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史、结构模型与客体关系理论

发展史、结构模型与客体关系理论

从执业的精神分析师角度看，现实客体关系在病人生活中的作用有时是模糊不清的。接受分析的人谈论其重复出现的、自我挫败的生活模式，这些模式始终出现在与实际相去甚远的情景中。对于成人，分析师所面临的是一系列被引导的、结构化的目标，它们始终与一系列显然不重要的客体一起运作。随着移情的出现，分析师觉察到，至少在此时，他已经成了病人问题的一部分了；同样的模式在他这个客体身上重复着，尽管他与病人生活中的他人有着“客观的”不同。正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移情是成年病人出现阻抗的明确指征，因为受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内在动机决定了阻抗的出现，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其驱力理论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1914b）。

如果对成人的研究使我们重视结构化的目标，对儿童以及儿童发展的观察却强调了个体与带来这种结构化的环境之间互动的重要性。温尼科特的观点（Guntrip，1975）“没有婴儿这样的东西”，不仅表现了其理论偏倚，而且也反映了他是站在儿科医生和儿童分析师的角度看问题。即使临床医生精通驱力/结构模型的假设，如果有深人的儿童工作的经验，就一定会对本能目标与父母反应之间持续互动印象深刻。正是这些观察，构成了安娜·弗洛伊德与玛格丽特·马勒进行重要的理论修正的基础。

在其理论向着驱力/结构模型演化过程中，弗洛伊德的观察基础是由与成人工作的全部的临床经验组成的，在其作为精神分析师的最初二十年中，几乎没有任何的发展理论。他原先想透过症状的最初表现探索神经症的起源，由此假设了只与病因性事件有关的诱惑理论，弗洛伊德自己很快抛弃了这个理论。第一版的《性学三论》的确有一个基本的解决早年发展的方法，认为如果儿童要足以应对成熟的客体关系，而且找到性客体有赖于性驱力与自我保存驱力之间的依附关系，独立发挥作用的成分本能必须要合为一体。然而，这个方法只是一个模糊的草图。

即使是力比多的发展史，经常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理论核心，实际也是后来形成的。最初版的《性学三论》只提到了自体性欲的阶段。自恋阶段是在弗洛伊德对施赖伯的案例（1911b）进行分析时增补的，肛欲期施虐期阶段出现于《强迫性神经症的性格倾向》（1913），口欲期见于1915年《性学三论》的增补补遗之中，直到1923年，关于婴儿性器官组织（1923b）的论文中才出现性器期。压抑作用力的发展在最初几年甚至很少得到注意；最初的详细解释见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之中。

力比多发展阶段理论的演化受到了弗洛伊德最早纯心理学心理模型，以及《梦的解析》引入的地形模型的影响（1900，1915c）。这个模型所描绘的三个心理系统——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是以其内容（想法）进入意识的难易度，以及其运作的基本原则（原发和继发过程）来定义的。从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出生时的心理完全是由原发过程组成的，即潜意识系统；认为前意识和意识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没有明确的概念说明，什么会影响这个过程，儿童日益增长的经验将会如何影响其高级能力的获得，以至于需要的幻觉性满足最终屈从于更加贴合现实考虑的解决方法。弗洛伊德对于心理的前意识和意识层面的描述远不如其对潜意识的说明那样清楚；地形模型的早期阶段，让我们对前意识和意识可能需要或使用何种机制有诸多疑问。

在《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的文章中，弗洛伊德（1911a）提出，现实原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对最初的快乐原则的修正；他也认为，包括诸如感觉、认知、记忆、现实检验等各种精神功能的出现，保证了该修正的有效性。这些新功能可能使驱力的释放得以延迟，直至现实中出现可以使用的恰当的客体：这些核心功能就是后期理论中的结构自我。《关于精神功能的两个原则》中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框架，将最初内向性的婴儿置身于某种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

1911年的发展理论是围绕婴儿的现实体验建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驱力受挫情形的重复出现，就有必要建立现实原则以及相关的能力。不过，这样的现实仍然不具备保证婴儿获得客体的重要功能；不管是由谁来满足婴儿的需要，挫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接受育儿者之间不同之处的框架。“拒绝的”母亲与“溺爱的”母亲相比，对于现实原则的建立和认知能力形成的影响并无二致。实际上，不同类型的母亲根本没有任何的理论地位。

