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看待关系模型
如果精神分析观点的历史是由一条连续而逐渐发展的线组成的，那么每一位新的理论家恰好站在前辈的肩上，将先前理论作为进一步不断探索的坚实基础，也许会比较方便。但是，精神分析观点历史中的主要人物之间具有复杂而不连续的关系。精神分析理论不是简单的添加；而是独特的观点与资料结晶的集合体，常常是相互重叠，但中心与组织原则各不相同。我们所认为的“英国学派”作者，根据其赞同的一系列共享的信念，并不能构成一个“学派”，反而像某个流派的画家，是根据一系列共有的问题与敏感性构成类的。
这些理论家，以及美国人际学派理论家所提出的最普遍的本质问题，是精神分析元心理学的转化，从以驱力为基础的理论框架转向以真实和想象的他人关系为基础的理论框架，此为概念与诠释的中心所在。各种版本的关系/结构模型有一系列共同的假设，将其与早期的驱力/结构理论分离开来：精神分析研究的单位不是个体，而是个体与重要他人互动形成的关系母体。人格的构成以及具有心理病理特征的模式是在人际交往的域中形成的。生理需要、身体活动、气质，以及其他生物学因素显著影响了人类的体验与行为，这些因素是在互动的母体背景中发挥作用的，而且被归于建立和保持与他人关系的显著动机主旨之下。精神分析理论从驱力/结构模型向关系/结构模型的转变，每一位主要的英国学派的理论家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这些理论家所作贡献的本质以及所呈现的方式极为不同；他们有着共同起点与终点，但每个人涉猎的中间概念的广阔领域是不同的。
克莱因完全专注于经典的驱力理论，开始了对儿童精神生活的研究。不过，她努力得到的资料充满强大而原始的潜意识幻想，这些幻想包括与他人的爱与恨的关系，既有真实的外在的他人，也有饱含深情与悲情的内在戏剧中的人物。她诠释的焦点从早期对性心理的重视，转向几乎是专门重视攻击，转变为用更加平衡的眼光看待精神生活，其中心是爱与恨、修复与毁灭之间的深度挣扎。尽管她在介绍其著作的整个过程中保留了驱力理论的语言，并将其著作视为经典理论的延伸，克莱因的构想还是用微妙而全面的方式改变了驱力的本质与功能。在她的系统中，驱力与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内置有非常具体的对愿望的真切体验。健康与病理性精神生活是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构成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自体与真实或想象的、外在或内在的他人之间有根据的、个人化的冲突。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成分，即寻求消除紧张的无指向的冲动不复存在。不复存在的还有经典的封闭的能量系统，在这个封闭系统中，心理能量是有限的，通过替代渠道进行分布。在克莱因驱力理论语言下，开始出现新的心理景象。寻求快乐和回避痛苦在这个动机框架内已经退到幕后；充满恨的毁灭与碎片化，充满爱的修复与整合，这两者之间的挣扎占据了舞台中心。
克莱因的著作使得费尔贝恩、温尼科特与冈特瑞普的贡献成为可能。费尔贝恩应用她对内在客体关系的描述，深入地重新考虑了经典动机与结构理论。尽管他也保留了弗洛伊德的某些语言，与克莱因不同，他明确地重新定义了这些术语。费尔贝恩认为力比多不是寻求快乐，而是寻找客体；心理能量不是无指向与无结构的，而是有组织的，是以他人的现实为导向的。在他看来，发展是一个与他人不同形式的联系的逐渐展开的成熟过程，而且发展的失败以及随后依附与忠诚于婴儿式的客体联结，并成为内在残留，就构成了所有的心理病理。
费尔贝恩的系统，尽管常常是高度零散与简略，与沙利文的人际理论一道，代表的是最纯粹的、最始终如一的关于关系/结构模型的构想。费尔贝恩和沙利文看待人格发展和心理病理有着类似的视角：儿童陷入与他人关系之中，并在互动中发现自己。儿童与他人的这种介入是早期发展的首要特征，对他人依附、联结与整合的需要，是人类这个有机体在整个生命中最显著的动机核心。沙利文主要是通过研究行为与互动模式来描绘这个普遍的人际关系视角，而费尔贝恩的重点则是人际关系体验的内在心理残留，即人格的内在碎片与模式。
