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学说与经济学说的考虑
对哈特曼来说，如同弗洛伊德以及后来的驱力模型理论家，结构理论的修改比能量原则的修改更容易些。这是根据驱力模型的基本假设得出的结论，即驱力自身作为动机力量的中心性、恒定性原则等，本质上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因此，哈特曼的修改在结构范畴内是最清晰的。尽管哈特曼认为，根据自我各种功能的相似性来界定，自我是一个“确定性的系统”和“结构单元”（1950c），他不断提醒不要认为自我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认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在谈到‘自我’时，显示出对自我的各种功能的有区别的考虑”（1951，p.146）。这些各种各样的功能是按照等级排列的（1939a，1939b），而且能在一起和谐运作，或者在系统内的冲突中关联在一起（1950c），例如，自我的防御性与非防御性功能之间的联系。自由联想的过程就是这种等级排列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自我的一个功能（逻辑思维）为了另一个自我功能（联想过程）的进行而暂停。这可能导致两个功能之间合作或冲突。系统内冲突的其他例子在分析实践中随处可见。
自我是由几个功能单元构成的，每个单元以自己的方式与外界联系，以上这个观点是为扩展系统对心理结构总体功能的影响服务的。为了进行类比，我们假设一个立法机构对外部机构提交的法案只有赞成或反对的功能，如果这个立法机关总是作为一个单元运行，其功能必须限定为说“是”或“不是”。这就是弗洛伊德结构模型中最初描述的自我，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骑在马背上的人”，经常引导本我向着本我想去的方向前进（1923a，p.25）。但是，如果立法机关是由几个功能构成，每个功能具有自己关切之事，而且在情景需要下愿意与其他功能合作或反对其他功能，这个机构就可以要求专门为其利益量身定做的法案；与绝大多数的结盟就变成安抚个别小派系与各种联盟利益的问题。这是哈特曼描绘的系统自我。更多的观点包含在结构中，在塑造任何行为时必须考虑结构内部的斗争与合作。
关于自我作用的观点在《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中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哈特曼在其中引入平衡与组合的概念。平衡，心理系统的各个方面和谐地发挥作用，是精神健康的必备条件之一。在四个领域内是必要的：（1）驱力之间；（2）心理结构之间；（3）自我的合成功能与其他自我功能之间；（4）个体与环境之间。我们在适应概念中已经遇到过第四个领域；对经典的元心理学是一个重要的补充。而对于前三个领域，指的是心理结构内的和谐，哈特曼使用了“组合”的概念（1939a，p.40）。作为平稳心理功能重要方面的前两个领域，是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安娜·弗洛伊德著作中得出的。第三个领域，作为自我以一个系统和谐运作的条件，是哈特曼对理论的另一个补充。而且，随着其工作的进展，保持系统内平衡的条件扩展至包括自我的许多功能，与其他功能相比，不只是合成功能（1951）。心理活动满足自我的内在需要，而不仅是满足与现实和他人外在关系的需要（Freud，1923a；Waelder，1930），这个要求提升了自我决定所有行为的力量。
冒着超出类比范畴的风险，对于政府组织的描绘可以进一步扩展。在我们提出的意象中，立法机关执行的法案是由外部资源提交的，没法被修正。这个驱力/结构模型中的“外部”资源当然就是本我，而“法案”就是本能驱力能量驱动的冲动。这又是一个哈特曼提供决定性理论改变的领域，尽管他的修正比那些已经提过的更加复杂。
就经济学观点而言，哈特曼进入了精神分析动机理论的核心。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也是一个他明确扩展元心理学假设应用的领域：经济学观点不再专门关注能量的数量，也不再关注可获得的能量模式（1953）。在理论中，作为独立能量来源的攻击以及中性化等级（去性欲的和去攻击性的）的能量，被赋予与力比多一样重要的地位。哈特曼在职业生涯后期提出，自我可获得的某些能量在起源上可能是非本能的，因此跟任何的基本驱力无关（1955）。这每一个主题，因其在理论主题中都有其位置，保证了自我在配置心理能量上具有更高的自由度。
