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与局限
科胡特强调了丰富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理论建构的几个问题与观点。他对自体主观体验的统一性、连续性和整合性的关键重要性的重视是原创性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与其他关系模型作者相比，科胡特一直强调的（根据他从经典自我心理学所得到的理论遗产）不是关系本身，而是关系影响自体体验的方式。他的分析聚焦于未调节的古老的夸大与理想化对自体组织与统一造成的威胁。他将这些被压抑的婴儿式体验的残留物描述为同时伴有暗中破坏心理平衡的强烈兴奋；其再次出现带有重复最初自体客体失败创伤的威胁。他将包含自体障碍的大多数心理病理，看作是自体通过各种分裂与置换的运作，试图控制这种兴奋，同时避免自体衰竭与崩溃。他展示了分析师允许夸大和理想化在移情中出现并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常常源于有关分析师自身分裂的夸大与被理想化的愿望的反移情焦虑，从而增加了我们对分析情景的理解。因为自体是围绕这些自恋内核结构发展的，科胡特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在与这些问题斗争。
科胡特将“主观自体”置于精神动力理论建构的中心，虽然不是理论本身的进步，但也起到了与其他作者保持平衡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受到克莱因传统影响的作者，他们使用充斥着具体化的结构概念与方法的精神动力的语言。科胡特强调“沉浸”在病人主观体验中的重要性，而且要尽可能使用“接近体验”的理论概念。他强调，重要的是从病人的参照系进行倾听。他对以现象学为基础的描述模式的使用给他的写作风格增添了一种简单与深刻（自1977年以后，他在那时开始将自体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进行写作），极大地促进了其著作的影响与可读性。
科胡特提醒人们注意父母在反思婴儿的夸大与提供理想化机会中所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夸大与理想化均一直未被之前的理论家注意到（见温尼科特关于婴儿全能感，以及克莱因关于早期客体关系中理想化功能的描述）。但是科胡特理论尤为实用之处，就在于强调这些体验正常发展的意义及其在创造性发展中的地位，他聚焦于父母的实际行为，而且通过转变内化作用的概念，在他提供的关于方式的描绘中，父母功能逐渐被内化为内在的资源（Kernberg，1975，详见其对科胡特所说的婴儿的夸大与理想化是正常的发展阶段的评论。）
科胡特关于技术的著作促进了关系模型的重点从解释本身转向分析师对缺失的关键的发展体验的供应。通过强调共情反映，除了解释内容的重要性外，科胡特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解释方式、传递和时机重要性的理解。在其关于婴儿夸大与理想化构想中，他引入新的方法处理在移情中出现的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被看作是需要受到鼓励（被动地）的正常发展现象，而不是通过解释被快速解决的退行与防御的运作。
我们也必须注意科胡特关系模型中几个有问题的特点。首先要关注的是他反复夸张地宣称的唯一性与独创性。他建立的理论模型常常与其他关系模型理论家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科胡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或考虑这些相似性，他表现得就好像在真空中工作，不断有新的突破。他有时承认存在相似之处，但将比较与整合留给了他人未来的“学术研究”（1977，p.xii）。如果他与他的合作者所宣称的唯一性不是这么的伟大，他倾向于追求自己的理论建构方向，没有受到要求归因于他人思想的限制，也是有道理的。实际上，科胡特在其最后著作中将他的贡献与机器的发明作了比较，认为其贡献构成了人类最大的生存希望（1980，p.463—465）。
