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深层分歧

模型：深层分歧

精神分析模型之间的分裂为何如此严重，如此旷日持久？今天的驱力模型拥护者，在塑造调和策略时，与弗洛伊德一样忠诚于驱力模型。关系模型拥护者，在塑造最初的激进替代的综合策略时，与沙利文一样忠诚于关系模型。这种分裂为何如此牢固？

你也许会主张理论分歧只是政治风格的作用，是保守者与激进者之间的差异，前者相信制度与传统代表的是多年以来的智慧，应该只在绝对必要和具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才能修补，后者则认为制度与传统对自由思想具有抑制性影响。埃德蒙·伯克，最为雄辩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是这样描述英国体制的：“我们的体制建立在微妙的平衡之上，平衡的两端均有峭壁与深渊。在出现危险的倾斜向一端移动时，可能会有颠覆这一端的危险。政府的每一个重大变革项目，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复杂，是困难重重的；考虑周全的人不会轻易决定，谨慎的人不会轻易行动，诚实的人则不会轻易承诺。”（1770，p.416）

用“元心理学”替代“体制”，伯克的警告可以作为驱力模型拥护者的座右铭，他们非常担心会有失去弗洛伊德伟大贡献的主旨，以及打破构成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微妙与复杂平衡的危险。卡尔·马克思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所有死去的几代人的传统像噩梦一般压在活着的人头上。”（1852，p.15）他的极度痛苦可以作为关系模型拥护者的座右铭，他们感觉经典理论是一种死去的负担，阻碍人们发展富于想象力且建设性方法去解决临床实践与理论建构问题。当然，这种政治风格的不同对精神分析团体对模型的忠诚有些影响。

你也许会进一步辩称，对精神分析理论家的精神分析的解释置之不理，就其对模型的忠诚以及政治风格而论，是由精神动力所决定的。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所有后来的精神分析师必定与他有关系，而这个关系是由其俄狄浦斯期的动力决定的。这样的争论可以（而且一直）用于两个方面，如何选择取决于他的立场。那些反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实现了对父亲的谋杀愿望；那些捍卫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则实现了对父亲的理想化的服从。这样的解释，就像对政治做派的分析一样，与整个精神分析史上模型的持久性有某种明确的关联。不过，其解释的力量是有限的，因为一个人对突出的精神动力问题（神经症性的违抗或神经症性的服从）判断是其自身立场或价值的直接结果。

对弗洛伊德的移情不是影响精神分析信奉的唯一移情。精神分析不是一个简单的智力或学术的学科。要学习理论并进入从业者团体，你要接受持有特定政治信仰的培训分析师、实践模型与策略的拥护者所进行的培训性分析。每位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对自己的最终理解至少部分受到培训分析师世界观的影响。培训分析师关于人类基本挣扎的假设易于成为接受分析的人理解自身体验、历史与动机的基础，由此也成为初出茅庐的分析师对待其病人的方法。刚入门的精神分析师将理论建构问题与技术问题转变为与其自己的分析师的世界观的深度认同，而且在这种认同中有着个人利害关系。精神分析中理论信奉的坚持以及路线影响的持久性，有一部分是这些中介性认同的作用结果。然而，精神分析师确实会改变其观点：这种解释似乎也不足以完全解释模型的连续性。

人类的处境包含一个基本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人以个体化的形式存在。每个人出生，度过岁月，然后死去。每个个体有其特异性的生活体验，由其体质条件、潜能与命运的机缘巧合交织而成。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之中，追求个人快乐与私密幻想，建构自己的生命线，在生命终结之时，随之消失。另一方面，人们必然且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没有父母的养育，婴儿不能独活。儿童发展的绝大部分过程是由与他人互动的内化构成的。尽管可能存在野蛮的儿童，短期内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其作为完整人类的身份是有疑问的；野蛮的男人或女人是不存在的。极度隐居的遁世者用从他人那儿学来的语言进行思考，在受到早年社会关系影响的范畴内体验世界。人类社会与文化超越了个体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创造了个体生活，赋予其实质与意义。

