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弗洛姆：人文精神分析
艾瑞克·弗洛姆所塑造的人际模型，尽管与沙利文绝大多数原则相一致，但其感受性与着重点是极为不同的。最显著的不同总体来说是由弗洛姆整个工作中宽广的目标造成的：弗洛伊德精神动力性潜意识理论与卡尔·马克思的历史与社会批评理论的整合（弗洛姆在1962年对于其在这两个传统中的根源有一个引人入胜的自传性报告）。弗洛姆的综合所依据的前提是：每一个个体的内心生活都是从其生活的文化历史环境中吸收其内容。社会价值与过程是在我们每个人奋力解决人类环境所造成的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并保持的。精神动力性理解与社会批评之间的基本联系就成了弗洛姆人际模型的基础。
许多当代精神分析问题，弗洛姆早在被其他理论家普及之前几十年就提出了。他在40多年（1941）前就指出当今文献中占首要地位的“自恋”的重要性。他引入“共生”的概念（1941），比马勒早好多年。他考虑到自主性和责任的作用（1941），最近被沙菲尔和夏皮罗带入分析的主流。他描述了性欲和性变态的使用，其作用是为了保持脆弱的自体感，这样的解释方法最近才被科胡特“自体心理学”（Kohut，1977）的追随者发展起来。然而，许多团体一直不认可弗洛姆对于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贡献，原因就在于他坚持精神动力性理解与更宽广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的相互渗透。这种强调容易使得批评家将其误认为是社会哲学家，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家。因为弗洛姆作为作家的个人偏好与风格使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他留下来的大部分著作被归为社会哲学。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聪慧的精神分析师，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明显的意图是要阐明个体的精神动力性挣扎，以及精神分析情景的主要维度。不幸的是，弗洛姆一年又一年地答应其学生要写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书，但从未实现，因此，为了引出其精神动力性意涵，需要考虑其宽广的文化与历史视角，才能全面认识他对人际模型的贡献。
跟沙利文和霍尼一样，弗洛姆感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弱点，是没有将其观察置于更宽广的历史和文化进化观点之中。他认为（1970）弗洛伊德的核心认识在于虚伪的重要性。弗洛伊德的病人认为自己很大程度上其举止像得体的维多利亚时代淑女与绅士，合乎其社会要求。在这种“虚假的意识下”，弗洛伊德发现各种各样的性与攻击幻想和动机统治着其内在的生活。在弗洛姆看来，弗洛伊德最主要的发现，是人类具有扭曲其体验的现实以遵从社会建立的常规能力。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发现的最显著特征，不是其病人为了使自己融入社会而压抑的内容（特别的性与攻击冲动），而事实上是他们自己以及其体验的主要维度被抛弃了。弗洛伊德极大地挖掘出人们扭曲其自然进化的体验，以适应其出生的人类环境、家庭和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所有人的大部分体验被否认了，这种体验的丧失接着又被复杂的压抑过程、自欺以及“坏信念”，或者用沙菲尔（1976）新近的语言来说，“否认行动”所合理化和掩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放弃？弗洛伊德的理解是，压抑的必要性在于人类激情固有的反社会本质。人类是野蛮的，受到黑暗的、非人性动机的驱使；融入不断前进的社会需要对这些动机进行控制、抛弃和转化。