随着自恋概念的引入，弗洛伊德开始修正关于客体在心理经济学中作用的观点，开始支持更加明确的发展观点。通过行动，自我捕获的力比多可用于达成其自恋的目标，这个观点补充了地形模型的解释框架，因此也对自我造成结构上的影响。而且，弗洛伊德将自我对力比多的最初储存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发展变迁：用于自我理想的形成，是自我分化的一部分，正如弗洛伊德描述的那样：“发现其自身拥有了有价值的尽善尽美。”（1914a，p.94）就像自我一样，一旦自恋理论得以演化，自我理想从最初就具有了重要的结构作用；它是“压抑的条件因素”（1914a，p.94）。自我理想与现实自我之间的紧张，是通过“良知”来调节的，决定哪些冲动可以得到表达，哪些必须被防御。自我理想在早期防御模型中就扮演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的角色。

自我被分成不同的结构单元，其中一部分启动了压抑，自我理想化在童年早期具有遗传学的根基，这些观点清楚地表明，弗洛伊德开始转向结构模型及其发展的意涵。不过，1914年的方法与后期对客体关系的重视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空白：从自恋向自我理想化发展的转变就被看作是力比多的变迁。自我理想化的内容本质上是由驱力的内容决定的。“占主导地位的想法”有重要的社会要素，而最初认为自我理想化是不包含社会要素的。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需要被填满的结构、容器；在最早的构想中，力比多决定其内容。

然而，这个构想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导时间并不长。在《哀悼与抑郁》（1917a）中，他转向了分折抑郁病人的经验，注意到现实中客体的丧失（或者是特别珍视的客体特征，诸如客体的爱的丧失）与感觉到的自我的丧失（也就是自尊的丧失）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力比多在丧失后从客体撤回，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被用于建立新的客体投注，而是撤回了自我之中（也就是继发自恋的建立）。这种情况发生时，力比多“用于建立与被抛弃客体的自我认同。因此，客体的阴影就会笼罩自我，后者可能由此受到特殊机构的评判，它似乎就成了那个客体——被抛弃的客体。通过这种方式，客体丧失就转化为自我的丧失，因为认同影响，自我与所爱之人之间的冲突就转化为自我关键活动与自我之间的分歧”（1917a，p.249；斜体是原著标注的）。因此，在认同概念中，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客体影响心理结构本质的能力。

在《哀悼与抑郁》中，弗洛伊德概述了结构模型的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在1917年，认同仅局限于病理性案例；假定认同是在退行至最初为自恋型客体关系的自恋基础上产生的。认同出现在《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中就成了正常的机制，其中也讨论了自我理想化的本质与跟重要客体的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自我与本我》中的结构模型最终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转向接受客体关系的发展方法。

随着自恋、认同和自我理想化概念的出现，地形模型是人满为患。旧的理论认为，将精神结构分为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系统，使得心理的功能区疲惫不堪。然而，新的认识指出，自我作为一个分化的“特殊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今天对待自体概念的态度：它如何能与可能包罗一切的心理学地图融为一体？它是从属于（或者超越）现有的结构，还是必须完全修正当今的模型，给新的概念腾出空间？

1923年，有两个临床问题决定了弗洛伊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首先，他观察到，通常情况下，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阻抗的运行就像被压抑的力量一样，远离意识。这在地形模型中是得不到支持的，地形模型将阻抗看作是前意识系统的范畴。而且，经常出现的“负性的治疗反应”指向的是潜意识的内疚感，这些感觉在旧的理论中不可能处于潜意识。从1914年以来，工作中的这些观察增加了理论的压力，使得弗洛伊德抛弃了地形模型。

他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新的心理的三分结构。根据进入意识难易度现象建立的模型就被抛弃了；与此相关的词汇失去了其一贯的内涵，只用于说明观点的性质。（在《梦的解析》出版之前，这代表原先防御模型的回归。）三个假设的结构——本我、自我与超我，每一个都有潜意识的方面，尽管只有后两者才能完全进入意识。结构模型中的本我，从其内容和运作模式来看，实际上等同于早期理论中的潜意识系统。弗洛伊德进行理论调和策略的核心特点再次表明，他要修改关于压抑力量的理论，而不改变被压抑的理论。

