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病理学理论

费尔贝恩著作中包含两种从未协调一致的、不同的心理病理学方法。在早期论文中（1940与1941），他将心理病理看作是一分为二的，源于两个基本的固着点，口欲早期与口欲后期。后期病理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儿童在婴儿期建立良好客体关系的努力的失败。这种失败就使儿童体验到不被母亲爱，他对母亲的爱没有被母亲感觉到，没有被母亲珍重。如果口欲早期体验到这种失败，他感觉他的爱就是一种错误，父母一定是被儿童自身强烈的依赖与需要赶走了。口欲早期阶段这样的固着本质上就导致了分裂样的动力：儿童从联结撤离，因为他感觉他的爱与口欲期的贪婪是坏的。

口欲后期的典型特征是咬与攻击潜能的发展。如果在后期体验到早期客体关系的失败，儿童感觉他的恨，以及对于客体寻找失败的自然反应是要受到责备的。他感觉是自身的毁灭性将父母赶走了。费尔贝恩认为，口欲后期这样的固着产生克莱因所描述的抑郁性动力。因此，费尔贝恩在其最初心理病理学理论中提出，所有形式的心理病理是对口欲期冲突与焦虑的防御，不是分裂样的，就是抑郁性的，分别以对自己的爱与暴怒的恐惧为中心。这个理论使他可以与克莱因理论保持某种连续性，同时在某些重要方面也脱离了克莱因理论。他保留了克莱因的观点，即认为婴儿期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阶段，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性挣扎，导致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心理病理。费尔贝恩也几乎全部保留了克莱因对第二阶段——抑郁心位的描绘。正是在对口欲早期的描述中，费尔贝恩引入了自己的革新。他认为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不是攻击与恨，而是强烈的依赖与受挫的爱。后期出现的攻击问题，即使在那个时候，不是自律的本能压力，而是对挫败的反应。对于最初与母亲建立联系的力比多渴望的重要性得到扩展，在费尔贝恩后期著作中成为所有心理病理的根本问题。

1943年，费尔贝恩开始从不同的起点考虑心理病理。他提出，最初客体内化的来源，是儿童对联结的强烈需要，以及父母情感缺位、侵入或混乱造成的两难境地。儿童没有父母是应付不了的，父母就是整个人际世界的要素，得不到父母或父母武断独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痛苦是不可承受的。因此，根据费尔贝恩理论，最初出现的一系列内化、压抑与分裂，是为了保存作为外部世界中真实人物的父母的好的部分依然存在的错觉。儿童分离并内化了父母坏的方面，不是他们坏，是他坏。坏就在他内部；如果他不同，他们的爱就会到来。每个儿童需要感觉到，其父母理解这个世界，父母是公正的，可以信赖的。如果他从他们身上体验不到这些，他就将问题转移到自己身上。他将自己看作是“坏的负担”。“坏”是父母令人讨厌的特质，也就是抑郁、解体与施虐，“坏”现在就在他的内部。这些“坏”的特征成为自我认同的坏客体（通过原发性认同）。儿童以牺牲内在安全感与错觉性希望为代价获取外部安全感。当儿童体验到“坏”在外部、在真实的父母身上时，他痛苦地感觉到根本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如果“坏”在他内部，他就保存了对其进行全能控制的希望。

这些内部客体关系是被压抑的核心。记忆也同样被压抑了，因为它们与父母“过度兴奋”或“过度拒绝”的方面联系在一起。这些记忆是危险的，因为它们使得病人对于“兴奋性客体”和“拒绝性客体”强有力的内在关系的这些客体持续的渴望与认同，接近了意识层面。冲动与幻想也被压抑了，不是因为它们内在所具有这样的一些危险，而是因为它们指向了父母令人兴奋的拒绝的方面，并有使所有内在客体关系进入意识的危险。因此，在被压抑的核心，以及所有心理病理的中心，存在对坏客体的压抑。

1943年，费尔贝恩对各种病理量与质的区分建立在：坏客体的范围与客体坏的严重程度；自我与坏客体认同的程度，以及保护自我免受客体之害的防御性质与强度。到1944年，他在理论中增加了对坏客体的压抑，认为随着这些客体进入压抑的自我部分导致了自我分裂。随后，心理病理的严重程度就被理解为与这种分裂程度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心自我相对的一部分分裂为力比多自我与反力比多自我。病理的严重度取决于自我仍然可以获得的真实的、潜在满足性的，与他人关系的能力，以及与内在保存的、父母不能满足且不可获得的方面的关联度。内疚被看作是通过“道德防御”而继发性产生的。为了开启道德上变好的可能，再次取得与客体的好关系，儿童体验到自己在道德上是坏的。这标记了费尔贝恩从其最初心理病理学理论前行的距离，由于受到克莱因的影响，内疚与攻击之间的联系被看作是口欲后期基本的、主要的现象。

