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柯恩伯格
20世纪60年代以来，柯恩伯格撰写了一系列的书与论文，建立了临床与理论上的框架，引起精神分析理论家的广泛注意，并产生相当大的争议。柯恩伯格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置身于不断演化的驱力/结构模型传统之中。其理论基础表现出既源自雅各布森对人际关系现象学与经典元心理学的整合，也有对此的扩展，而且他承认受到雅各布森（1979），以及马勒发展框架（1980）的影响。同时，他试图将驱力模型观点与源自关系模型的敏感性混合在一起。他是第一位宣称自己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美国理论家，但是他也明确声称从关系模型作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帮助。
柯恩伯格在其所有著作中保留了驱力模型语言。他在经典的自我、本我与超我的三分结构心理组织中谈论本能及其功能。直到他最近的著作（1982），他在讨论自体时，谨慎地应用了哈特曼的用法：自体被看作是一种意象、一种自我之中的表征。柯恩伯格对词语的谨慎选择模糊了其理论的基本主旨，随着其进化，反映的只是与经典模型政治上的联结。他的思想，与雅各布森思想不同，没有保留驱力模型的基本原则，而只是保留了驱力模型的词汇。基于他所宣称的忠诚，以及其著作阐明理论融合的策略如何能被推到违背一个模型的基本假设的位置，在我们看来，他是被包含在驱力/结构模型之内的。
柯恩伯格是唯一将自己的思想描述为“客体关系理论”的美国精神分析师，但是他这样做时仔细限定了这个术语的含义。他拒绝客体关系理论构成普遍的关于心理的理论，并替代经典元心理学说法（像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等理论家所持有的观点）。相反，他将他的用法限定为：“精神分析元心理学内的一种更加受限的方法，强调两元或两极的心理内部表征（自体与客体意象）的累积，反映了最初的母婴关系，及其后来向两元、三角和多重的内在与外在的人际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自体与客体意象的每个单元中内化的基本的双元或两极特性是在特定情感背景下建立的。”（1976，p.57）
通过限定客体关系理论的定义，柯恩伯格宣告了对经典元心理学基本原则的忠诚。他试图这样将自己与沙利文、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的关系/结构理论分离开来，尽管事实上其理论结构及其哲学含义经常与这些人接近。例如，他可以宣称，在限定客体关系理论背景下，客体“应该更加确切的是‘人类客体’”（1976，p.58）。克莱因与特里比克（1981）指出，与弗洛伊德对这个术语的使用相比，这完全改变了客体含义，而且，因此也改变了驱力理论的基本含义。我们同意这个评价，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说明，客体概念的意义经历了一个渐进但又不可阻挡的演变过程，从弗洛伊德最初的用法，经过哈特曼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到马勒的“一般投入的母亲”，以及雅各布森的“客体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克莱因和特里比克对比不同的是，我们将柯恩伯格看作将自己依附于已经演化的理论融合的传统，这个传统已经将驱力理论转向更加“社会化的”关于人类以及激励他的力量的观点。不过，我们与克莱因和特里比克观点是一致的，认为柯恩伯格理论实际上与弗洛伊德理论非常不同。
柯恩伯格开始的临床资料基础源自严重病人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尤其是他所称的“低水平人格障碍”，包括自恋与边缘性人格。与科胡特一样，他绝大部分的推论源自这些病人所特有的移情反应。柯恩伯格观察到，这些人的特点是会介入早期的、体验强烈的、混乱的移情，他们在移情中表现出对治疗师非常矛盾的态度。在快速的连续系列中，治疗师被看作是全好与全坏、强壮的与虚弱的、令人喜爱的与令人憎恨的，等等。每一个态度都伴有相应的、同样快速变动病人自己的自体意象。与神经症病人不同，神经症病人最强烈的移情只能通过长期的分析工作所诱发，对更加严重的病人来说，这些强烈的移情可以在治疗的最初几周或几天出现。