随着自我与超我概念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理论已经正式定义了心理组织的结构成分，他已经开始勾画一个发展史。所要做的就是将《哀悼与抑郁》与《群体心理学》描述的过程概括化。认同的出现，即客体丧失后，自我在早期客体关系基础上的调整，现在被看作是一个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自我与超我形成的普遍道路。早期客体的丧失，更确切地说，是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一系列丧失，与“两原则”模型的挫败有着几乎一样的作用。这些被看作是成熟的心理结构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极其重要的。此刻，就像弗洛伊德所表述的，“自我的特征是抛弃客体投注的沉淀物……而且包含了那些客体选择的历史”（1923a，p.29）。

到目前为止，儿童经历的最重要的客体丧失是俄狄浦斯期的客体丧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对客体的幻想的丧失。正是这种丧失，极大地推动了自我，尤其是超我的形成；因此，俄狄浦斯情结就成了健康发展与神经症发展的基石。俄狄浦斯情结的解体导致超我认同形成，以及升华能力的建立，从而使自我得以非常有效地运行。俄狄浦斯情结也会产生反应性的内疚，是后来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神经症冲突的来源。

俄狄浦斯情结是客体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包含了三人之间的互动，每个人都想在其中达成自己的目的。因为其结果决定了自我和超我的本质，在强调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可以调整某些基本的理论假设。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与其理论构想之间存在一定的出入。在其对莱昂纳多·达芬奇的分析（1910c），以及《狼人》（1918b）的案例报告中，他非常明确地说，父母的意识与潜意识的态度塑造了个体独有的，对俄狄浦斯情结体验的本质。他在一个常规报告中指出，儿童转向乱伦的客体时，“通常会遵从父母的某些指示，其情感带有非常明显的性行为的特点……一般来说，父亲更喜欢女儿，母亲更喜欢儿子；儿童对此做出反应，如果他是儿子，希望取代父亲的位置；如果她是女儿，希望取代母亲的位置”（1910d，p.47；斜体是我们标注的）。

所有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阐述淡化了这些人际关系的观察，更加看重构成因素。弗洛伊德宣称，俄狄浦斯情结的建立与解体“是由遗传决定与规定的”，对某个个体来说，不管这个时期实际的人际互动特点如何，“当下一个预先设定的发展阶段到来之时”，它终将过去（1924b，p.174）。单就这个阶段产生的结果而言，他坚持认为，“两性之间男性化与女性化倾向的相对强度，就决定了俄狄浦斯情形的结果，是认同父亲还是认同母亲”（1923a，p.33）。

通过假定心理组织包括自我与超我，这些结构具有发展史，并通过阐述俄狄浦斯情结来强调这个历史，弗洛伊德大大提高了客体在心理经济学中的地位。不过，新模型仍然完全坚持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即使客体本身与性格形成保持一致并对其产生影响，客体的形成仍然是由潜在驱力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心理的作用力达成的平衡非常青睐本我。由于没有被赋予任何属于自己的能量来源，自我在这个方面是完全依赖本我的。这就是弗洛伊德那段著名评论背后的意思，即“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就像一个人骑在马背之上，必须能控制马的超强之力；不同之处在于，骑手这样做用的是自己的力量，而自我用的是借来的力量……通常，如果骑手不想跟马分开，就被迫引导马去它想去的地方；同样，自我习惯于将本我的愿望转化为行动，就好像那是它自己的意愿”（1923a，p.25）。本我的能量来源恰恰就源于潜意识，这要追溯到《性学三论》中的构想。

尽管自我、超我与现实人物的关系得到了明确的阐述，它们生来就是与本我紧密相连的。本我，像潜意识系统，一出生就包含了整个心理结构。因为暴露在现实之下，自我就从本我分化出来。尽管超我开始的历史较晚，其出现代表着自我内部的进一步分化，是由本我从丧失的客体身上撤回的投注来提供能量的。因此，超我经常表现得像本我，而其行动是反对本我的；其功能的特点经常是像本我要求的一样严厉与专横。在强调这些结构与其本能根源的紧密联系时，弗洛伊德仍然停留在驱力模型的框架之中。客体在结构模型中功能的加强是重大的理论变化，但是也是理论的调和。