科胡特所描述的婴儿与养育者之间早年关系的许多特点重复了沙利文的构想。科胡特关于自体与自体客体之间关系的心理域的观点，与沙利文关于人际域和共存原则的构想极其相似，像沙利文一样，科胡特将他的方法学命名为“操作主义”（1982，p.400）。将婴儿的新生自体看作婴儿固有潜能与自体客体期望之间互动的产物，让人想起沙利文关于父母对儿童的人格化及其对早年发展影响的讨论。科胡特讨论了儿童对于自体客体情绪状态的敏感性，显然会让人想起沙利文关于“共情联结”的概念。科胡特对于父母的特征病理及其对儿童发展的有害影响的重视，与我们讨论过的精神分析模型的许多特点是重叠的，从人际传统到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冈特瑞普、马勒和雅各布森。例如，总体来说，科胡特在讨论创伤对儿童的影响时，甚至没有将创伤看作是分离的事件，而是变形的共情与扭曲关系的结晶点，让人回忆起弗罗姆-瑞茨曼（1950）几乎用同样的术语讨论过创伤的作用。科胡特对于力比多理论与弗洛伊德/亚伯拉罕性格论的评论，以及他关于力比多模型模式反映潜在的自体状态的辩论，使人想起霍妮（1937，1939）与弗洛姆（1941，1947）著作中许多类似的辩论。他认为分析过程必然是互动的，并强调共情的观察者功能，非常类似于沙利文早年关于参与性观察的构想。随着科胡特追随者将其充满能量概念的最初观点翻译成更加易懂的术语，科胡特与沙利文之间的许多相似性变得愈加明确。例如，斯特洛（Stolorow &Lachmann，1980）根据自尊调节提出了自恋的“功能性的”定义。
科胡特的理论建构与客体关系理论的英国传统的许多特点是一致的，尤其是费尔贝恩与温尼科特的思想。他辩称驱力不是基本的元素，而是构成了关系结构的恶化解体，在费尔贝恩著作中几乎以同样术语预示了这一点。科胡特极其重要的关于婴儿性欲与寻找快乐作用的讨论，即两者是自体客体关系结构的主要成分，模仿了费尔贝恩关于性欲区是联系客体通道的描述。科胡特关于儿童吸收父母婴儿式躯体投入的讨论，用不同的语言，显示出费尔贝恩关于对坏客体内化与依附的构想。科胡特关于早年婴儿式的夸大在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描述，与温尼科特早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二者均将婴儿式的全能感看作是自体发展的中心；均强调缓慢的、渐进的适应性父母失败的必要性，可以让发展得到持久的内在资源。我们提出这些相似之处，不是要贬低科胡特的贡献，精神分析理论发展史上还没听说有纯粹原创性的理论建构，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的贡献，而是要平衡他对理论建构平行路线的忽略。
科胡特有意将他的思想与其他理论家分离开来的最新表达出现在如下表述中，他认为自体心理学尽管有“互补性原则”，在概念上与其他精神分析理论建构本质是不成一体的，包括马勒、温尼科特，以及其他所有在自我心理学和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传统中的作者。科胡特作出这个声明的根据是什么？
他认为，所有其他精神分析发展理论，以及“所有不是以自体心理学观点为指导的儿童观察学派”，是在普遍假设之上进行理论建构：“人类从儿童期到成年期的生活，是从无助、依赖与丢脸的依附位置向前移动至有力量、独立与自豪的自主位置……想当然地认为成年期不受欢迎的特征，成人心理组织中的缺陷，必须被概念化为心理幼稚症的表现。”科胡特坚持认为这个普遍假设与他自己的观点是相抵触的，他强调了这个生命历程中对自体客体的需要。他由此反对任何认为婴儿是共生、未整合或依赖的观点。婴儿“不是依赖、依附或虚弱的，而是独立、坚定而强壮的，只要婴儿通过与共情回应的自体客体的接触，呼吸到对方提供的心理氧气，婴儿在心理上就是完整的，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只要感觉到被回应就变得完整、独立而强壮的成人并无二致”（1980，p.480，481）。