移情范式的快速转换，与柯恩伯格所谓的病人日常生活中的“选择冲动性”相呼应，反映出原始防御机制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分裂。他将其分裂概念与弗洛伊德概念（1927，1938）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实际应用与梅兰妮·克莱因的用法更加一致。柯恩伯格是这样定义分裂的：“同时完整地觉察到自我之中存在一种冲动及其理想化表征。彼此之间完全分离的是复杂的心理表现，包括情感、理想化内容、主观的和行为的表现。”（1976，p.20）病人认识到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但这些状态的含义被平淡地否认了。与分裂相关并随之出现的是其他的早期防御，诸如原始理想化与贬低、投射，尤其是投射性认同。这每一个防御都是自体和客体表征的易变特质（Jacobson，1964），以及早期自体—客体关系结构出现的指征。
这些移情范式的轻易出现表明，产生这些移情的早期结构基础，基于一种柯恩伯格所谓的“未同化的”，继续存在于心理结构中。早期客体关系的同化指的是“转化性的内化”（科胡特）、“人格解体”（雅各布森），甚至是哈特曼所说的“内化”，尽管重点有点不一样，所描述的是同一个现象。每一个术语都表明，早年与环境的关系会产生反映其影响的、持续的心理学模式（结构）。在正常发展情境下，早年关系失去其特殊的早年特征，并被同化为具有平稳功能的心理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过程非常像食物的消化与利用（比昂使用“消化”来描述同一个现象），而且同化概念表明“我们是我们吃的东西”，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是我们体验到的我们”。
不过，与实际的同化不同，即使在最佳情况下，心理过程是可逆的。因此，在分析神经症病人过程中，病人最初只能将自己的超我要求与禁止体验为特定的父母态度，在病人与父母特定互动背景中得到表达。就是这种结构去同化的能力（分析性退行的方面，在移情情况下表现得最为清楚）使得分析成为可能。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按照驱力模型理论的说法，表现出非常稳固的三部分结构，去同化必然需要病人花费大量时间、努力和意愿去退行。
不过，对于柯恩伯格所治疗的严重病人，早期未调整的关系会在移情中快速出现，因为这些关系从未得到充分同化。就像食物从未得到适当消化一样，因此只要简单检查一下肠道的内容物，就能揭示一个人整体的营养史。就是因为恰当的结构没有得到发展，这种信息的可利用度事实证明对病人是没有用的；他们只能表演并再次体验到混乱的、矛盾的自体—客体构造。对这些病人的分析性解释必须设法解决分裂的运作和相互矛盾的心理状态的存在。这在柯恩伯格看来使得病人开始将分裂的意象整合进更加统一的关于自己与他人的想象。
柯恩伯格将雅各布森（在较小的程度上，和马勒）提供的发展理论应用于这些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他的那些严重病人病理性地固着于早期阶段心理结构的形成。他认为最早期的自我太虚弱，认知上没有得到发展，不能整合非常不同类型的早年体验。原始自我根据伴随的情感色彩对体验进行组织，即“好的”或“坏的”体验。自我虚弱保持这些好与坏的体验的分开。
经过更多的临床观察后，柯恩伯格对这种早期情景的结果进行了详细说明。在他向严重障碍的病人指出其存在的相互矛盾的自我状态时，病人会变得非常焦虑。这种焦虑表明存在强烈的冲突，不仅仅是自我不能容纳不同类型的体验。柯恩伯格据此断定最初的自我虚弱后来可以被用于防御。被他称之为防御性分裂的正是由早期认知决定的事件状态的这种连续体。防御性分裂在童年早期是正常的，但也可能病理性地固着并持续到严重病人的成年期。
最初未被整合以及后期防御性分裂的早年经历的内容是什么？这些经历会最佳化地被同化进心理构造之中吗？正如柯恩伯格对客体关系理论的定义那样，这些经历是关系的构造，尤其反映了婴儿与其“人类客体”——母亲的互动。这些构造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客体意象、自体意象，以及由互动之时起作用的驱力衍生物决定的情感色彩（1976，p.26）。这三种成分共同组成了柯恩伯格所说的“内化系统”；这些都是构成体验以及最终构成心理结构的“材料”。（不幸的是，柯恩伯格的书所收录的主要论文是在十年期间发表的。他的观点，尤其是关于驱力本质的观点，在章节之间就有变化。这种构想构成了关于驱力与情感色彩之间关系的早期观点。）