随着经济学观点的扩展，许多形式的能量就可以为自我所利用。实际上，这三个心理结构均有其独特能量。早在1948年，哈特曼就提出：“我们假设，一旦出现三个精神系统的分化，每一个系统都分配心理能量……关于所使用能量的形式和状态、起源以及交换，一言以蔽之，就是活动的动力，动力的和能量的方面，适用于人格的所有系统，但是我们发现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不同，不仅在于其组织方面，也在于这种动力方面”（1948，p.80）。哈特曼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对各种形式的能量进行表态，但他确信，自我一旦形成，就会以起源上独立于本我的能量模式运行（1950c）。
自我可获得的独立能量的问题，直接影响自我对抗驱力力量的基本主题。弗洛伊德模型中的自我，可以通过去性欲化直接影响力比多；而对于攻击，自我就没有这种力量。哈特曼关于经济学贡献的主旨，是将所有形式的能量的特质置于自我（部分）控制之下。去本能化等级概念，首次出现在哈特曼著作中，使得自我影响了发展与驱力能量的最终分配。
这样一些考虑导致哈特曼创立了中性化概念，是对弗洛伊德升华理论的扩展与修改。中性化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升华：首先，中性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只是在高强度的驱力要求下才出现的；因此，其功能远不只是简单的防御。其次，中性化包括两种基本能量的来源，力比多与攻击的去本能化，而不是像升华那样只包括力比多。第三，中性化包含驱力能量自身性质的转化，不是简单地朝向被社会接受目标的转向。（弗洛伊德对升华的使用是模棱两可的，而且在这个方面进行了修正。）
除了提高自我地位之外，中性化概念对关于驱力自身本质理论也有影响。驱力天生具有被体验修正的能力。中性化能量与驱力最初能量的不同在于，其对释放的要求不是那么紧迫，其目标的性质不是那么本能化。驱力是通过个体与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并在此基础上拥有组织与方向（Schafer，1968）。在哈特曼理论中，驱力仍然是动机中心决定因素，同时也可以受到现实影响。
中性化能量首次见于哈特曼1949年著作中，他提出“我们倾向于认为，自我和超我具备中性化攻击能量的作用至少与力比多一样重要”（Hartmann，Kris &Loewenstein，1949，p.70）。一年以后他又详尽说明：“攻击与性的能量可以是中性化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中性化过程是通过自我调节（而且也可能是通过自我的自主性的前驱期）实现的。我们设想，与严格意义上的两种驱力本能性能量相比，这些中性化能量彼此之间更加接近。”（1950c，pp.128—129）
在同一篇论文中，哈特曼提出了这种中性化攻击能量的特别使用：为阻挡驱力的防御性反投注提供能量。这与弗洛伊德（1915b）关于反投注能量理论形成鲜明对照，弗洛伊德认为防御性运作源于从威胁性本能冲动撤回的投注。就自我力量与运作的自由而言，这种修正是至关重要的：不再完全依赖即时活动的驱力供能。持续的中性化过程意味着，自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分配一定量的能量来对抗驱力要求。用哈特曼的话说，中性化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为“自我选择达成目标的方法具有高度自由度与可塑性”（1950c，p.132）。在关于精神分裂元心理学论文（1953）中，他强调了中性化能量在这方面使用的重要性，不能将攻击能量中性化（以便建立足够的防御结构）看作是最重要的精神病发病因素。