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最大的失误在于其发现的中心是模糊的，没有说清为了符合社会需要采取自欺的必要性，因为弗洛伊德选择了维多利亚文化中特定虚伪的内容，这其中恰好包含性与攻击，从而推断出普遍的，一维的动机理论。在弗洛姆看来，“经典的”弗洛伊德理论一直受到这种错位重点的统治，强调内容，反对自欺的结构。结果，分析的焦点就从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转向假设的个体自身产生的力——驱力及其衍生物。驱力模型的理论假设给弗洛伊德最初关于人际和社会关系的临床观察蒙上了阴影。
马克思关于历史与文化转化的观点为弗洛姆理解弗洛伊德的发现提供了替代性解释。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不像非人类的动物，缺乏与自然的内在联结；人类生来不具备以预设程序对其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人类这个物种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预先决定的；是在历史进程中缓慢发展的。通过一系列合法、必要的、不断进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使得人类可以发展其创造力，形成其作为一个物种的实质，并决定其相对于自然的位置。只有在历史的终点，人类才能变得完整；人类与自然的分裂得到愈合，社会秩序使人类潜能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在弗洛姆的观点中，个体生命线遵循类似进程。只有在出生之前，人类机体与自然才是一体的，实际上是孕育在母体环境中。出生以后，每个个体从天堂般的和谐中被逐出，进入一个他没有明确位置的世界。因此，人类情景的核心特征是，一旦出生，每个个体本质是孤独的。逐渐开始认识到这种分离是人类意识发展突出的维度。这种认识是困难而恐惧的。因为没有生来的生存程序，生活提供了令人目眩的自由和充满焦虑的隔离感。每个个体试图重建在母亲身体中孕育和母亲悉心照料时曾经拥有的与他人的依附和参与。
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找到新的依附。弗洛姆相信，在发展与他人的新通路过程中，必须在两个基本选项中做出基本选择。一种可能性是“生产取向”，对环境作出渐进的、合理的个体化反应。承认并接受分离的事实，与他人的关系在亲密而分化参与的基础上得到进展。另一种可能性势必会造成对个体分离以及个体适应生活的责任的否认。个体可能会依靠大量退行性的、神经症的取向，弗洛姆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不如其基本功能的相似性那样显著：它们都提供错觉和幻想，使得病人回避其分离的实际状况，支撑其继续停留在早期快乐安全状态之中的借口。
在弗洛姆的关系模型中，个体的内心生活被强大的激情和错觉所统治。激情不是源于以身体为基础的驱力，而是源于绝望而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进行的挣扎。这些激情是非理性的，它们利用“退行”方法来解决人类境况：否认分离和脆弱。否认转而通过各种错觉发挥作用——信仰神奇物质、强大的救世主以及自我保护的策略。错觉利用婴儿式幻觉，作为对抗生活现实的神奇堡垒；其目的不是快乐，而是想象的安全。组成神经症与性格障碍结构的各种症状和行为是对待世界与他人的基本潜在立场造成的结果。
弗洛姆认为人类历史的流动与个体寿命是相互平行的。人类最初与我们的动物祖先本质的和谐相处，其后转向人类意识所创造的不完整和疏离感，转向相继逐渐发展的历史社会，终结于真正的人类社会。健康个体的生命历程从胎儿期的和谐转为出生的放逐，接受孤独与限制，最终实现其潜能真正的全面发挥。弗洛姆认为，这些次序之间的平行关系远不止求知欲；人类文化史所涉及的问题，总体成为每个个体的内心生活与精神动力性挣扎的核心。
因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展望的历史终点，没有哪个现存的人类社会是旨在促进人类生命全面发展的；每一个社会目的就是完成历史工作，发展生产物质产品的能力与技术。社会要在历史进程中发挥其作用，就需要某些类型的人。封建主义需要农奴与地主；19世纪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与工人。弗洛姆认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需要消费者。社会需要的人物类型不是外在力量强加在个体之上的。相反，社会变得结构化，个体由此被某个世界观所吸引并生活其中，使其想做其特定社会在特定历史点所要求的工作。用弗洛姆的话说：“正常人性格的主观功能使其从实际的角度，按照其需要行事。”（1941，p.310；斜体是原文标注的）结果个体组成的全体公民“想要按照其必须遵从的方式行事”（1955，p.77，斜体是原文标注的）。