弗洛伊德对其基本假设所保持的忠诚度，在后期关于超我形成的某些论述中有明确的体现。他主张，心理结构是早期认同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意味着巨大的影响来自于认同的实际人物。他认为，“超我最初的严厉程度不代表你从它［客体］那里体验到的，或者说你认为是从它那里体验到严厉，或者说程度没那么大；而代表的是你自己对它的攻击”（1930，pp.129-130；括弧是原文加的）。在后来的论述中，他又回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毫无疑问，超我首次建立的时候，这个机构所能使用的是儿童对父母的攻击，他无法将此向外进行有效的释放，因为他有色情化的固着以及外在的困难；因为这个原因，超我的严厉程度不需要简单地与其抚养人的严厉保持一致”（1933，p.109）。客体形成与力比多阶段之间的这种特殊联系，在后期评论中得到了强调，认为超我的“过度严厉不是遵循真实的模型，而是与防御俄狄浦斯情结诱惑的强度相一致”（1940，p.206）。

如果俄狄浦斯情结容易被驱力/结构模型分析师视为一种幻想，一种内源性冲动的外在表现，那么，说到前俄狄浦斯期的问题，情形就不同了。在俄狄浦斯期，我们面临的是发展完好的人格，具有非常一致的动机结构以及达成目的所需的相应方法。这种情形有点类似于对成人的分析：个体的心理运作有稳定性和方向，其功能似乎非常独立于环境的反应。不过，对于很小的孩子，我们的观察将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最明确的是儿童的脆弱，以及对他人的需要。其本能目标是难以觉察的、碎片化的、不成熟的。那么，我们就较少关注这些目标，更多关注儿童的脆弱和安全需要，这就迫使我们注意儿童与其育儿者之间的细微互动。

对于生命最初几年的细微观察提高了我们对现实中客体关系的理论认识，这并不奇怪。这一点，弗洛伊德就做得比较缓慢，尤其是他依靠成年病人口头报告的资料，四五岁之前的记忆报告，往往不能得到连贯的表达。不过，结构模型指出了建立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理论的必要性，尤其是因为这些客体关系承载了自我的发展。而且，基于假定的客体丧失、认同与心理结构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至少具有建立这样一个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自我与本我》出版的同一年，弗洛伊德讨论了一连串的自恋丧失，开启了通往阉割恐惧之路。这包括吸吮之后失去母亲的乳房，大便时失去粪便，以及出生时与母亲的分离（1923b，p.144）。这个序列预见了《抑制、症状与焦虑》中提出的比较出名的一系列早期危险情景，其与力比多阶段发展序列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同样值得注意。现在最重要的不同是，客体关系首次被赋予了一个自我（自恋的）和力比多的决定因素。在后来构想中，自我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重视。按时间顺序来说，危险情景包括：出生、失去母亲、失去母亲的爱、阉割，以及失去超我的爱（Freud，1926a）。这些情景指的不但是危险的原因，而且是一个进行性分化的客体概念。儿童首先害怕因为环境（出生）失去母亲，失去的是一种自体与客体完全没有区分的状态。接着，至少有那么一点觉察母亲是独立的，是照顾他的人，他就害怕与她分开。第三阶段，他认识到，不仅母亲的在场很重要，她作为一个人的特殊的方面——她对他的依附，也是必需的。第四阶段象征着儿童与母亲之间紧密联系进入高度明确导向的目标。所害怕失去的，是不能将母亲看作性驱力客体，以表达性器期冲动。最终，因为害怕失去超我的爱，客体被内化，即使客体不在场，仍然会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不再需要客体在场使得自我调控成为可能，早期危险情景退至次要位置，进而害怕失去已经转化为结构客体的仁慈的出现。

一连串自恋的丧失与早期危险情形的理论，从来没有让弗洛伊德完全阐明早期的客体关系。他认为每一个危险情形，最终都建立在自我不能控制本能压力增长的基础之上（1926a），因此，从解释作用的角度看，新模型的现实意义是从属于本能决定因素的。他一直在结构模型指引下，所要建立的框架就留给其追随者了。