其他理论家所描述的关系结构与体验，诸如施皮茨描述的面对陌生人的焦虑，温尼科特注意到的伸手去拿无回应母亲的替代物，或者马勒描述的分离—个体化期间的焦虑起伏，在科胡特看来是自体—自体客体单元障碍导致的继发性现象。他认为，即使具有最高水平心理功能的成人也需要自体客体，他指出奥尼尔、尼采，甚至是弗洛伊德，尤其在创造性活动最旺盛时期，也对自体客体有依赖。科胡特提出，对于这个现象的认识要求我们重新评估心理健康的标准，重新考虑我们对自主性的重视。他的自体心理学，重视人一生中对自体客体关系的持续需要，强调婴儿式要求不仅是疾病的来源，也是“健康与生产力的源泉”（1980，p.496），避免了所有其他精神动力理论固有的隐蔽的“发展道德观”。
我们认为这个争论是科胡特对自己的理论以及他所拒绝接受的其他作者理论思想的歪曲。科胡特将自体发展表述为本质上是线性的进程。说人终其一生存在对自体客体关系的持续需要，但没有提到这些关系内的任何变化，科胡特所有关于发展的构想显示出健康的进程，从“古老的”、“婴儿式的”自体客体关系形式进展到更加成熟的、分化的弹性形式。转变内化作用的关键过程促进了这种与他人关系的移动，从极度需要自体客体支撑自体的缺陷，到这些资源在自体内的内化，给人一种自体产生的连续与统一感。为了描绘这些过程，科胡特将发展描述为从成瘾性的依赖到更加具有弹性与独立性的移动。他的密切合作者沃尔夫，将自体客体关系向着成熟的“发展线”（斜体是我们标注的）描述为：“替代人、人格解体与象征、为成人创造了自体客体关系的整个基质，接管了最初高度个人化的、具体而集中的与童年期古老自体客体的关系。”（1980，p.130）因此，虽然一直存在对他人的需要，需要的性质已经改变。
科胡特关于心理病理的定义是根据自体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客体关系的古老与婴儿式的本质来表述的。除非科胡特是在辩论，与其不受自体心理学的影响，倒不如全盘接受自体心理学（这将使精神分析成为一项非常无意义的事业），他宣称已经完成价值中立的发展心理学就是误导性的。这没有掩饰他对于艺术创造性观点的价值；有创造力的人似乎常常从其人格中混乱的领域汲取激情。（Rilke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回避精神分析的一个人。）不过，婴儿式关系模式的保留，尽管对创造过程有促进作用，也常常会引起麻烦，而且就像科胡特本人所表现的那样，会阻碍自体统一感与自尊稳定感的保持。
其他发展理论因何被科胡特视为简单的线性发展而遭其摒弃，并将婴儿式体验的所有残留视为具有确定无疑的害处与道德上的嫌疑究竟怎么样呢？用于代表两种主要精神分析模型的作者思想中过度重视自主与分离，例如，哈特曼、马勒、弗洛姆与霍妮，这种陈述有一定的正确性。不过，科胡特没有注意到，某些理论家，跟他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婴儿式体验作为成人激情与创造力来源和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哈罗德·瑟尔斯经常强调与他人融合的体验在分析与日常生活中的价值（Searles，1965，见他对雅各布森重视分离的评论）。马丁·伯格曼（1971）阐明了共生的娱乐作用在成人爱的能力中的重要性；克莱因及其追随者不断提到好的内在客体关系的生产与重建功能是成人功能的基础；温尼科特强调主观的和过渡性客体在所有真正创造过程中的首要性；费尔贝恩感觉持续的与他人的互相依赖在成熟中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将心理健康命名为“成熟依赖”阶段。