为何这些社会崇尚的性格类型如此吸引人，使得绝大多数个体为了适应社会而舍去其体验的丰富性？弗洛姆的回答取决于其个体生存状况描绘以及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方面，人类本质的孤独与无助使其倾向于接受其生活的社会所提供的角色。另一方面，因为真正的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化，社会必须提供的角色包括总体退行的解决生存困境的方法。因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法、预定的行为与规则，做到“逃离自由”对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弗洛姆认为，社会崇尚的退行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父母介绍给孩子的，父母将自己的性格结构作为社会必需的代理而发挥作用。为了赢得父母的爱与尊重，就需要采取社会模式化的行为，其代价是放弃发展自己自然出现的个性。压抑的力量不是源于害怕惩罚或本能的恐惧，而是害怕社会的排斥。
个体能够清楚、合理地面对其自身状况的程度有多大，他就有多健康[3]。面对其自身核心家庭的人际环境，他对其自己特殊而退行的方法的适应程度有多大，他的神经症程度就有多大。对于其特定社会提供的退行的解决方法，包括错觉样的联合、安全和确定性，他的欣赏程度有多大，他受到弗洛姆所谓的“社会模式化缺陷”或“常态病理性”的折磨程度就有多大。弗洛姆将为了参与社会而放弃的那些体验的方面称之为“社会无意识”。因此，病人为了真正存在而挣扎的核心是社会的诱惑和害怕孤独。
正如迈克比表述的那样，弗洛姆视性格为“时间缔造的解决方法”（1972）。弗洛姆明确而广泛地采用了弗洛伊德对性格的描述，但用关系的术语重新诠释了潜在的精神动力性问题。口欲期人格变成了接受的人格；肛欲期施虐的人格成为剥削的人格；而肛欲期容留的人格成为贮藏的人格。关键问题不是潜在的合成驱力，而是与他人联结的主导模式，以及要躲避生活的错觉式的努力。例如，对于口欲期人格来说，核心的动力被理解为要建立对世界和他人的接受取向，其中的神奇性质归因于自体之外的某些东西——食物、爱、性和观点；生命是以渴望接受与吸收神奇物质为中心的。从弗洛姆的观点看，病人是处于口欲期的，因为他处于接受的状态；口欲的快乐是对生命保持接受状态的载体。动机的核心是延续相对于他人的位置，魔法总是在外面，会暂时被授予与被吸收，但从未被拥有与被合并。口欲是接受性的隐喻。弗洛伊德认为是由生物学决定的驱力组织，弗洛姆认定为关系的构造，“用躯体语言表达的对世界的态度”（1941，p.320）。
健康的发展是以最终接受婴儿期“基本联结”的丧失为基础的，因为只有那样，你才有可能在分化和共生的基础上建立与他人的亲密关系。对于神经症来说，分化意味着孤独，要尽全力避免认可基本联结的丧失。因为对隔离的恐惧凸显了所有的心理病理，神经症的核心特征是延续嵌入性或者与他人融合的错觉。在临床应用中，弗洛姆对进行性与退行性联结模式的区分很像：沙利文对基于满足需求的关系与基于安全需要的关系的区分；费尔贝恩对好客体关系与坏客体联结的区分；温尼科特对基于顺从基础的真自体与假自体的区分，以及科胡特对真正的客体关系与自体客体关系的区分。在这些不同版本的有着不同基调与重点的人际模型中，他人被体验为自体的功能部分，极力逃避个体所有恐惧的隔离与空虚感。
根据弗洛姆的学生与被分析者表现出的口欲传统，其临床工作的特点是询问病人为了尽力保持与重要他人似乎尽可能的联系所营造的自我扭曲与自我欺骗。在孩子得不到爱和自身价值得不到肯定的家庭中，服从性地认同与父母的价值观，以及启用自己的神奇安全感的错觉，似乎提供了唯一可行的人类联系的形式。弗洛姆认为病人有更多的能力，这种隐藏在社会适应假象背后丰富而宽广的人类潜力在其所有著作中是非常明显的。深层的乐观与紧迫感，相信病人永远具有对其自身真实性以及拥有更加丰富而真实的存在作出反应的潜力，是其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