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特瑞普与费尔贝恩的分歧
冈特瑞普在支持费尔贝恩作为弗洛伊德替代者的同时，模糊了其方法与费尔贝恩方法的基本差异，而且使得重要的概念问题和临床选择模糊不清。一个主要的差别在于他们处理精神观点发展史的总体方法方面。费尔贝恩和冈特瑞普均起步于对经典驱力理论的批判性评价，但他们批判的基础是非常不同的。费尔贝恩反对的理由基于概念和实用主义的基础：纯粹寻求快乐以及能量与结构分离的预设是不合时代的，误导的；他自己的内在心理结构理论更接近临床资料，是更为节俭的，并提供更多诠释的可能。冈特瑞普对经典传统的反对就不那么概念化，更多的是道德和美学的。“弗洛伊德本能的性与本能的攻击理论对本世纪我们总体文化方向所造成的危害，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氛围之中，与他开启的深度心理治疗带来的好处一样多。”（1971，p.137）
冈特瑞普反对弗洛伊德的动机理论（人类受到不带个人色彩的驱力控制）、机器的隐喻，以及关于先天攻击的预设。他基本的关注点是弗洛伊德的语言与系统伦理的含意。
看待弗洛伊德地位的困难在哪？并不是说他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人的实际性情形的描述不正确……他所描写的婚姻内的性挫败状态，以及这种描述带来的广泛反响……既真实又富有挑战性。绝大多数人体验到一种在意识层面的，或被压抑的，强烈而持续的性需要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和文明性道德的限制下，得不到满足……问题在于对这些强烈性冲动的诠释。如果这些性冲动确实只是固有的、体质上强大本能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几乎没有选择，只有容忍叛逆者，或者忍受神经症的传播。（1969，p.71）
冈特瑞普认为弗洛伊德理论产生的关于人类可能性的结论太阴暗。他认为驱力理论贬低了人类，而且在那样的基础上，驱力理论令人无法接受。他看到弗洛伊德后期著作转向自我的研究，且重视其资源，精神分析理论向着更加令人接受的方向发展。“严格地说，这是将一般意识的自我的暂缓与恢复到尊贵地位，而弗洛伊德早期的生物学取向的本能理论威胁要将其废黜。”（1969，p.100）这种处理理论的目的论方法有点像批评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论，因为其暗示了宇宙的最终命运。沙菲尔指出，在冈特瑞普的著作中，“听起来似乎温和的理论就是更好的理论，或者说温和的理论家是更好的理论家”（1976，p.118）。这似乎是一个贴切的描述，构成对费尔贝恩所关注事情的明显而重要的背离。
冈特瑞普对费尔贝恩系统最重要的背离，就是他声称退行的自我构成了所有心理病理的“内核”。尽管他认为这个概念只是费尔贝恩构想的延伸，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有着显著的方向转变，导致了对立的临床假设与诠释。冈特瑞普的假设是，人类体验中占主导地位的动力性拉拽就是全面回避与真实和想象的他人接触，深切渴望“回到子宫”。即使就构想本身来看，也是令人困惑的。这种渴望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因为冈特瑞普没有明确提出出生前记忆的存在（像温尼科特那样），撤退到非常养育与支持的环境的幻想只能源于对养育者实际体验碎片的加工。除非是一种记忆，渴望回到子宫只能是得到完美养育的隐喻或幻想。冈特瑞普重点指出，退行与逃离是寻求无客体状态，他区分了回到子宫的退行幻想与乳房恰好就在那里的幻想。不过，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是子宫远胜过乳房，代表了一种无客体状态，而不是“兴奋性客体”的特殊形式和表征。我们不清楚，为什么退行的自我被看作是离开了所有的客体，而不是寻找一种具有极其完美和完全支持特征的、特殊的、幻想得到的客体。对冈特瑞普退行理论的另外一种解读，就是将“子宫”看作是代表未分化的心理与发展状态的生物学隐喻，不像前客体那么的没有客体。这种解读拉近了其与雅各布森、罗瓦尔德，以及其他具有自我心理学传统的分析师著作中关于早年未分化母体构想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理论是对费尔贝恩理论的明显背离，费尔贝恩强调儿童从一开始就具有客体联结与现实取向。