在科胡特的作品中就好像这些作者视心理成熟为一种完全自足的孤独而分裂的状态，任何对他人的需要都被看作是极其可耻的道德缺陷。他宣称：“我们整个一生都需要镜映性的接纳、与理想的融合、像我一样的他人的支持性存在……你永远不可能完全自主与独立……自体只有在自体客体基质中才能生存……对他们的寻找并引出他们的共情支持并不是不成熟与可鄙的。”（1980，pp.494—495）当然，因与其理论不相容而被科胡特摒弃的那些理论作者（包括那些反对坚持认为“发展的道德”也很重要的作者）将会全心全意地接受这样的陈述。
科胡特的关系模型中其他有问题的特征涉及到体系自身的内在方面。他建立了一种对精神健康的幻想，有完美的本质，与之相连的对好的父母养育的描绘，而这同样也是无法实现的。用一种类似冈特瑞普著作中见到的乌托邦式的表达语调，科胡特展望了本质上没有冲突存在的可能性，在其中，健康的表现狂与健康的窥淫癖就成为自主的、喜悦的、创造性的自体基础。只会有微不足道的自恋的脆弱，因为自体是统一的、有弹性的，而且严重冲突（自体统一性解体的产物）可能是未知的。科胡特对健康的俄狄浦斯期的描绘突出了这种精神健康的幻想。如果父母提供必要的体验，其他理论家所描述的诸如对依赖的渴求、贪婪、嫉羡，对于分离的冲突，忠诚于父母的挣扎，陌生人焦虑等等如此盛行的现象，都将不会出现。科胡特认为，既然完美回应失败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实际上会促进结构的建构，正常可期待的自体客体失败不会产生这些现象。
科胡特相信其他理论家描述的各种挣扎已经是自体组织严重解体的产物，本身就是父母自体病理的产物，严重污染了作为自体客体的作用。这个标准在我们面对现实时作用是有限的。没有人知道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对依赖的渴求、贪婪、嫉羡，对于分离的冲突，分开的忠诚于认同等的影响，而且我们对科胡特关于健康发展的幻想表示怀疑。这些有问题的现象是退化的产物，还是生命所不可避免的部分？我们感觉从更为经济的概念来说，是要承认，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不管父母的养育是多么的完美，生命都充满了挣扎与冲突。偏离驱力理论，将“驱动力”称之为退化产物，除了洋溢着欢乐，科胡特还赋予生命以继发性地位。
科胡特自体心理学最终的一个弱点是其解释性焦点的狭窄。科胡特关于“自恋力比多”构想中创新性概念的来源，其对关系结构和发展的描述总是向着“自恋的”问题的方向倾斜，用镜映与理想化来定义。儿童对于父母的愿望与感觉的复杂性统一分成两类：对共情性镜映的渴望与理想化父母的机会。结果，在科胡特的案例描述中，具有发展意义的人似乎常常是概略与模糊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根据其作为自恋满足者与挫败者的作用来表现其重要性。例如，绝大多数的案例资料显示出父母人格的总体缺陷，包括抑郁、退缩、情感空洞、激烈的情感变动，以及与儿童机械的联结。你可能会怀疑这个显著的维度是理想化破碎与反映婴儿式夸大的失败，还是缺乏任何真正的情感联系。同样，科胡特保留了他在1971年的构想，即不管是在儿童期还是在分析中，自体结构全部是由自恋融合与逐渐增长的失望而形成的。父母与孩子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实际的约定，相对于夸大与理想化的真人之间也从来没有任何的相遇。你也许会怀疑父母与孩子之间缺乏接触可能不在科胡特报告的障碍的最底层。他的解释选择范围常常好像是局限于经典的俄狄浦斯期或自恋的问题。
为了尽可能越过弗洛伊德基于客体力比多冲突对神经症性心理病理的描述，科胡特扩展了自恋概念，超出了其使用范围，将其与人际关系的其他特征分割开来。这就导致夸大的镜映与现实的关心与认可之间，以及理想化与尊重的承诺之间的关键区别的模糊。最初的自恋与客体爱（经典结构神经症领域）被分割开来；那么一切都被理解为源于自恋的障碍。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诞生于经典的自恋概念，使其解释的框架偏离了自体与他人之间关系中其他独特但总是相互依存的维度，这些维度在其他关系模型理论中发挥了更为显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