要策略是对弗洛伊德构想的系统误读，以及诊断性区分的使用，表面上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
我们来考虑一下几个温尼科特对弗洛伊德更加显著的误读。弗洛伊德原始自恋概念是任何关系/结构模型的绊脚石，因为其明白无误地假设婴儿最初不是指向他人的，由此使得客体关系成为继发且派生的现象。克莱因与费尔贝恩均直接挑战了原始自恋的概念，前者提出内在客体关系的出现是自恋固有的，后者提出力比多从一开始就是指向现实与他人的。温尼科特采取了不同方法：他承认弗洛伊德概念带来的困难，他接着说他宁愿认为这并非弗洛伊德的真正本意。温尼科特引用弗洛伊德对婴儿的说明，婴儿是“完全自恋的生物……一点也觉察不到其母亲作为客体的存在”。他继续评论道：“我愿意认为，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因为事实上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必不可少的资料。”（1949b，p.175）尽管弗洛伊德著作中总体上缺乏这种尝试，温尼科特还是继续使用“原发性自恋”的概念，似乎指的不是早期无客体状态，而是实质上等同于温尼科特自己与此相反的观点，指的是婴儿对母亲的早年依赖。
固有攻击驱力的假设是弗洛伊德“双本能理论”的两大支柱之一。克莱因保留并扩展了这个概念；费尔贝恩明确抛弃了这个概念。在温尼科特著作中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种攻击驱力，他反而更加宽泛地使用这个词汇。关于固有攻击概念，温尼科特只是采纳了这个词汇并进行重新定义，从而在表面上取得了连续性。他在其著作中一直强调攻击的重要性，使用弗洛伊德的词汇，就好像带有同样的含义，然而，他有几处也指出，攻击与毁灭不一定会造成愤怒或恨。他所说的“攻击”不是特指某个本能驱力，而是指总体的生命力与活力。他将攻击等同于生命力，并提出“从起源上说，攻击几乎就是活动的同义词”（1950，p.204）。他认为攻击包含对抗突然增加的某种东西的需要，被激励着与之进行搏斗的自体之外的某种东西：“正是攻击的成分……驱动了个体对非我的需要，或者对感觉上是外来的客体的需要。”（1950，p.215）因此，温尼科特后期有关客体使用的著作中的“毁灭”就成了一种对无害的、非战斗性约定的渴望：“这种毁灭行为是病人试图将分析师置于全能控制的领域之外，就是说排斥。”攻击驱力“创造了外在化的性质”（1971，p.107，110）。
温尼科特对于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期内疚的处理，提供了被迫继续的另一个例子。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一方面，本能力量驱使儿童产生乱伦与谋杀的冲动；另一方面，害怕遭到真实的父母，后来是超我的报复，两者的冲突就构成了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是驱力造成压力与害怕受到社会现实惩罚之间紧张的产物。温尼科特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非常不一样：
根据尽可能简单的俄狄浦斯情结，健康的男孩与母亲建立的关系既包含本能，也包含爱上母亲的梦。这就导致梦到父亲死亡，从而到导致害怕父亲，害怕父亲会毁灭孩子的本能潜力。这被称为阉割情结。同时也存在男孩对父亲的爱与尊敬。一方面，男孩的天性使得他恨父亲并想伤害父亲，另一方面，男孩爱父亲，这两者的冲突让男孩陷入内疚感之中。（1953a，p.17）
这个描述是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是根据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构想进行修正的。弗洛伊德关于驱力（既有力比多驱力，又有攻击驱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已经被克莱因所说的爱恨冲突所替代。（弗洛伊德有时也谈到关于俄狄浦斯冲突的矛盾情感，但这种矛盾情感源于体质的双性、以身体为基础的驱力衍生物，而不是克莱因与温尼科特所描绘的更完全的矛盾情感。）克莱因明确提出了她与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期危机解释的不同。温尼科特没有这样做；他从克莱因视角改写了弗洛伊德理论，保留了一致性与完整传统的错觉。
温尼科特辩称其最富创新与革命性的贡献实际上一直掩藏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这为其对弗洛伊德的系统性误读提供了最终的例子：
在我看来，假我的观点……可以在弗洛伊德早期构想中见到。我特意将我对真我与假我的区分跟弗洛伊德对自体（self）的区分联系在一起，一部分是中心的，由本能提供动力（或者弗洛伊德所说的性前期与生殖器期性欲），另一部分是转向外部的，并与世界相联系。（1960b，p.140）
