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马勒

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渴望的东西：与所爱的人在一起，融为一体，合二为一而不是两个人。其原因就是，这是我们最初的自然状态，我们过去是完整的个体：爱是渴望并追求完整之名。

——阿里斯托芬，见于柏拉图的《会饮》

婴儿的内在体验，肯定永远是无法直接观察的，但根据通常的共识来说，是无组织的、混乱的。小孩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世界，威廉·詹姆斯可能对这个世界作出了最好的描述，是一个“模糊的、乱糟糟的”世界。婴儿的生活从一开始就笼罩在只能有最低限度理解或改变的环境中。精神分析师对这个生命的早期阶段用不同的术语进行了描述，如自体性欲（Freud，1914a）、原始自恋（Freud，1914a；Hartmann，1950）、绝对依赖（Fairbairn，1952）以及嵌入（Schachtel，1959）。每一个术语均源于一套复杂的理论假设。每个术语都强调了无组织的、未分化的个体生活在骚乱且未成形世界中的现象。

婴儿在相对较短时间内长成一个具有独一无二人格的儿童。他是一个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的个体，由于自身限制，已经通过结构化使得这个世界可以为他所理解。他用自己的方式体验，用自己的方式反应，用自己的方式行动。简而言之，他已经成为一个人了。

精神分析发展理论家的任务是，绘制婴儿从无定形到成形的路线。跟所有地图绘制一样，某些选择必须作为一个先验条件。制图者必须在绘制政治边界、地形特征、气候、运输工具等诸如此类中作出选择。没有哪张地图可以包含所有可能需要的信息。同样，为不同需要而设计的精确地图可能看上去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某些为特定目的而绘制的地图，对于那些不熟悉其使用方式的人来说，甚至看上去就不是地图。

精神分析的发展地图对潜在假设的依赖，一点也不亚于制图者的绘图。弗洛伊德早期发展理论，是围绕力比多阶段成熟过程的展现而组织的（Freud，1905a；Abraham，1908，1924），是根据恒定性与快乐原则来推断的。心理结构的存在是假设用于削弱驱力的紧张，驱力释放是假设用于解释快乐的感觉的。假定这些是先验性概念，那么发展的地图就应该围绕占优势的释放模式，以及快乐体验占主导地位模式的转变来组织。性心理阶段的理论绘制了这种运动，而且可以理解为所有情感发展的基础。

力比多阶段理论所描绘的关键运动始于自体性欲体验到的快乐，如果成功，就能在合适的异性恋同伴那里体验到生殖器的快乐而终止。这个前进阶段中的决定性事件是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情结得到成功解决，就会使得儿童离开其最早获得快乐的方式。快乐不再是只能从原初的古老的客体、自体与家庭获得。儿童可以自由地从新的现实获得的来源中寻求满足。这既是丧失也是获得：这是丧失，因为儿童必须认识到，最初的客体已经不可用，不像他一度认为或渴望的那样；这是获得，因为他可以自由地追求新的、好的东西，而且是用一种适合自身人格发展的方式去追求。如果我们是根据快乐次序原则来推测发展的地图，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代表的是分离与个体化的起点。

弗洛伊德/亚伯拉罕关于力比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在其试图绘制的地形中是见不到的，在其计划讲述的基本故事中也是找不到的。我们在地图自身的组织原则中发现了这些局限。将成熟的个体化定义为生殖器期首要性的获得，就好比根据芝加哥与一系列导航设备的关系来定位芝加哥一样。这样做是不准确的，但除非我们是飞行员，否则可能不会告诉我们想要了解的芝加哥。同样，根据力比多阶段的顺序展现来解释儿童从未成形到成形的运动，在许多最近的理论家看来，遗漏了很多对早期发展至关重要的情况。单纯在关系模型中运作的理论家完全抛弃了快乐次序的组织原则，强调与他人建立联结新模式的展现。忠诚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家，接受快乐是动机中心，感觉需要在建构自己的发展地图中增加这一点。弗洛伊德本人增加了诸如通过危险情景的认同以及顺序来塑造心理结构的补充性概念，这都扩展了最初的理论，同时仍然至少是部分地依赖驱力及其变迁。哈特曼在其地图中包含了“适应的问题”，从而加速了这种理论策略，其强调的是个体与从广义上概述的“现实”建立联结能力的成熟与发展。那些在美国自我心理学传统中追随哈特曼的理论家，试图在“现实”这个概念中填充更清晰的细节，而且像哈特曼一样，不失去看待追求快乐作用的视野。