冈特瑞普引入“退行的自我”的概念，修改了费尔贝恩理论，提出从客体关系向高级动机原则的退却，替代了费尔贝恩对客体依附的重视。不过，冈特瑞普的观点，以及他对人类体验和困难的分析，将其看作是与他人关系变迁的衍生物，仍然是关系/结构模型内的供选理论。
温尼科特避开而不是直接挑战经典理论，越过了驱力/结构模型与关系/结构模型之间的广阔区域。他致力于研究整合的、经验上真我的发展，他认为这是弗洛伊德与克莱因没有探索的一个问题，先于他们关注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关注问题的基础。温尼科特描绘了一系列逐渐展开的对具体母爱供应的需要，这些供应带有强制性质；自体结构和心理病理组织源于这些早年关系需要的命运。他认为，只有在这些更为基本的过程中，驱力变迁与冲突才变得重要。通过这种方法，他引入动机、发展和心理病理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自体与他人关系之上，并在关系/结构模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
在克莱因、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和冈特瑞普著作中，客体关系位居核心，而且被理解为构成人类体验的基本材料。不过，客体本质、客体起源与特点，在这些理论家的构想中是极为不同的。每个人都将客体特定方面看作发展与心理结构至关重要的部分。对克莱因来说，客体往往具有普遍特征。她在许多理论论述中强调先验性客体意象是：种系遗传的一部分，建立在欲望本身的体验之上，从早年感觉得来，或者源于投射中的驱力。尽管频率与强度不同，这些客体内容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好与坏的乳房、好与坏的阴茎、婴儿，以及和睦的父母。克莱因强调儿童生活中真实他人的重要性；不过，这些真实他人的普遍特征也是最重要的，包括作为人类种族表征的解剖特征，面对潜意识幻想攻击所支撑的时间，不可避免的满足与剥夺特征的混合。外在与内在客体世界中的戏剧人物是标准的。
另一方面，在费尔贝恩看来，客体是高度具体化与个人化的。内在客体是由儿童对父母实际体验的特定特征塑造成的。兴奋性客体以父母似乎要提供联结的精确方式做出诱惑；拒绝性客体以父母不能提供联结的精确方式进行攻击与阻碍；理想客体恰恰通过父母的实际快乐与价值观提供联结。在这个关键的方面，费尔贝恩结构理论相当于沙利文对于自体系统形成的解释。儿童人格模式和组织与父母的性格、实际行为、外貌，以及对儿童回应的细微差别等是直接互补的。不过，即使在阐明这些具体特性时，费尔贝恩的分类也是单一而狭窄的。他将儿童的高级需要看作是对情感养育的渴求。“好”客体是父母提供给婴儿式依赖的那些特征；“坏”客体是父母不能完全提供给婴儿式依赖的那些特征。父母人格的其他部分，与依赖问题不相关，逐渐消失在幕后。与之不同，除了早年养育的需要，沙利文还关注许多父母—儿童互动的其他特征，他将他的人际分析从婴儿早期扩展至童年后期与青少年期。冈特瑞普在这一点上缩小了费尔贝恩关注焦点的单一性；母爱的养育被假定为小婴儿的独占性焦点，而且所有接下来的发展与心理病理作用就是对抗最早期母爱联结的失败。
在温尼科特看来，客体本质也是由早期母爱供应组成的，但这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很大变化。儿童有着如下的内置需要：抱持性环境；镜映；全能感的现实化；客体使用的机会；忍受过渡性体验的模糊性；得到安慰的机会。儿童的早期客体是根据儿童自身发展需要提供的模板所预置的。不过，温尼科特跟费尔贝恩一样，也将实际父母的特性放在突出位置。阻碍父母实现其养育功能的具体性格特征对儿童来说至关重要；实际的父母根据自身生活中困难所能起到的安慰作用关乎儿童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部分由于概念化客体起源与本质的不同，一方面，在私密、个人幻想的敏感性方面，克莱因与温尼科特有着显著的差别，另一方面，费尔贝恩与冈特瑞普也有着显著不同。克莱因与温尼科特将独特的内在幻想世界看作是最基本水平的经验现实，而真实他人的外在世界虽然很重要，但却属于次要领域。在克莱因看来，驱力自身产生的潜意识幻想构成体验的基础；原始的潜意识幻想主导早期的发展，关于内在客体世界的潜意识幻想是自体感与现实本质的基础。在她的系统中，内在世界为生命提供最大资源与最深苦难。温尼科特同样强调最隐私体验的深度、美感与首要地位。在向客观外部世界的过渡之前，主观现实是所有创造的基础；人最深层的存在感从与他人的联结移除，永远保持孤立。