人本质上是个体化的动物；人本质上又是社会化的动物。西方社会与政治哲学史就是以这两种关于人类体验本质之间的冲突为中心的。一个思想学派，可以在英国18世纪哲学（形成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中找到其完整的表达，将人类的满足与目标本质上是私人化与个体化的观点作为其假设。霍布斯与洛克认为，人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而这些原子论的、不和谐的追求可能会彼此干扰。正如霍布斯所言：“我将人类的普遍倾向表述为永久的、无休止的对争权夺利的渴望，只有在死后才会停止。”（1651，p.64）每个人都建立自己的世界，追求自己的快乐，寻找自己的满足。由寻找个人满足的“自然”人创造的“自然状态”是巨大混乱之一，是战争的状态。每个人都试图扩展其获得物，最大化其快乐，而且，在这种自我扩展中，践踏了旁人的私有财产的边界。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的需要与满足都被置于危险之中。国家的功能是保障私人财产与个人满足不受侵犯。这就要求每个公民失去某种自由；在签署社会契约时，他减少自己的选择权，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虽然如此，这种牺牲对保存其生命、快乐与财产是不可或缺的，所有这一切在自然战争状态中都处于永久危险之中。洛克说：“为了避免这种战争状态……是人类投身于社会，并摆脱这种自然状态的一个最大的原因。”（1690，p.323；斜体是原文所标注的）

在《自由的两个概念》这篇经典文章中，以赛亚·伯林描述了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原则的“消极的自由”的概念。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个体的成就感。国家的基本功能，不管是仿照霍布斯方式的绝对君主制度，还是仿照洛克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保留个人成就的可能性。因此，国家不会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社会也不能增加任何个体成就所必需的东西。国家阻止消极的东西，以及对个体满足的干扰，这样做就可以保证人类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不‘降低或否认我们的本质’，我们必须保留一块个人自由的最小的领域。”（Berlin，1958，p.11）你概念化社会与国家功能的方式取决于你关于人性的观点，在消极自由的传统内，每个人被看作在寻找个人的满足，这些满足与旁人的满足丝毫不相容或整合。这种观点建立在更加适用于英国保守党的假设基础上，一种“政府必须拯救人性”的理论（Bredvold，1962，p.145）。

第二个政治哲学学派，其根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通过卢梭、黑格尔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哲学家的努力而发展起来，并在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中达到极点，持有的假设是人类的满足与目标只有在社会中才可以实现。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不能说他可以脱离他人而有意义地存在。人性只有在他人的关系、互动以及参与中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这个观点中的自然状态与英国哲学家持有的看法极为不同。个体目标没有被看作相互抵触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状态。认为人性包含自然的亲和感与相互的关心。社会参与开启了新的、高级形式的存在，在其中，“人们可以相互完善并相互启迪”（Rousseau，1755，p.119）。通过社会契约，个体超越其个人的、隔离的存在，变成更加宽广、有意义存在的一部分，“一个更大的总体，在某种意义上，他从中吸取生命与存在”（Rousseau，1762，p.58）。只有在同伴的认可与参与下，人才能变成完整的人。伯林将支撑这种欧洲大陆政治哲学传统的原则描述为“积极自由”的概念。人类生活的意义只有通过社会成就才有可能实现。个体自身不能创造完整的人类生活。国家为公民提供单独个体无法提供的必不可少的“积极”功能。伯林认为政治哲学的传统建立在对“构成自体、个人、人”的不同观点之上（p.19）。对于积极自由的理论家来说，人类个体自身是不完整的。根据黑格尔观点，国家赋予个体“自我感”（1952，p.37）。人脱离国家就不成其为人，就会成为其全部潜能受到干扰的、成长受阻碍的产物。马克思在大约早于沙利文建立人际精神分析的一个世纪前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每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整体。”（1845，p.244）