中性化影响不是只在冲突情境下才能感觉到。自我的许多功能，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去本能化能量的供能。因此，“一旦自我累积建成自己的中性化能量库，在与外部和内在世界相互作用中，就可以形成由这个能量库投注的目标与功能，也就是说不需要总是依赖特别的中性化”（1955，p.229）。这里所用的语言，有意识地与弗洛伊德关于本我是巨大力比多仓库的暗喻（1923a）保持类似，建立了类似的能量系统，直接依赖本能驱力的运作。我们已经讨论过哈特曼“自我利益”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且可以对抗驱力决定的动机。在后期的一篇摘要中，哈特曼阐述道：“自我心理学的发展……拓宽了我们对于动机等级的看法。”（1960，pp.59-60）正是中性化概念，以及自我有能力累积储存去本能化能量的概念，形成了拓宽动机系统理论之路。这种理论视角的修正提高了现实地位，这个结果是从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以及自我使用自己的能量库来看待世界得出的（与本我专横的、无指向的、未调节的能量使用相反）。
在哈特曼对心理能量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比之中性化概念的意涵，他甚至做出了与经典元心理学更加强烈的决裂。中性化能量，不管其多么地去本能化，也不管自我对其的分配权有多大，从遗传上来说还是源于本能驱力的能量。不过，早在1949年，他对这个主张的准确性还不确定。在他对去本能化讨论的注释中，他宣称“这里只是从与本能驱力的关系来讨论心理能量。我们没有讨论其他非本能化心理能量的来源”（Hartmann，Kris & Loewenstein，1949，p.63n）。一年以后，他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还是拒绝表明立场：“对于自我处置的所有能量是否源于本能驱力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准备来回答……也许某些能量源于我之前所描述的自主性的自我。不过，所有这些关于精神能量原始来源的问题最终要回到生理学，就像本能能量那样。”（1950c，p.130）
五年之后，哈特曼对于他提出的问题给出了可能的答案。他认为，不是所有能量都源于驱力，即使从遗传学角度讲也是如此；“部分精神能量，我们很难估计有多大或多小，根本不是驱力能量，而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自我”（1955，p.236）。在同一篇论文的注解中（显示出他对这个题目的处理是多么犹豫），他又说道：“严格意义上说，从一开始就属于自我的能量，当然不能命名为‘去本能化的’或‘中性化的’。可以称之为‘非本能化的’，也许最好称之为‘原始的自我能量’。”（p.240n）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总结哈特曼对经济学观点的修改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系统自我的相对强度，结果就使得现实对精神分析的动机理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对弗洛伊德来说，自我完全依靠从驱力得来的能量进行运作，尤其是力比多驱力；因而，自我功能必须与本能推动力相关联。随着结构模型与第二个双本能理论的出现，诸如自恋、升华以及合并的概念松解了特定行为目标与最初本能目标之间的联系。哈特曼继续沿着这个趋势提出，自我可以凭借不同程度中性化攻击与力比多能量运作，且最终要一直依靠属于自我的非本能能量。通过松解自我与某些形式能量的联结，新的构想提高了自我灵活性与运作自由度：自我就不再像在弗洛伊德模型中那样严重依赖本我（以及超我）的要求。这就强化了自我作为现实的仆从与发言人的地位；随着自我的强大，现实的动机影响相比驱力影响就增强了。
哈特曼在扩展现实影响驱力特征框架的同时，重申了本我与现实的不相干性。然而，这其中的矛盾说法远比真实情况要明显，最好理解为意欲保留驱力/结构模型的一种表达。中性化概念使得他保留了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遗传学内容，同时将现实影响整合进了动力学观点。除了原始的自我能量之外，哈特曼理论中所有动机仍然源于内在本能。同时，对于后来那些意在保留经典模型的作者来说，中性化理论就成了对驱力理论进行较大修正的典范。雅各布森著作提高了“客体世界”对驱力的影响，坚持认为现实体验是最初未分化能量分成力比多与攻击的部分原因（1964）。柯恩伯格进一步延续了这种策略，认为力比多与攻击本身是从组成对他人好与坏体验的基石中建构的（1976）。这些理论家中的每一位，通过保留驱力动机的首要性，保留了与驱力模型的联系，但每一位都提高了现实对驱力起源以及最终特征的影响，向着调和方向持续迈进。哈特曼的中性化概念开启了这种特定调和方法的大门。
