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驱力/结构模型

正确看待驱力/结构模型

在追溯驱力/结构模型从弗洛伊德最初情感与防御理论演化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接受这种精神分析理论的所有理论家都承认某些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得到了弗洛伊德明确的陈述与详细说明，而其后所有的修正，包括弗洛伊德自己及其追随者的理论，是建立在这些基本假设基础上的。最初构建这些假设时（随着《性学三论》的出版，在最早的主要背叛以及调和期开始之前），这些基本假设可以表述如下：精神分析的研究单元是独立而分离的有机体，可以在其出生环境之外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研究。人类有机体带着构成内源性需要（驱力）的种系禀赋进入这个世界，它们需要得到即刻满足。这些需要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归类，但出于临床与理论考虑，被分成两组。在弗洛伊德最初理论中，这两个基本的驱力被概念化为性驱力和自体保存的驱力；在修正观点中，这一点被所有驱力模型理论家所接受，它们是性与攻击冲动表达的需要。

因为驱力构成了婴儿内在心理学装备的全部，所有的人类发展和所有接下来的行为都由此发展而来。为了解决满足内源性需要问题，心理结构得以进化，并根据调节原则（恒常性或快乐原则）运作，这个原则也是种系发生的禀赋，并且需要缓解大量驱力累积造成的紧张。驱力遵循自身成熟决定的进程，其状态在某个特定时间主要是由个体体验性质决定的。个体与其出生环境关系在其满足驱力需要能力基础上获得心理学价值；这些需要就构成了所有客体关系的基础。

我们在第四章和整个第三部分描述的理论调和策略试图扩展驱力模型的基本假设，以包括从新的临床经验（儿童精神分析治疗、关于正常儿童发展的直接观察、与严重障碍病人一起工作，等等）产生的资料，并回应抛弃驱力模型理论家的评论。一般来说，驱力模型内调和的目的是扩展其解释的意涵。驱力作用相应地被看作不是那么重要的决定人类行为的特异性因素，所失去的特异性被从与他人早年关系研究中得出的看法所替代。我们可以在调和策略中找到这三个方向：试图改编驱力自身概念的策略，修改了心理结构理论的策略，以及修正了关于客体本质和客体关系经典理论的策略。

驱力理论。贯穿模型的历史，所有人类行为被理解为最终源于本能驱力的作用。在应用这个基本假设时，调和策略呈现两种形式。首先，是试图将扩展了动机基础的补充性概念整合进理论，从而在努力用内在的性与攻击冲动的变迁来解释所有人类体验时，避免可以觉察到的固有的简化论。这个策略首先被弗洛伊德用于介绍其自恋概念（1914a）。随着性客体丧失，力比多返回自我，使得自我可以利用捕获的能量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可能会反对最初本能决定的目标（例如，在对俄狄浦斯期父母的性兴趣与避免阉割的自恋兴趣之间的冲突中）。弗洛伊德最初对自恋目标来源的描述是模糊的，但哈特曼的适应概念阐明了这一点。因为自恋目标是一种先天赋予的内在自我功能，而且因为从一出生就具有并发挥作用，作为一种动机力量，适应倾向平行且独立于驱力倾向。适应为自我目标背后的力量提供了种系发生学基础，而且使理论离开了对冲动作用的单一重视，这些冲动的产生并不考虑环境。

哈特曼适应理论以及产生适应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是广义的概略性理论；他在其著作中警告说“环境”不应该等同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在他看来，适应不是专指促进与他人联结的力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那样，客体关系主要是由本能需要决定的。不过，在马勒思想中，适应的运作变得更加“个人化”。她的共生理论（她定义为适应的最初阶段）与分离—个体化过程理论指的是受到儿童对养育者需要支配的那些客体关系的方面，养育者可以支持儿童早年的无助性依赖，并帮助儿童走向最终的自足。儿童对他人依附的这个维度的运作相对来说（尽管不是完全地）不受性与攻击冲动影响。马勒关于婴儿与母亲之间关系的观点受到本能需要影响；也受到独立的向着自体—发展推力的影响。雅各布森关于“自体与客体世界”之间复杂交流的理论扩展并丰富了马勒的观察，这些交流是围绕驱力要求组织的，但也包括广泛的发展需要。