相反，费尔贝恩与冈特瑞普将内在客体关系的内在世界看作是次要的、补偿性的。在他们看来，儿童从一开始就趋向与作为真实他人的父母建立联结。内转、内在客体关系的建立（费尔贝恩），以及自我的退行（冈特瑞普），是与父母实际关系中所缺失的东西的替代品。因此，尽管内在客体关系对于理解费尔贝恩与冈特瑞普建立的系统中的心理病理是至关重要的，内在客体关系本质上被看作是受虐与防御的，却不是克莱因和温尼科特所认为的潜在基础与资源。
为了建立关系模型理论，每位作者的中心关注点，就是要对与他人关系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令人信服并有临床意义的解释。不过，抛弃作为理论基石的驱力/结构模型造成了其他问题，这是每一位理论家必须要解决的。经典驱力理论提供了概念化心理能量来源的方法、心理被模式化或结构化的原则，以及儿童体验世界所需的种系的天赋。抛弃驱力理论，关系模型的理论家必须对这些问题提供替代性解决方法，而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极为不同。
在驱力/结构模型中，支撑心理现象的能量是从驱力紧张的转化得来的。消除驱力概念就是消除了能量来源，而新的来源，或者说概念化这个问题的新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克莱因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保留驱力作为能量力量的语言，而将其意义变为关系构造。力比多和攻击分别成为爱恨情感、意象和关系的集合体。驱力仍然为精神现象供能，但驱力是指向不同关系模式的冲动。尽管温尼科特最终没有论及这个问题，他也倾向于应用类似的策略，例如，将攻击重新定义为运动性或一种生机。因此，攻击的能量就成为关系的核心，要么被母亲促进，要么被抑制，转化为毁灭。沙利文和费尔贝恩都对经典心理能量理论提出非常激进的挑战。对他们来说，将心理看作一系列结构，将能量看作是驱动心理的燃料，这种区分本质上就是误解。心理就是能量。在沙利文看来，自体不是准实体，而是活力，是一种能量转化的模式；在费尔贝恩看来，自我结构是有能量的，表现在关系的冲动之中。
在驱力模型中，心理是从驱力的满足与调节的需要中锻造而来的。消除驱力概念就消除了精神现象的模式化基础，每一位关系理论家需要为模式化提供新的基础，对克莱因来说，心理结构是潜意识幻想的衍生物。内在客体世界是从早年关系需要及其组织发展而来的，由占主导地位不断出现的潜意识幻想所设定，是个体对自己以及人际交往世界体验的基础。费尔贝恩、沙利文和温尼科特都认为人格是围绕尽可能与父母保持最好的联结的需要来塑造的。在费尔贝恩看来，客体关系的障碍需要建立补偿性内在客体，这些客体就成为人格不同成分的核心。在沙利文看来，自体变得有组织，首先是为了避免与养育者的焦虑性互动，然后是为了保持最低水平的焦虑。温尼科特将自体的结构化描绘为真与假的维度，认为是儿童对父母双重需要的结果，一方面通过父母介入提供养育，另一方面要避免自体被淹没或被剥削。因此，每位关系理论家不是从调节驱力紧张的需要，而是从核心的关系需要推论出心理结构。
在驱力/结构模型中，婴儿被描述为装备有复杂种系遗传，既有驱力也有固有的自我能力。这些生来具有的、以生理为基础的特征为个体生活设定了优先角色，既影响性格形成，也影响心理病理发展方向。现实世界和实际他人接近（满足或挫败）各种源于驱力需要的程度有多高，其相关性和意义就有多大。驱力概念中，婴儿的身体和心理学天赋在人格发展和心理病理中被赋予了中心的作用，放弃驱力概念，每位关系理论家就必须将自己与这种特定的赋予方式分离开来。实际上，经典驱力理论的支持者经常批判关系模型理论，批评者认为这些关系理论将精神生活看作是外部事件的简单记录，建构了极端而幼稚的环境论。这样看来，关系模型理论通过抛弃驱力概念，忽略了身体在人类发展中的中心作用，以及先天因素的重要性。