驱力/结构模型与关系/结构模型体现了精神分析观点最近发展的知识领域中这两种主要的西方哲学传统。心理驱力模型，像消极自由的国家模型一样，采用的基本假设是，个体心理，即心理结构，是精神功能研究最有意义、最有用的单元。这种个体单元，在弗洛伊德看来，如同霍布斯的看法一样，是受到追求个人快乐与力量、个人满足的愿望支配的。在其晚年（1930）的悲观主义中，弗洛伊德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霍布斯主义者。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未开化的状态中，避免同样谋求私利的同伴所带来的持续威胁与危险。社会组织是生存所必须的必要条件，而其代价则是巨大的本能克制。人不能生活在社会之外，但社会在本质上是与人性相抵触的，并妨碍其最大且最全面满足的可能。社会化的人是安全而顺从的，并在社会允许和保护的有限范围内得到满足。在心理驱力/结构模型和国家的消极自由模型中，人类为了个人愿望的满足在个体化水平上实现其成就。

心理关系/结构模型，就像国家的积极自由模型一样，将人类的存在不能在个体水平上得到有意义理解的原则作为其基本假设，也就是如沙利文所言，不能对人进行“孤立地描述”（1950，p.220）。在沙利文和费尔贝恩看来，如同卢梭和马克思的看法，人类的本质是使个体与他人联系，而且只有在这些关系中，人才能变成我们认为的人的样子。单独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不存在社会范围之外的人性。在心理关系/结构模型和国家的积极自由模型中，人的成就是在建立和保持与他人关系中实现的。

将我们这本书中所追溯的精神分析模型的分歧，置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人性理论分歧的大背景下，既阐明了精神分析中模型的持久性，也阐明了试图综合模型所遇到的困难。驱力模型和关系模型的坚持与坚韧，就在于事实上两者均利用了这两种最基本的、最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类体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统治了我们的文明，并进入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之中。我们的讨论始于这样的观察，即人类生活反映出一种自相矛盾，我们不可避免地是个体的生物；我们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的生物。精神分析理论家，就像政治哲学家一样，在这个自相矛盾的这个或那个方面之上建立模型。为何不在两个方面之上？科胡特和桑德勒以不同方式在发展混合模型理论过程中就做了这种尝试，而且我们也探索了他们遇到的困难。模型混合是不稳固的，因为建立两种模型的潜在假设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精神分析模型，就像政治哲学一样，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之上，即“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构成满足的人类生活的东西的指引”（Berlin，1958，p.55）。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建立在不同的认识之上，而且每一个都有其完整的描述。伯林指出混合模型在政治哲学上的无效性：“这不是关于单一概念的两种不同解释，而是看待生活目的的两种深度分歧与不相容的态度。也要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实践中，经常有必要达成两者之间的妥协。因为每一个都提出绝对的要求。两者的这些要求均不能得到完全满足……每一个所寻求的满足是最根本的价值，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道德上的，有同等的权利归入人类的最大利益。”（1952，pp.51—53；斜体是我们标注的）精神分析模型建立在关于人类状态的同样不相容的主张之上。

质疑任何一个模型是“正确”或“错误的”，既没有用，也不恰当。每一个模型都是复杂的、优美的、有弹性的，足以解释所有现象。驱力模型将个体的快乐寻求与驱力释放确立为人类存在的基础；其余的人类行为与体验，包括社会性需要与行为，源于驱力的运行与变迁。关系模型将关系结构确立为人类存在的基础；所有其他的人类行为与体验，包括强迫与冲动的性欲和攻击，都是关系的衍生物。每一个模型都建立了不同的自然秩序；每一个模型都可以解释一切。每一个模型都将另一个模型并入其中。根据库恩的说法，模型是“不能比较的”；它们建立在本质上不同的先验假设之上。其拥护者之间的任何对话，尽管有助于强行促成对两种模型更加全面的表达，最终都不能有意义地解决问题。