修正驱力理论的第二个策略一直提出修改驱力的自身性质。尽管雅各布森明确应用了这个策略，但在哈特曼思想中，甚至在弗洛伊德思想中，其只是预兆性的。弗洛伊德后期使用升华概念，这个术语指的是驱力的实际去本能化，而不是驱力的改道，首次表明驱力本身的性质在现实世界体验基础上是倾向于调整的。弗洛伊德认为两种驱力可以与随之产生的在这个方面强化的驱力性质的改变融合在一起。通过升华与融合，弗洛伊德所拥有的系统不仅仅受到原始的、未调整的性与攻击冲动能量的激励。相反，心理结构具有一系列可供其处置的能量，这些能量几乎都与其本能来源密切相关。这种倾向在哈特曼思想中得到了发展，既有他对于攻击作为力比多对等者的重视，也通过他的中性化概念，拓展和强化了弗洛伊德的升华概念。雅各布森认为所有心理能量始于未分化状态，然后在一定程度上，在成熟与人际体验基础上，分成力比多与攻击，这个观点进一步强调了与固有性质相比现实的作用。她的概念，被马勒接受并继续告知她发展的观察，并致力于消除驱力动机特异性，关注与他人关系作为驱力自身本质部分决定因素的作用。

心理结构理论。调和原先开始于这个领域，并一直是许多理论家所作贡献的焦点。弗洛伊德最初主要的调和行为是引入了现实原则（1911a）。因为现实原则限制了驱力要求未经审核的表达，现实原则注意的是一系列精神功能（感知、判断、记忆，等等），这些功能后来被划归结构自我的大类之下。随着结构模型的建立，弗洛伊德巩固了自我概念，推断发展的历史至少部分地源于与个体早年生活中重要人物的真实认同。不过，自我力量相对于本我、超我和现实作用来说依然虚弱。弗洛伊德在其修正的情感理论中扩展了自我力量，承认自我具有感知真实危险情景并对此作出焦虑情感反应的能力（1926a）。而且，在弗洛伊德最后十年间，其追随者引入进一步加强自我力量的理论概念。农贝格（1930）自我合成功能观点、韦尔德（1930）多重功能原则，以及安娜·弗洛伊德（1936）关于自我防御功能的描述，均为自我作为一种心理经济学的强大力量的观点出了一份力。

不过，主要还是哈特曼思想赋予了自我对等于驱力的理论地位。哈特曼提出原发与继发的自主性自我功能概念，以及未分化基质中自我体质性根源的假设，强调适应过程的重要性，认为自我是一系列等级排列的功能，这些功能可能与内在冲突有关，也可以处于与其他心理系统的冲突之中，而且修正了能量假设，所有这一切均直接强化了自我力量以及现实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哈特曼将自体概念引入精神分析结构理论，认为自体是客体在经验上的对应物，个体与客体有某种关系。哈特曼理论中的自体，是客体关系理论的重要方面，但本身不是一种精神结构。相反，是一种意象，一种在同一理论层次上形成他人表征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观点是关系模型理论家（沙利文、冈特瑞普，以及其他理论家）所说的结构自体的替代，但是这个观点确实是第一次在驱力模型中强调了产生客体关系的内在世界。

关于客体关系内在世界的概念，尤其是自体概念，在马勒与雅各布森思想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这些理论家通过保留自体作为一种表征的定义，同时更加重视其功能的重要性，均沿用了驱力模型的结构理论的调和策略。对马勒来说，稳定自体感的取得是成功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共生和分离—个体化阶段的满意体验是通过强有力的自体稳固来测量的，严重心理病理的特征就是没有取得这种稳固，也没有获得对他人的稳定感。雅各布森追随马勒，将自体看作是由好的早年客体关系决定的发展成就。她增加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自体的稳固建立，以及自体与他人表征之间清晰边界的建立，对于健康自我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雅各布森关于自体的描述有着慎重的不确定性：尽管自体不是在理论上等同于自我、本我和超我的心理结构（这就使得雅各布森与驱力/结构模型的三分结构理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自体在精神经济学中的确具有重要功能。因为自体，就像雅各布森和马勒（以及哈特曼含蓄地）定义的那样，本质上是一个关系概念，其发展与变迁所得到的理论上的重视就成为将早年客体关系结局整合进驱力/结构模型的一种方式。

客体的本质与形成。根据弗洛伊德模型，客体被看作是驱力要求的创造。外部世界（即心理结构之外的世界）的“东西”通过其满足源于驱力需要的能力而变成客体。这个“东西”可以是个体身体的一部分，可以是另一个人，或者可以是非人类环境的一部分，除了“东西”提供释放的机会之外，在这一点上没有特异性。在第二个双本能理论中，客体主要是从性驱力要求发展而来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俄狄浦斯期的竞争者可能就是一个最清晰的例子），客体也是攻击冲动的部分创造。

