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与哈特曼
在过去的25年中，共生概念在精神分析思想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今天很难认识到驱力/结构模型对此的准备是多么的贫乏。共生具有最早的前语言婴儿期（紧接着最初的自闭期）的特征，是驱力模型理论家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愿探索的发展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其在力比多客体关系理论中的地位难以被经典的元心理学所包含。共生是一种客体关系，就在于在共生期，力比多投注指向的是包括客体（母亲）和自体的“双元体”。同时，共生不能成为一种客体关系，因为自体与客体之间没有，或者只是存在很少的分化。驱力模型，尤其是马勒提出共生概念的假设时，是不可能允许客体关系中存在这样的中间地带的。对弗洛伊德（1914a）来说，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的对立是绝对的：那些投注于客体的力比多是不能为自我所利用的，反之亦然。因此，从力比多理论处理客体关系的方法来看，你是无法支持所谓的共生期这类东西的，然而，正常发展中的共生期假设是马勒贡献中的重要部分。共生理论如何与之前存在的理论联系在一起？哈特曼的概念为马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纽带。
哈特曼引入驱力模型几个新概念的目的，是为给人类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提供更为直接的联系。这其中首要的是适应概念以及适应过程需要调适的正常可预期环境的概念。我们注意到，哈特曼生物学层面上的概念化产生了一个理论，适应和环境在其中是图式概念，是有机体组合进生态系统的观点。然而，尽管哈特曼保持了理论上的谨慎，很显然，他所引领的驱力模型前进的方向，明显将与他人的关系赋予了更加中心的解释角色，从而就危及了驱力概念之前所持有的解释垄断权。哈特曼专著出版20多年后，格洛弗（1961）在一篇尖刻的综述中提醒“从元心理学角度说，适应就是客体关系史”（p.98n）。对格洛弗来说，这就使得理论进一步成为建立在客体关系而不是驱力基础之上的幽灵，从而抛弃了精神分析性的深度心理学。他正确地觉察到，适应观念以及并存的正常可预期环境的概念可以为精神分析理论开启关注客体关系之路。他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刻意避开了这条道路，而马勒紧随其后。马勒愿意探索的深度，不是明确将“环境”与父母式人物同等看待，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就透露出来了，她描述了一个有着各种让父母困扰的身心与心理症状的小孩子。马勒是这样描述父母反应的：“环境，尤其是过分焦虑的环境，使他们咨询了一个又一个的医生。”（1946，p.48）
尽管早期有着这种谨慎，马勒作为一个理论家，实际上将哈特曼的理论框架推向了令格洛弗感到担忧的方向：她提供了“正常可预期的环境”的具体化与人格化。马勒在早期的论文中指出，婴儿最早期运动技能的一个功能就是与母亲建立联结（Mahler，Luke & Daltroff，1945）。一年以后，她再次谈到同一个观点，陈述道：“本能紧张的增长超出某个限制时，婴儿就会感觉到强烈的痛苦，导致他突然大哭起来，并出现一阵阵的情感运动，尽管起不到什么释放的作用，确实能招来帮助。”（1946，p.44；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10年后，在提出正常共生期假设后，马勒说得就有点更加具体了，指出情感运动性反应是用来吸引母亲的，母亲可以作为外在的自我得到利用（1958）。自闭性精神病，现象学的特征是不能建立共生关系，被理解为由“内在的社会生物学适应的缺陷”所致（Mahler，Furer & Settlage，1959，p.816）。在其最终关于分离—个体化过程作为正常发展阶段的理论中，马勒主张“正常可预期的环境”从一出生就完全是由婴儿与母亲的互动组成的（Mahler，1966，1968；Mahler & McDevitt，1968；另见McDevitt &Settlage，1971）。因此，哈特曼所说的环境被有意模糊地定义为“现实”，而马勒所说的“正常可预期的环境”，随着其理论的演化，逐渐变成了“一般投入的母亲”（1968）。
所以，马勒重新定义了环境，以期与母亲这个特定的人保持一致。同时，她详细叙述了儿童的适应能力：这些适应能力被理解为其具有的能力，通过情感运动性释放，将母亲召唤到身边，并利用她减少紧张。儿童的照顾需要、母亲的能力与提供照顾的意愿，以及儿童召唤提供照顾的母亲之间存在一种匹配。（出于对特有的简洁与对操行概念的偏爱，沙利文［1953］将此描述为儿童诱发柔情的能力。）马勒对需要与反应的这种特征性模式的描绘，与哈特曼最初广义的概括性观点相比，构成了关于适应环境更加具体且强调关系的观点。