身体的感觉是所有体验的基础。婴儿生活受到生理需要控制；身体的意象和贯注遍及后来的大部分心理病理。关系模型与驱力模型理论家看待身体的不同，不在于身体是否重要，而在于如何看待。身体的需要，不是像驱力结构理论家那样，被看作重要心理意向与意义的起源。身体活动和过程被看作为体验提供了一种语言，表达意图与意义的载体，本质上是关系。因此，在克莱因理论中，身体的紧张没有创造消除紧张行为的动机；儿童爱或恨，通过身体的运作来表达这些动机。费尔贝恩将快感区描述为联结客体的“渠道”；沙利文强调“互动区”影响婴儿对养育者不同体验的方式。沙利文重视身体紧张（是婴儿“满足需要”的主要来源）在其理论中的突出地位。这些是吸引婴儿进入跟养育者人际构造的主要力量。不过，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些需要是得到满足还是挫败，而是互动的特性，焦虑或非焦虑的关系本质。同样，温尼科特强调早年体验中身体管理的重要性，不是提供具体形式的满足，而是关心和回应的表达与调节。关系模型理论家倾向于将身体看作婴儿与养育者交流的主要媒介，而不是产生塑造体验与行为的独立心理动机。这并不是否认身体会显露出对食物、氧气等独立的生理需要，阻碍这些需要会产生严重后果。对关系/结构理论家来说，这些独立的生理需要自身没有影响人格与心理病理的重要病因学作用，其主要决定因素是更纯粹的关系因素变迁。假定存在“正常可预期的”身体照顾，婴儿被看作一个有机体，其体验完全通过身体来传递，其表达方式局限于身体活动与过程，然而，其心理学性质是由寻求与他人的联结、依附和介入来决定的。正是这种寻求，包含并赋予人类生活所有其他维度的意义。
抛弃驱力概念，以及将身体看作心理动机载体而不是原因的观点，是表明关系/结构模型中所有固有因素都被消除了吗？更加纯粹和明确的关系理论家，像沙利文和费尔贝恩一样，将人格与心理病理看作从他人输入登记在有机体上的直接且无中介的产物，对体验没有任何意义，是一张心理学的白板？
在学习理论中，最早（例如，斯金纳）认为所有体验都是学习的产物，没有任何固有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已经被“事先准备的”或“被控制的”学习概念所替代，体验被理解为以一系列先验性期待为导向，通过特殊方式“连接”，登记在有机体上（Konner，1982，pp.26-29）。同样，每一位关系理论家明确或含蓄地提出了人际联系的推力、客体联结的“驱力”。对重要他人的体验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环境的影响非常强大、婴儿反应敏锐，而是因为婴儿在“寻找”某种体验，最关注具体的人类联系。
根据沙利文的原则，“满足的需要”以整合趋势运作，费尔贝恩断言“力比多是寻找客体的”，鲍尔比则宣称婴儿有既定程序，婴儿体验复杂的种系天赋就是基于寻求依附这个普遍前提的。不过，遗传被理解为不是由一系列组织松散的以身体为基础的紧张组成，而是由将婴儿带入人类关系之中一系列复杂的、连贯的兴趣、敏感性和期待组成。施皮茨的研究（1965）表明，比之其他的所有视觉刺激，婴儿更喜欢人类的脸。婴儿先天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偏爱与节奏跟养育者的身体属性及其对婴儿的直觉回应存在细致的同步，随后一长串研究发现对这种同步进行了登记分类。对婴儿体验中这些先天因素的发现没有给关系模型理论造成问题；反而支持了其核心假设。