关系模型支持者认为，尽管弗洛伊德对意识表面下的强烈冲突的描绘，开启了深入并深刻理解人类体验之门，他关于这些冲突的潜在内容的看法是错误的。在关系理论家看来，所有人努力建立并保持与他人的关系，从最早与其父母建立联系的努力，到当前在成人生活中加强安全与有意义的亲密关系的努力。临床工作中充满他人，这些分析师认为：不能用的、必须与兄弟姐妹共享的父母，永远不能提供儿童渴望得到的注意。儿童对父母爱恨交加，父母反过来对儿童也是爱恨交加。儿童害怕疏远父母，父母自身似乎却为生活的拼搏所累。他想去帮助、拯救父母；他幻想拥有比现实中认识的更棒的父母。对其他成人的体验碎片、在与他人关系中关于自己的意象、理想他人的幻想、关于自己的夸大幻想，以及源于真实与想象体验的内在心声，所有这些就变成了自体的精华所在。矛盾的要求引起极其痛苦的分离的忠诚，无法解决的不相容的忠诚。对这个派别的理论家来说，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时刻，他人的无处不在，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需要一个关系模型理论，而且永远不可能被认为客体关系是原始本能驱力的一个功能的理论充分包括在内。人们需要与他人联系，不是为了快乐与减少紧张，而就只是为了联系。经常不是通过快乐而是在痛苦中寻求联系。建立关系本身才是关键，不是寻求快乐。对那些在关系/结构模型范畴内进行思考的临床医生与理论家来说，说快乐寻求是所有与他人关系的根本就是歪曲资料，这实在是太还原论的做法。

对驱力模型理论家来说，恰恰就是驱力概念解释了我们每个人对他人的强烈依附。儿童为什么与父母有如此强烈的联系？为什么共享父母如此之难？为什么要求如此强烈，憎恨如此严重？驱力代表了基本的人类激情；产生我们所拥有的最深沉、最强烈的感觉。正是我们从家庭成员中获得的本能满足，使我们卷入对这些满足的终生挣扎之中。就是放弃这些得到满足的早期渠道，使得我们后来建立的关系问题多多。任何理论都必须假定某种基本的动机力量，不管是弗洛伊德说的性与攻击的激情，沙利文说的焦虑回避，还是鲍尔比所说的依附。这样的满足，从另一个角度看，必然是还原论的。重要的是基本力量应该接近我们人的本性，并有足够的弹性解释一系列的现象。在驱力模型理论家看来，没有哪个力量能像驱力一样达到这种理论目标。他们不仅吸取生物学的遗产，而且解释了与个人无关的性与攻击冲动的临床优势，这些冲动似乎指向无关紧要的客体。

纯粹的快乐寻求与纯粹的暴怒包含在关系模型之中，不是作为需要调节并继发性地获得客体的基本力量，而是对客体相关失败的反应。当可以寻找与他人的联系和丰富的情感交流时，性快乐就成为许多交流形式之一。当客体寻找严重受阻时，就会导致冲动与攻击。儿童（和后来的成人）试图通过变态且强迫的性欲、权力与控制与他人建立关系。性只是孤注一掷地与另一个人建立关系的载体；更基本的人际需要就被性欲化了。在对曾经拥有的与某个人的亲密情感的愤世嫉俗的绝望之中，只要有某种联系、某种认可，与某个人有短暂的快乐（或甚至是痛苦）就够了。而且，在关系模型拥护者看来，驱力理论的享乐主义视角是与人类行为的真相矛盾的。人在找到快乐方面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不断制造令自己不快乐的情形。仅仅不惜任何代价与人联系的基本需要，就可以解释不快乐为何在这么多人的生活中永久存在。