但共生是在何处进入这种描绘的？马勒是从哈特曼（1939a）引用弗洛伊德（1923a）观点开始的，即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从一出生就遭受两种互补的缺陷：人通常在躯体上是不成熟的，在进化过程中，其自我保存本能极大地衰退。哈特曼认为，正是这些原因，自我才演化为一个特殊的适应器官，尽管他更喜欢模糊地论述适应的机制。对马勒来说，人类的困难已经在“物种特殊的社会共生”的进化中得到了解决（1958a；Mahler，Furer & Settlage，1959），其提供的是儿童生存的需要。新生儿的初级自我总体上是无力对抗这个世界的，但特别适应于应对马勒所重新定义的环境：可以诱发母亲的帮助，母亲作为辅助性的自我，弥补了婴儿的能力（1967）。就像她所说的那样：“适应可以看作始于婴儿对共生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等同于他成功……找到了‘过得去的养育’。”（1966，p.153）形成共生关系的能力，是对哈特曼的婴儿最初适应正常可期待环境概念的说明，是一种由人类生物学特征决定的能力，在马勒叙述中是明确的，她认为：“即使非常小的孩子也不得不尽力利用其固有的装备来诱发‘过得去的养育’，就是温尼科特（1960）所说的母亲的养育。”（1965，p.164）
因此，马勒详述了哈特曼概述的“适应能力”，并阐明了适应过程的第一步。适应能力是与母亲建立特定模式客体关系的能力；客体关系、共生，是适应的第一个阶段。建立共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参与（虽然，正如我们将要论证的那样，这并不是那么明确）。婴儿召唤帮助的内在能力只有在正常可预期的环境，即在具有适度的回应能力“一般投入的母亲”那里才会成功。尽管共生是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理论上等同于俄狄浦斯情结，客体的合作是必要的。共生性客体不能像俄狄浦斯期客体那样由儿童来创造。因为共生理论表明，生存有赖于人际域中的事件，天生就是一个二元体。现实中与客体关系和客体行为是共生的基本要素，接下来分离—个体化过程的步骤也是如此。
尽管不是那么明确，这个观点进一步暗含了对客体的新定义。因为其概念暗指的特定能力，马勒的“共生性客体”必然是人。这个条件被弗洛伊德理论有意排除在外了，哈特曼广义概略性的关于现实与环境的构想延续了弗洛伊德的方法。为了扩展哈特曼适应的观点，马勒强调了婴儿对特定人类关系的需要。不过，与沙利文和费尔贝恩不同，这种需要源于生存的要求；并没有反映出需要被社会接纳的基本渴望。
马勒所说的“一般投入的母亲”，非常接近于温尼科特所说的“过得去的母亲”。然而，尽管马勒经常赞同地提及温尼科特的观点，温尼科特将共生理论描述为“过于生物学化”。他对马勒构想的反对显示了他们在概念血统上的差异，尤其是马勒对元心理学适应观点的依赖，以及温尼科特丝毫不依赖于此。马勒紧跟哈特曼步伐，是围绕婴儿适应能力组织其理论的，远远超过了温尼科特。因此，她写道：“分离—个体化项目的初步研究业已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正常婴儿在母婴互动中承担适应任务所展示的主动性如此之大！当然，一般投入的母亲愿意满足其婴儿的生物学的主要需要”（1965，pp.163-164）。这个声明与温尼科特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温尼科特认为过得去的母亲需有能力积极检测并回应婴儿尚未成熟的自体需要。实际上，马勒关于婴儿适应母亲意识或潜意识要求的观点，准确地反映出发展方向导致温尼科特所说的“基于顺从的假我”。
两年后，马勒确实提供了看上去更加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的构想。她提出，“共生阶段的相互暗示创造出难以忘却的铭刻性构造，也就是那种复杂的模式，成为‘婴儿变成其特定的母亲的孩子’的主旋律”（1967，p.750；斜体为原著标注）。不过，很显然，即使这种建构出自生物/适应的框架，而不是温尼科特的人的/人际的框架，马勒还是保留了哈特曼的遗产，强调“适应的”运作。对温尼科特来说，儿童生来具有自体，形成与母亲提供的个人化养育互动。马勒认为，环境/母亲提供生物学的营养，但也给婴儿强加了必须适应的条件。温尼科特所说的“做人”是先天固有的，受到“促进性环境”的鼓励；马勒所说的“做人”是通过其他因素，以及对环境的适应获得的。尽管马勒的环境被母亲拟人化了，她的理论仍然将母亲—儿童关系看作一种有机体与生态学系统之间的互动，更类似于哈特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