尽管费尔贝恩从来没有明确抛弃其早期一分为二的心理病理学理论，仔细阅读其著作就会得出结论，他毫无疑问地那样做了。在其1941年的理论中，口欲早期与后期的固着分别导致分裂样与抑郁性特征。分裂样的动力是以自我自身的分裂为中心，而抑郁性动力则是以矛盾情感与内疚为中心。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其后期著作中，费尔贝恩主张，自我是普遍性分裂的，导致“基本的内心情景”。自我分裂成力比多自我、反力比多自我，以及中心自我构成了所有的心理病理。分裂样与抑郁性固着之间的早期分离被建立在自我分裂与分裂样动力基础上更加统一的心理病理学理论所替代。心理病理学的第二个理论比第一个理论更加关系化与经验化，口欲早期与口欲后期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对特定冲动的防御基础之上的。因此，第一个心理病理学理论保留了与驱力/结构模型的联系，而第二心理病理学理论则整个是在关系/结构模型范畴内运行的。费尔贝恩在其后期著作中没有直接否定早期的理论（冈特瑞普在其对费尔贝恩著作的讨论中也没有这样做），但他确实对克莱因强调抑郁的做法提出疑问，他发现“难以与我自己的经验一致”，并提出许多被诊断为抑郁的病人是真的被误诊为分裂症了（1944，p.91）。除此之外，在其后期观点的语境中，抑郁明显是继发的、心理病理的派生形式；抑郁性内疚源于理想客体的内化，这种内化是通过对坏客体内化导致的最初分裂样分裂的道德防御实现的。

费尔贝恩的第二个心理病理学理论，其中对于坏客体的依附被看作是构成了被压抑的核心，并成为了所有的病理的基础，在临床实践以及分析技术的许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个理论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阐明了弗洛伊德称之为“强迫性重复”的临床现象。这让我们又回到了费尔贝恩感觉到的其动机理论相对于经典驱力理论的优点。

所有心理病理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具有自我挫败的性质。痛苦、忍受与挫败被组织进病人的生活并一次次被体验到。这种特征描绘了心理病理的整个连续谱：从一次次选择没有回应或施虐的爱的客体，或使他们得不到回应或施虐的神经症病人，到似乎早年养育被一次次剥夺的抑郁症病人，到童年早期的恐怖萦绕其成年生活的分裂症病人。为什么会这样？

弗洛伊德在经典的驱力理论框架中难以对生活的这个方面作出解释。根据这个理论，人类是享乐主义者，趋乐避苦。如果就是这样的话，你如何解释痛苦有系统的结构化，以及组成所有心理病理的对快乐有条不紊的否认。如果人类是以快乐原则为基础进行运转的，为什么不简单地放弃不愉快的体验和童年早期的苦恼，而不是在整个成人生活中去重复？神经症，正如费尔贝恩对此的描述，“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紧抓着痛苦的体验”（1944，p.84）。弗洛伊德称之为“强迫性重复”，最初试图在快乐原则框架内用三种不同方式进行解释：心理病理中的痛苦代表了对被禁止愿望的惩罚；痛苦本身本来带有肉体的快感（受虐）；力比多选取了在后期生活中仍然依附于它的爱的“陈词滥调”；等等。不过，弗洛伊德自己认为试图在快乐原则框架内对强迫性重复进行解释，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而且他在1920年提出，早年痛苦经历的重复是以“超越快乐原则”运作的，是精神功能的本能特点，是死亡本能的衍生物。

费尔贝恩感觉他自己提出的将力比多看作是客体寻找的观点，为心理病理的这个特征提供了更加经济的解释。儿童的基本渴望不是快乐，而是联结。他需要他人。如果有他人为之提供满足和快乐的交换，儿童就会进入快乐的活动。如果父母只提供痛苦而无法实现的联结，儿童不会抛弃父母去寻找更加快乐的机会。儿童需要父母，因此他在忍受和受虐的基础上整合与父母的关系。费尔贝恩认为，通过建立补偿性内在客体关系，儿童试图要保护与父母关系中令人满意的部分，同时试图控制令人不满的部分。正是在力比多自我对兴奋性客体的“固执的依附”中，儿童保存了他可以与父母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满意的联结的希望。真实的交换越空洞，他就越忠诚于内化父母带有希望且剥夺性的特征，并在内化父母中找寻这些特征。而且，他还保留了儿童期的恐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这些内在客体，他会发现自己完全是孤单的。

正是这些内在客体关系及其向外部世界投射的体验，让人类的体验中产生了病理性痛苦。爱的客体是被选为或被变成了拒绝给予者或剥夺者，以便将兴奋性客体人格化，带有希望，但永远无法实现。为了保持力比多自我渴望并需要实现兴奋性客体带来的希望，挫败一次又一次地被精心策划。成功等同于对该希望的背叛，就好像力比多自我对此不再有任何需要，并因此使这些内在联结破裂。抑郁、恐惧和无用感表示自我对父母“坏”的方面的认同，这是与外在世界的父母的真实交换中无法达到的，所以就被内部吸收了。心理病理一直存在，旧的痛苦回归，整合与他人关系以及体验生活的破坏性模式持续存在，因为痛苦、自我挫败的关系和组织体验的下面，是对早年重要他人的古老的内在依附与忠诚。重新创造的这些悲伤、痛苦和挫败是对这些联结的重建与忠诚。不愿在新关系与忠诚里背叛这些依附阻碍了生命中建设性的改变，而且会导致精神分析中出现中心的、最不妥协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