对驱力模型理论家来说，从本能冲突以及随后的焦虑与内疚来看，可以对痛苦体验的重复有着更有意义的理解。儿童如此强烈地渴望得到驱力的最早客体，同时害怕因渴望被禁止的满足而遭到报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追求任何快乐都会带来令人瘫痪的古老焦虑。这些婴儿式的恐惧与婴儿式的危险情景的永久存在，造成了病人所抱怨的重复性神经症的痛苦。事实上，在客观、良性氛围下长大的儿童，甚至也会害怕报复，表明这些恐惧是建立在被投射的攻击之上的。问题在儿童的内心，在其与强有力的、冲突性的本能需要的搏斗之中，不只是，甚至主要是在环境剥夺与失败之中。驱力理论特别适合解释儿童扭曲其人际世界的普遍方式。因为客体是由驱力衍生的愿望所创造的，客体反映的是渴望的情形，远非实际存在的情形。

关系模型通过指出寻求联结的固有困难来解释儿童对其客体的扭曲。人类的处境可以是令人恐惧的、势不可挡的，尤其对小孩子来说。父母关注方面所提供的终究是不够的。丧失的部分是通过幻想、分裂与扭曲来弥补的。重要的不仅仅是他人对儿童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还有儿童希望他人成为什么样子。早年认知充满扭曲。皮亚杰与其他认知理论家已经阐明，交感有效的感知与思维能力的发展是长期而复杂的。尽管认知发展不受情感因素和心理动力性挣扎的影响，早年原始形式的认知是不可避免的、普遍存在的。儿童对自己和父母的感知是碎片样的、即时即刻的、不同凡响的。早年的感知与认知，缺乏时间、空间以及客体恒常性感觉，加深了早年客体关系中挣扎的痛苦程度。对关系模型理论家来说，你不需要依靠驱力解释人际现实的扭曲。

驱力模型和关系模型是对人类体验的完整而全面的解释。这两种模型赖以建立的假设构成两种不相容的关于生活与人类体验本质的观点。尽管这些假设不受制于经验的证明，但可以通过许多标准进行评估。库恩建立了五个检验理论的标准：精确、一致、范围、简单与有作用。不过，不可能达成关于两个基本模型哪一个整体上更优越的一致看法。正如库恩指出的那样，诸如范围、简单与有作用的评估标准不能由任何的科学普遍决定，也不能由纯粹的客观性来决定。你对理论成立基础的评价至少部分取决于你的主观判断，以及评估者自身的价值观与预设。

除了库恩的标准，也许比这更重要的是，对精神分析理论的评估是一件个人选择的事情。理论听上去是否令人信服，还是在于其潜在的人类生活观。这个理论让你信服吗？理论似乎解释了你最深层的需要、渴望与恐惧吗？在你的临床工作中，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关于病人，而且与你自己对病人体验相一致的解释了吗？许多主观因素导致个人化的反应：你自己的生活史与培训，与你一起工作的病人的种类，你的培训分析师与督导师的生活史与培训，等等。因为理论忠诚中潜在的价值观取决于复杂的主观因素，并不意味着理论是随意的。不过，精神分析中理论选择所潜在的主观因素的复杂性确实使得不同模型拥护者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库恩认为所有学科都是如此：“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的交流难免是不完全的……每一方所认定的事实部分取决于他所拥护的理论，而且……个体的理论忠诚的转变通常最好描述为信仰转变，而不是选择。”（1977，p.338）

像精神分析这么复杂的学科，要预测其未来的方向是很困难的。也许，驱力/结构模型将被证明是令人信服的，并有足够的适应性，将客体关系研究得到的所有资料与概念合并进其范畴内。在这种情况下，关系/结构模型将会消亡，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刺激并促进早期理论的扩展。另一方面，关系模型将被证明越来越令人信服，越来越具有扩展性与兼容性，为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包容的、更加吸引人的框架。如果是这样，驱力模型将逐渐失去其拥护者，变成一件重要的、高雅的，但不再有功能的古董。

我们怀疑这两种情形均不会出现。人类作为高度个体化与社会化生物的双重本质的自相矛盾，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明并且根深蒂固，不能简单地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得到解决。更有可能的情况似乎是，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会并存下去，经历持续的修正与转化，这两种关于人类体验观点之间丰富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创造性的对话。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会有助于形成更加有意义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