自我可获得的中性化能量等级运作是哈特曼关于许多自我功能原发与继发自主性概念的基础（1950c，1955；另见于1939a关于这些构想的预想）。他对这些观点的阐述早于他对其潜在经济学内容的修改，而且要更清晰。他最终认识到，与他提出的自我功能的运作可以不受心理冲突的影响相比，精神分析能量模型的修改对驱力模型基本假设造成的远不止是挑战。
具有原发自主性的结构，是那些从一出生就不受冲突影响而发挥功能的结构；继发自主性功能，是那些源于冲突，但通过功能改变，在发展过程中摆脱冲突而独立运作的功能（1950c）。继发自主性功能依靠中性化能量运作，而具有原发自主性的结构是由“原始的自我能量”供能的（1955）。所有自我功能，包括原发与继发自主性功能，在不同情况下介入冲突情景，从经济学观点看是概念化为去中性化的发展。
哈特曼在1939年首次谈到他后来称之为自主化功能的这个问题。他在《自我心理学与适应问题》中的构想，尽管没有包含后来的经济学考虑，却为他提供了洞察力，使得他引入现实作为驱力互补性动机因素。他在这部专题著作中提出“无冲突的自我领域”，以及其发展的前驱者，自我与本我未分化基质。他认为，自主性自我的发展是“所有现实关系的先决条件之一”（1939a，p.107）。无冲突领域的元素从出生就具有，包括感觉、记忆、能动性和联想。这些“用于掌控外部世界”（p.50）的结构遵循自身的成熟过程。其成熟方式与驱力成熟类似，不受驱力所产生的冲突影响。哈特曼就这样概括了弗洛伊德（1926a）关于预期危险特定自我功能的范式（Rapaport，1958）。
无冲突自我功能最早的根源是自我与本我的未分化基质。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心理结构出生时完全由驱力组成（弗洛伊德在1937年对此作了某些修正），哈特曼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自我功能不是脱离本我逐步形成的；相反，自我与本我是从包含这两个系统元素的共同来源中分化出来的。这种对结构学说观点的修正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发展不是有机体在驱力要求的幻觉性满足不能被体验为快乐才转向现实这样的简单问题（Freud，1911a）。因此，婴儿与现实联系的通道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遵循其自身成熟过程。
从未分化基质中自我元素到无冲突领域的结构有一条特定的发展线。无冲突领域包括“所有在特定时间在精神冲突领域之外发挥效应的功能”（1939a，pp.8-9）。这些功能为哈特曼提供了个体与现实之间的持续联系。尽管这些功能通常以中性化或原始的自我能量运作，是可以介入冲突的，而且也可以成为后来的防御机制的前驱体（1950c，1952，1953；Hartmann，Kris & Loewenstein，1946）。
哈特曼引入新概念来补充与保留驱力模型理论的策略，一点也不比其“潜意识的自动行为”概念清晰。借用躯体的观察，自动行为给动机系统引入一定水平的重复行为，其运作至少相对独立于快乐原则与强迫性重复（Hartmann，1933）。这就是大体上其运作不受驱力影响的行为（早在其理论中，哈特曼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并没有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学观点。这就是那些导致他后来进行理论修改的观察。）
是什么激发了这些行为？从前面已经列出的讨论看，很显然，非驱力来源的动机一定源于个体与现实的关系，从习性到适应。实际上，哈特曼将自动行为描述为“受制于外部世界”，认为自动行为是“适应过程的持续效应”（1939a，p.92）。自动行为在心理经济学中的地位是“保证对现实的掌控”。这种解释认定现实具有直接的动机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解释会让人想起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她认为防御可以被外界以及内在的（来源于驱力）威胁所激发，但因为这种解释对现实的引用方式完全超越了冲突，所表现出的是更加全面地背离早先的观点。