这是一个极端误导性的并列。温尼科特对于真我与假我的区分，对应于真实自发的生存与顺从且过度适应的生存。弗洛伊德对本我与自我的区分，对应于原始的、非社会性的、无指向性的冲动与对外部世界的必要知识和设备。弗洛伊德的区分没有提到非真实性的问题，而这是温尼科特关注的中心。这两种概念的比较是有趣的，而且暴露了真相。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是驱力与调节功能、能量与能量的组织和使用之间的分别，与驱力/结构模型是一致的。温尼科特的关注点与关系/结构模型一致，是自体与他人之间不同形式的关系。将温尼科特与弗洛伊德的构想放在一起，你能看到温尼科特背离驱力/结构模型的距离。温尼科特关心的是将这种距离缩短到最小。
温尼科特与弗洛伊德的著作保持连续性的策略见于其处理诊断的方法。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温尼科特提出其最初的观点（1945），对精神障碍的种类进行了三分法：前自体障碍（精神病、分裂样障碍、边缘型障碍以及假我）——最早期、最原始客体关系的功能失调；抑郁障碍——内在世界问题的困难，包括克莱因所描述的爱与恨之间的冲突；整个人的障碍（神经症）——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俄狄浦斯期冲突。这个分类系统反映出温尼科特与传统的关系：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的论述是正确的；克莱因关于抑郁的论述是正确的；温尼科特将精神病和边缘性精神病现象这个相对未经探索的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
到1954年，他已经将“绝大多数所谓的正常人”放在中间组，克莱因称之为抑郁障碍（1954b，pp.276-277）。第三组，即弗洛伊德说的神经症，现在就只由“完全健康的人”的组成，这些人有能力建立足够稳定的、有活力的自体，可以面对弗洛伊德所描述的俄狄浦斯期问题。到1956年，中间组，也就是克莱因所说抑郁障碍就被排除了，绝大多数精神功能失调患者被归为第一类，因为父母供应的缺陷，这些人缺乏整合的、基本的自体。温尼科特已经开始将假我（false self）概念作为一个单独的诊断原则，代表精神病状态的心理病理的连续体，其中的假我已经崩溃，接近健康的状态，而且假我有选择地、保守地调节着真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1960b，p.150）。另外一个人类分类，仍然在应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就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心理病理。在神经症中，足够的父母养育产生了健康的自体。“神经症没有必要被看作一种疾病……实际上我们应该将其看作是生活困难带来的结果。”（1956c，pp.318-319）
温尼科特用这些诊断区分上的转变做了什么？起初，他对其著作的描述是将弗洛伊德概念应用于弗洛伊德没有考虑过的病理学领域。然而，随着其工作的发展，温尼科特提出的观点显然不是一种扩展，而是对弗洛伊德方法的替代。他提出的理解心理病理的框架深深扎根于关系模型，与基于驱力与防御的经典构想是不一致的。因此，温尼科特作为其工作对象的诊断群体在逐渐扩大；留给弗洛伊德的在逐渐缩减。不过，温尼科特需要保持延续弗洛伊德的政治地位，他把神经症命名为一个现象，只能在经典驱力理论框架内充分理解。但是，温尼科特自己的系统是如此广泛，而且与驱力/结构的原则非常不一致，要赋予弗洛伊德理论有意义的地位并不容易。实际上，他对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观点的描述本身就是非常歪曲的。他将神经症定义为“属于不可忍受冲突的疾病，这种冲突是整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中所固有的”（1959，p.136）。他认为神经症是得到足够的照料并因此拥有稳定的、有活力的自体的个体的命运。他们的挣扎关系到普遍的本能冲突，以及自身体质的过多与缺乏、平衡与失衡。假我障碍是环境缺陷的产物，与假我障碍相比，神经症属于“个体的”、“个人化因素”的范畴。
尽管重视体质因素，弗洛伊德从未将神经症与环境因素分离开来。实际上，体质与环境因素的互动形成了弗洛伊德的“补充系列”之一，而且是他理解心理病理发展的中心。此外，弗洛伊德没有像温尼科特那样将神经症病人看作是存在主义的英雄，而是非常清楚地区分了神经症痛苦与日常生活的“常见的不愉快”。挑出“神经症”作为弗洛伊德理论未受挑战，只是得到修正的领域，温尼科特保留的不是弗洛伊德最初的观点，而是歪曲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