儿童为某些体验作好了准备。遇到这些体验后会发生什么？关系模型理论家认为对他人的体验、与他人的交流是以直接且无中介方式记录的吗？例如，他们假设成人对父母式人物的描述是完全诚实的，是那些父母未歪曲的现实状况的复制品吗？对此的回答也是“不”。沙利文与费尔贝恩均假设婴儿带入其体验中的不仅是期待，而且还有组织那种体验的特别的先验原则。沙利文描绘了记录所有体验的一系列“原型态的”、“情绪失调的”，以及“综合的”模式的发展顺序（类似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在他的理论中，心理病理不是实际事件的简单反映；而是通过不同感觉和认知组织模式，对事件进行加工和重塑的复杂的转换过程。同样，费尔贝恩对内在心理结构形成的描述没有假定从实际体验向内在残留的直接转化。对养育者的体验经历一系列复杂分裂与重组过程。内在客体的内容源于实际体验，但是这些体验已经根据一系列先天设定的组织过程进行了转化。我们探讨了婴儿具有非常标准的先天期待与组织原则。不同婴儿所具有的那些先天特征是什么？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关于小婴儿气质差异的研究表明，从时间上看，体质差异是稳定的，而且对人格发展有着重要影响（Thomas & Chess，1980）。驱力/结构模型是根据驱力能量的不同分布（在后来的自我心理学中，是通过自律的自我功能的不同的体质力量）来解释这些因素。关系/结构模型有先天气质差异的存在空间吗？对这些差异的观察与关系模型的假设是不一致的（虽然这些假设经常被关系模型理论家所忽视）。关系模型强调了养育者满足婴儿人际需要，提供养育、联结，“便利环境”的成与败。造成这些努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早期婴儿研究者倾向于将这些不协调描述为特定母亲与特定婴儿之间缺乏“般配”（Stern，1977）。每个婴儿会让养育者面对其特定节奏的联系、特定水平的活动，以及独特的情感与行为表现。每一位养育者也会将自己回应的风格与强度、注意持续时间、喜好程度等带到与婴儿的接触中。对婴儿/养育者互动的详尽描述，最完整关系模型的报告，都会考虑这些因素，将儿童的关系残留看作气质与经验影响的复杂混合，不断地彼此渗透。可以将这些互动中的不一致理解为代表着共同参与者之间缺乏般配。
因此，考虑先天的体质因素并没有超出关系/结构模型的解释范畴，不是与其基本假设不一致。不过，这些因素是关系/结构模型理论中最不发达的领域。与鲍尔比极力建构其依附理论的生物学原理基础不同，关系模型理论家好像只对人际需要的内在特征、期待与节奏进行了模糊而概括的描述。有关对体验进行编码与保留的内在组织原理的描述也是不完整的。相对来说，被忽略的最大领域是对婴儿气质差异的讨论。在沙利文与费尔贝恩的描述中，就好像重要的可变因素就是养育者焦虑或不焦虑、有情感支持或没有情感支持。他们没有强调养育者回应或缺乏回应的程度对特定婴儿的养育方式与节奏才是关键。例如，沙利文将养育者对婴儿各种行为的焦虑回应追溯至养育者自身的生存困难。他没有考虑，不同的婴儿或多或少会表现出特定的行为，由此可能触发养育者的焦虑。尽管关系/结构理论家没有受到其模型假设的逼迫，他们还是倾向于削弱体质因素，并将养育者的性格和情感表现看作人格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
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两位最纯粹的关系模型理论家沙利文与费尔贝恩的理论是明确的心理病理理论，而不是人格发展的一般理论。除了避免焦虑的需要，沙利文没有对自体组织进行描述；除了补偿性内在客体的建立，费尔贝恩没有对自体的结构化进行描述。两人均将心理病理怪罪于父母的失败。这并不意味着儿童的先天特征对人类发展的一般理论是不重要的，只是说不是造成心理病理本身的关键决定因素。其次，精神分析观点的历史，就像最有智力的学科一样，倾向于广泛而辩证的摆动。弗洛伊德早期诱惑理论认为性骚扰儿童的养育者对神经症负全部责任。他认识到对其父母诱惑“记忆”的虚构本质导致了驱力/结构模型的发展，在其中，心理病理是从儿童心理内在最深处显露出来的。克莱因关于先验性客体意象与关系的构想代表了在这个方向上的最大幅度是摆动。关系模型理论家的贡献，既包括人际学派也包括英国学派，形成对弗洛伊德与克莱因思想中这个特征的反应。尽管关系/结构模型原则本身没有要求，他们还是倾向于将婴儿描述为非常一致且无辜的，再次将心理病理的挫折归罪于父母。我们期望，随着早期婴儿研究对关系模型理论影响的增长，以及其对气质与经验变量的互动本质的重视，这种观点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