继结构模型形成之后，这个领域中的调和策略在弗洛伊德后期理论中有所预示。在弗洛伊德1923年之后某些著作中，客体作为现实人物与之前相比，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进入视野，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其著作的其余部分表明是驱力本身而非现实，决定了客体本质。真正的调和始于安娜·弗洛伊德对抗现实情境的防御概念。在她的模型中，儿童识别的攻击者是现实人物，尽管儿童对其攻击的感知可能是片面而歪曲的。哈特曼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概念通过增加现实的外部世界概念，概括了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现实外部世界将其自身的要求强加于发展中个体化的、独立的防御运作。“正常可预期的环境”是个事实，不是创造，尽管对哈特曼来说，环境中客体的特殊本质至少有一部分是由驱力运作决定的。

驱力模型对于客体本质的看法在马勒与雅各布森著作中有决定性改变。在马勒看来，哈特曼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从一出生就等同于“一般投入的母亲”，如果发展要不受损害地进行，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人一定通过特殊方式与儿童联结。“一般投入的母亲”在发展的共生阶段变成儿童的客体；没有恰当母爱的照料，这种最初的客体关系就不能发展。因此，马勒理论的共生客体必须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以非常特殊方式对待儿童的人。这代表的是与早先驱力模型构想相比的决定性变化，在原先构想中，客体不必、非得是一个人。马勒留在驱力模型大框架的努力就体现在她认为，共生的依附不仅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幻想之中；从后者意义上说，是受到性与攻击变迁的决定性影响。雅各布森对自体与客体世界的描述暗中依赖马勒的框架。她没有对客体概念进行任何明确的再定义，但很显然，从她所描述的复杂交流来看，她是特指人来说的，而且她也抛弃了客体仅仅是驱力的创造这个观点。

在我们对驱力/结构模型演化与修正的整个描述中，我们强调其内容的问题，以及某些理论家将这个模型归于解释学的问题。我们强调模型含有关于人类成长、发展与体验的特殊观点，那些采取调和策略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保留这个观点。我们对主要精神分析模型的态度类似于沙菲尔新近采取的立场，他将他所谓的“故事情节”包含在不同理论中（1983）。在我们看来，驱力模型的故事情节常常是深深地埋藏在复杂的、技术的，甚至是机械的语言之中的，但是即便如此，面对模型正在进行的修正，它确实存在，并且还有助于保持模型的连续性。

我们观点中的一个主要意涵是，不考虑特定治疗师表达其特殊观点所用的语言，他采用的故事情节决定了他与这两种主要模型的关系。例如，沙菲尔在一系列关于经典元心理学重要评论（1976，1978，1983）中，提议清除绝大部分的主要术语，而这些术语是驱力模型理论家进行理论阐述的中心。他同样抛弃了能量与结构概念，认为这些概念导致具体化与拟人化，从而使得分析师远离其对人的特殊关注，认为人是正常与神经症行为的主导者。他抛弃驱力/结构模型的语言，似乎将自己置身于经典传统之外，而且许多正统分析师也是这样看他的。不过，就像我们对模型定义那样，沙菲尔理论非常符合正统的传统。他宣称在自己实践中，他使用“具有弗洛伊德式复述特点的故事情节”（1983，p.223），而且他经常警告不要过于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病人对于家庭内外人际情景的报告，认为这可能将认同、投射与病人报告造成的歪曲混淆在一起（p.151，258）。总而言之，他坚持认为“作为分析师，我们总是注重从婴儿式性心理与攻击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变化的角度看待行为，被分析者持续地塑造这些冲突，使之与适合的环境相适应，并在这种环境中演绎这些冲突”（p.91）。

沙菲尔的理论观点与柯恩伯格的理论观点形成鲜明对照，在新近的主要理论家中，柯恩伯格是最为坚持保留经典元心理学及其语言的人。不过，我们已经说明，在柯恩伯格的语言连续性下面，故事情节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沙菲尔所发现的病人困难的核心——“婴儿式的性心理与攻击的冲突”，在柯恩伯格看来，继发于取得“好”或“坏”的情感价值的早年客体关系。他对传统术语的使用，混淆了这样的事实，即他在不同情况下改变了这些术语的最初含义，而且在不同情况下，他使用他的新定义将人际考虑纳入其理论核心中。因此，从解释学角度看，尽管公开摒弃了驱力/结构模型的理论风格，沙菲尔在经典传统中是以真正调和者身份出现的。尽管试图申明自己的忠诚，柯恩伯格是以转向关系模型理论家身份出现的。只有通过分析分析师关于人类体验的观点，我们才能准确评估其理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