也许，用哈特曼扩展驱力模型来囊括心理发展新维度策略的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就是玛格丽特·马勒。在哈特曼概略性框架之上，马勒强调现实关系的个人化方面。“适应的问题”在她著作中专门被理解为对人类环境的妥协，这是哈特曼曾经考虑过的问题，但最终因为过于狭隘而被抛弃。对马勒来说，成功发展的标准不是俄狄浦斯情结解决后生殖器期首要性的建立。相反，她指的是发展的运动，从儿童—母亲这个共生母体的嵌入，发展为在一个可预测的、可以现实性地感知他人的世界中获得稳定的个体身份。她将这个过程命名为”分离—个体化”，或者说，在她最近的构想中，称为“心理诞生”。因此，马勒发展地图的组织原则是建立在自体与客体关系基础之上的，但这是一个从源于经典驱力理论解释原则获得支持的焦点。

马勒的贡献在精神分析思想历史上占据关键且自行矛盾的位置。她所描述的儿童沉浸在与母亲共生性融合之中，然后逐渐地、犹豫不决地从这种融合发展为独立的自我，为一代精神分析家和开业者提供了关于童年基本挣扎的想象，与弗洛伊德的看法极为不同。她眼中的儿童不单单是一个与冲突性驱力要求进行搏斗的生物，而是必须不断地调和其独立自主存在的渴望与同样强烈的、促使他屈服并再次沉浸在与生俱来的包裹性融合之中的愿望。马勒的描述简单而充满情感，可能是自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描绘以来，最令人信服的关于童年早期的想象，共生概念不仅被精神分析师所接受，也被论述爱的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所接受（Bergmann，1971）。

马勒在维也纳以儿科医生开始其职业生涯；其工作的观察基础是儿童正常与病理性行为。这种背景使得观察者可以获取人格构想以及即将出现的心理病理的演变，在其内化和结构化之前，自然会重视成长与发展相互作用的方面，因为正是儿童与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被置于观察之下。实际上，在马勒最早以英文发表的论文中，是她在19世纪30年代到达美国后不久写成的，她强调了父母对于孩子意识与潜意识态度影响正常和病理性发展的重要性。童年神经症（Mahler，1941；Mahler［Schoenberger］，1942）、正常的自我发展，以及情感的早期表达（Mahler，1946），均被描述为儿童需要与父母（尤其是儿童的母亲）人格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勒早期的许多描述类似于沙利文在人际精神病学中提出的观点：儿童共情母亲的焦虑；儿童诱发其养育者柔情的能力；儿童塑造自己迎合父母的期待与臆测，等等。

不过，这些早期著作中的观察与解释，马勒所见与其对此解释之间存在基本的冲突。她观察到父母在其与儿童互动中的至关重要性；她从父母作为儿童的力比多与攻击驱力的客体中得出这种重要性。父母的功能，在马勒经典元心理学描述中，是“给予儿童用于渠道化的客体相关机会，即利用与合并其爱与攻击的倾向”（1946，p.47）。因此，尽管父母人格被理解为对其孩子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从经典观点看，这种影响还是通过父母作为“客体”功能促成的，并使之成为可能。人际观察与驱力解释之间的冲突必然使马勒曲解经典框架来容纳其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