弗洛伊德关于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最富有洞见的讨论出现在一系列关于女性性欲的文章中。他关于这个主题备受关注与批评的观点存在于从前俄狄浦斯期向生殖器性欲转化过程中，为了获得阴道快感，女性必须放弃其最重要的性器官阴蒂的快感。弗洛伊德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得出这个观点，使得这些讨论有点不合时宜。不过，从这一系列论文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弗洛伊德相信女性的最大问题不是性快感区的变化，而是性客体的变化。男孩可以将最初对母亲的依恋带进俄狄浦斯期，与男孩不同，女孩要获得异性恋性欲，就必须从对母亲的依恋转换到俄狄浦斯期的父亲身上。这立刻让弗洛伊德关注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使得女孩能放弃与母亲在前俄狄浦斯期的联结。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首次见于其对一例女性同性恋案例的描述中（1920b），在这个案例中，对于母亲的固着使得这种必要的变化不能出现。此后不久，他谈到，女孩对母亲的失望体验促使其需要转换客体，以及这样做的可能性（1925a）。失望是一种关系概念，显示出客体的实际特点，现实中客体多少是有点令人失望的。在最初论及这个问题时，弗洛伊德没有发展这个方面。相反，弗洛伊德强调了女孩对于没有阴茎的失望，他将其看作是女孩抛弃最初的爱的关系的充分理由。俄狄浦斯情结的出现，希望父亲给与她一个孩子，被看作是对早年挫败的补偿。

在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尽管没有阴茎的挫败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潜在情绪，失望、敌意和恐惧带有处理早年母亲与女儿关系的一系列广泛特征的痕迹。弗洛伊德认为这些是女孩童年期永远不能完全满足的无限制要求的结果，也是母亲禁止其早年手淫的作用结果。此外，他谈到女孩对母亲的恐惧：“很难讲，女孩觉察到来自母亲的潜意识敌意在多大程度会支持这种恐惧。”（1931，p.237）

在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中，最后的评论，可能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现实状况的重要性。它再次出现在关于女孩报告的俄狄浦斯期诱惑的精彩讨论中。在《精神分析新论》中，弗洛伊德重申，他认为这些诱惑是幻想，但是他对早年关系持不同的观点。他描述了前俄狄浦斯期的情形：“幻想触及到现实的范围，实际上是母亲清洗孩子身体卫生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刺激，甚至也许是第一次激起了女孩生殖器的快感。”（1933，p.120）因此，从现实层面看，母亲既诱惑了孩子，又惩罚了其后来的手淫犯禁行为；相对儿童早年冲动来说，这个状态内在的矛盾情感为最终的客体转换开辟了道路。

尽管是在专门针对女性性欲的前提下讨论前俄狄浦斯的客体关系，弗洛伊德（1931）接受兰普尔-德格鲁特（1928）的观点，认为这种情形对于两性都是一样的。不过，对于小男孩来说，他从未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一直以来，他阐述的男性俄狄浦斯情结的清晰度受到了干扰。实际上，由于在晚年才介绍关于早年情形的观点，故而弗洛伊德从未将客体关系的现实方面整合到其发展理论之中。例如，也许接下来，关于母亲是现实的早年诱惑者的观点，可以纳入俄狄浦斯情结建立与瓦解的理论之中，但这一点从未实现。没有人认为母亲的潜意识敌意伴有潜意识的性目标，也没有人认为这两者是父亲对孩子反应的重要方面。不过，应该清楚的是，19世纪30年代，弗洛伊德正朝着更加彻底认识这些问题的方向迈进。

在讨论新的处理前俄狄浦斯期的方法对其现存的女性性欲理论的影响时，弗洛伊德写道：“既然这个阶段有允许所有固着和压抑的空间，而且我们通过这个阶段可以找到神经症的来源，似乎我们必须撤销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核心这个论点的普遍性……［但是］我们可以扩展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以囊括孩子与父母的所有关系。”（1931，p.226）这样一个陈述，暗示存在扩展的可能性，弗洛伊德实际上却从未引入这种扩展，他触及到了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问题核心。这个陈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是一个理论结构、一个容器，要有用，就必须用从某个模型得出的假设来填充。这个容器一度充满了具有体质决定的驱力及其变迁；这样的填充以及填充物本身具有使容器充满解释的可能以及意义的特征。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原来的意义就不充分了，容器必须填充新的东西。弗洛伊德在此转向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的多层次互动。进一步的临床经验可以整合进结构之中，结构得到扩展以容纳新的信息。需铭记，驱力明显铸造了理论容器的内容，我们可以去欣赏弗洛伊德创造的这个模型具有的力量、高雅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