内化系统有三种，每一种都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的正常情形。柯恩伯格用先前驱力模型构想中的术语对此进行命名，尽管每一个术语都是完全重新定义的。他将最早、最原始形式的内化称之为“内摄”。内摄代表的是最强烈的、最少调节的情感染色情况下的最小组织化的、最少分化的自体与客体意象的内化。内摄可用作防御，或者在无冲突的自我、原初自主性结构，尤其是感觉与记忆的影响下继续存在。因此，内摄不只是口欲期力比多或攻击冲动的衍生物。内摄也不只是学习问题；柯恩伯格坚持认为内摄导致“‘外在’感觉与代表驱力衍生物的原始情感状态的感觉的联结”（1976，p.29）。内化的下一个水平——“认同”，出现于儿童能够理解重要互动中自己与客体所发挥的作用之时。这个系统的成分由具有特定作用的客体意象、也许具有互补作用的自体意象，以及由已经得到一定调节的驱力衍生物决定的情感色彩组成。最成熟水平的内化，埃里克森（1956）称之为“自我身份”，指的是“在自我合成功能的指导原则下认同与内摄的总体组织”（1976，p.32）。这里说的成分是客体世界的一致性概念，作为发展中的组织的牢固自体感，以及儿童与养育者对这种一致性的共同认可。该水平构成更加原始内化过程的组织与整合。
柯恩伯格的这个构想是建立在雅各布森基本框架之上的。不过，他换过几个术语，改组了划分路线，而且，也许更关键、更全面地展开了他人关系与本能驱力本质之间的互动。
柯恩伯格认为内化的互动的情感色彩构成其效价，尤其是对发展早期的内摄来说。不同内摄的效价之间的相似性最终导致其融合，以及体验的最早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柯恩伯格的框架与沙利文和费尔贝恩的发展范式有着明确的相似性。沙利文的“人格化”与费尔贝恩关于自我与客体的早期分裂均取决于母亲与婴儿之间人际互动的特性。柯恩伯格将内化现象部分地归因于原初自主性自我功能的作用，强调了关系模型构想之间的这种相似性。他与雅各布森的观点是背离的，雅各布森将最早期的“总体认同”（大体上类似于柯恩伯格所说的“内摄”）看作由源于驱力的需要所推动。
驱力在柯恩伯格构想中的作用是什么？对于这一点，在其理论演变中，驱力衍生物为内化的互动提供了情感色彩。这些情感色彩使得内在体验与感觉决定的外部体验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理论保留了与驱力模型的某种联结。柯恩伯格认为驱力发挥的中心动机作用比雅各布森认为的要小，但驱力确实发挥了关键的组织功能。不过，即使根据其修正的功能，对于这一点，从理论上说，驱力还是经典的精神分析元心理学概念上的驱力。因此，柯恩伯格批评费尔贝恩忽略了驱力，尤其是攻击驱力。他自己对攻击的定义可以说与其他经典的驱力理论家并无二致：“‘攻击’一词……被限定为直接的本能驱力的衍生物，通常与早期的原始暴怒反应相关；指的是与力比多相对应的攻击。”（1976，p.30n）而且，对于其接下来对使人容易产生边缘性心理病理因素的考虑，柯恩伯格指的是负性的内摄存在的优势，要么源于严重的早年挫败，要么源于攻击驱力体质上的强烈程度。
随着时间推移，成熟与发展的力量作用于自我，使得自我难以或不可能继续保持分裂的运作。这就导致相反效价的自体和客体意象与“好和坏”的自体和客体表征结合在一起。这反过来导致矛盾情感（梅兰妮·克莱因所说的抑郁心位，尽管出现在生命的后期）与更成熟的诸如关注、内疚和哀悼等指向客体情感的出现。理想的自体与客体表征也随之建立，因此，这种人际互动经验包括四种成分：真实的自体、理想的自体、真实的客体、理想的客体。这就为自我理想的最终建立铺平了道路。
这些过程，表征世界的变迁，促进整合自我的稳固。（与雅各布森一样，柯恩伯格假设心理结构与表征世界存在相互影响。）自我的稳固首先使压抑与围绕压抑的高水平防御运作成为可能，这是正常人与神经症病人的防御方式。压抑的出现又导致“动力性潜意识”的出现，这种潜意识是由不被新近强化的自我所接受的内化单元和被排斥的自体—客体情感构造组成的。
带有矛盾情感效价的内化系统的合成促进了驱力中性化，与哈特曼的看法一致，柯恩伯格将此看作为压抑提供了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因此，分裂与压抑之间的发展关系在两者的元心理学关系中得到了反映：分裂保持相反效价的内摄分开，阻止其中性化，因而剥夺了压抑所需要的持续流动的能量来源。这导致被削弱的自我，转而依靠更原始的分裂防御。这个构想简洁，令人信服，但与柯恩伯格所提出的观点相比，更大程度地远离了哈特曼的观点。柯恩伯格明显是从客体关系的变迁得出了本能的变迁（中性化）。哈特曼经常且明确地抛弃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主张客体关系本身对本能的（结构的）因素的依赖。
结构形成的最终阶段是超我的建立与巩固。在此，柯恩伯格紧跟雅各布森的步伐，假定存在源于客体关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三个水平范式。超我是由多层的沉淀构成，首先是反映儿童投射过程的早期敌对的客体意象的沉淀；其次，是由融合的理想自体与理想客体表征构成的自我理想的沉淀；最后，是真实父母意象整合的沉淀，包括父母的价值观、禁止与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