对结构模型的完善，吸引了哈特曼太多的注意力，对弗洛伊德“自恋”概念提出严重的质疑。正如哈特曼所说（1950c），弗洛伊德在使用地形模型时将自恋定义为力比多在某个时段对自我的投注。自我在这个模型中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通常指的是“整个人”，或“自体”。后来模型中更具体的定义，将自我看作是构成心理结构的三个系统中不相关联的一个系统，明显改变了自恋的含义：指的不再是与力比多客体投注相对应的，力比多对自体的投注，而是对某个特定精神结构的投注。这使得这个概念失去了临床意义。
哈特曼相应地对自恋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自恋在结构模型中要理解为力比多对自体的投注，而不是对系统自我的投注。正如他的许多贡献一样，这种重新建构同时修改和保留了现存理论。其对理论的修改是将自体（见于与客体的互动中）概念引入经典框架。这反过来为未来的理论家（Jacobson，1964；Kernberg，1976）建立结构开辟了道路，雅各布森将结构间相互作用称之为“自体与客体世界”这些结构具有核心的动机重要性。不过，哈特曼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保守的，他将自体定义为一种表征，与客体表征类似，是一种经验上的建构。因为自体是经验上的，所以仍然是一个描述性概念。鉴于哈特曼对精神分析的定义，描述性与解释性概念之间的区别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对自体的应用使得他的自体概念处于理论外围。精神分析的解释性（因而也是中心性的）概念依然是驱力与“经典的”结构。
柯恩伯格在指出新理论的保守性内容时，写道：“哈特曼事实上将‘自体’从元心理学移走了。”（1982，p.898）我们赞同这个看法，而且认为哈特曼确实是这样做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这样答复当代关系模型理论家的，当代关系模型理论家将自体概念置于理论模型核心。（这种非传统性的使用，在沙利文、霍尼、弗洛姆和温尼科特著作中最明显，后来得到了冈特瑞普与科胡特更加全面的发展。）哈特曼在另一个领域的策略也是保守的：尽管他将客体自恋性投注从自我改为自体，自恋代表的仍然是力比多对某种东西的投注，而且保留了弗洛伊德最初的能量框架。
相对来说，哈特曼在其已出版著作中几乎不太注意临床实践。但是，他关于分析性解释的过程，以及精神分析治疗性行为的看法，与我们概述的通用理论方法是保持一致的。精神分析的根本目标对哈特曼来说，跟弗洛伊德一样，是“捕获被压抑的内容”（Hartmann & Kris，1945）。但对于将潜意识内容意识化这个目标来说，增加了当代元素，源于对自我组织功能的看重。这包括对适应与组合过程的修正与调节，以及所暗含的所有生物学的重要结果。
在哈特曼看来，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不仅解释驱力及其衍生物（将潜意识内容意识化），而且也要作用于自我的当代适应与合成的组织。现实在治疗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根据哈特曼说法，这是一个发展和延续了弗洛伊德从现实焦虑寻找神经症起源的做法，以及安娜·弗洛伊德对现实冲突重要性的重视（Hartmann，1951）。不过，就像他的发展范式描述的那样，与外部世界最初的关系（适应状态）并不是与他人关系的那个样子，因此，当代精神分析过程（以及分析师）的影响不是个人化的。相反，这种影响是通过其对结构自我适应与组织成分影响来发挥的。哈特曼确实将精神分析描述为“自我欺骗以及对外部世界误判的理论”（1939a，p.64），但是他的意思不是说要根据经验在移情中纠正这种误判。实际上，移情性的重温过去只有在其后服务于内省力的情况下才具有治疗作用（Hartmann & Kris，1945）。自我欺骗与误判可以在分析过程中得到阐明，而且新联结（新水平的组织与合成）会取代其位置。分析作用于并修正自我的判断结构，从而促进适应过程。但是从绝对意义上说，分析设置没有形成客体关系，哈特曼抛弃了诸如斯特拉奇（1934）的观点，斯特拉奇认为，通过与分析师建立新的关系提供一个框架对移情歪曲进行某些经验上的修正。因此，与早先的理论家相比，哈特曼是从广义上看待分析经验，基于对当代自我运作及其修正的考虑，从关系角度看，他已经是止步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