冈特瑞普专门强调退行与退缩，他的说法似乎既没有说服力，也与费尔贝恩著作的基本主旨不符。他指出，逃离是对冲突与剥夺的普遍反应，并积累了各种以退却与逃跑愿望为中心的临床案例。他接着提出，这种指向逃离的退行性拉拽不仅仅是反应性的、短暂的，而是如此的普遍与强烈，就变成了人格中占统治地位的动机核心。所有其他动机，所有与外在和内在客体的关系，成为对抗退行性拉拽的防御堡垒。这个结论新颖并令人震惊。有件要说的事是，逃离是对困难的反应；显然面对剥夺、焦虑和冲突而退缩是普遍的反应，冈特瑞普对分裂样退缩的描述是对这些反应的具有临床意义的现象学解释。不过，总体来说，还有其他的理由提出逃离是人类体验中占主导地位的动机。当然，这与费尔贝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费尔贝恩认为对客体的依附是如此必要，且有很强的粘附力，只有体验到好的客体关系有真正实现的可能时，才能放弃坏客体。对坏客体的强迫性依附被保留下来，因为不管是从概念上来说，还是从经验的角度说，无客体是不可能的。在冈特瑞普看来，无客体不仅是可能的；退行到无客体状态的诱惑所创造的人格解体和失去活力是心理中最深层与最普遍的焦虑。
冈特瑞普通过巧妙地颠倒优先顺序而推翻了费尔贝恩的观点。在费尔贝恩系统中，客体的寻找、联结和关系的需要都是主要的；冈特瑞普认为退缩是主要的，客体的寻找是对抗退行性渴望带来的恐惧的次要的防御反应。在冈特瑞普看来，退行的自我抛弃了客体。费尔贝恩认为，自我永远不能摆脱客体；从本质上来说它是与客体缠绕在一起的。费尔贝恩甚至将非常退行与适度退行的行为理解为源于对内在客体的强烈联结。（例如，他［1954］提出，“自体性欲”中的生殖器象征了客体；力比多总是与客体联结的。）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最大阻抗是对坏客体的力比多依附。冈特瑞普则认为精神分析最大的阻抗是害怕退行的自我的虚弱与人格解体。与这种逆转相一致的是，他在其后期著作中只能使用“自我心理学”的名称来描述其观点。“客体关系理论”成为分析更加表浅的层面：“‘必须用客体关系的观点……来理解抑郁’，就是说，保持客体关系（作为客体关系的内疚）的需要与挣扎，但是……必须‘根据自我心理学的观点’来理解抑郁所造成的退行的深层问题。”（1969，p.144）冈特瑞普保留了先前理论的复杂性，但是他从防御退行的角度重新解释了所有动力过程的基本功能。
为了阐明费尔贝恩与冈特瑞普对心理病理和阻抗不同理解的临床意义，我们看看冈特瑞普本人提供的自传性资料的片段。在其死后出版的一篇文章中（1975），他对其生命中接受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分析的意义进行了感人而坦诚的回顾，围绕的中心就是他自己反抗退行渴望的内在挣扎。冈特瑞普对于费尔贝恩关于这个素材的解释持不同意见，对于后者处理方法的不满导致他构想出自己关于“退行的自我”的革新性概念（Kernberg，1980，认为冈特瑞普未解决的对于费尔贝恩的移情导致其倾向于扭曲后者的观点）。
冈特瑞普对于其母亲的描绘是，这个女人被剥夺了母亲的照顾，被迫去照顾弟弟妹妹，对于母亲身份的体验带有一种责任感与深层的怨恨。她哺育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哈里，希望哺育可以事先阻止第二次怀孕。她拒绝哺育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随之死掉了，此后她放弃了所有的性关系，并投身于商业生涯。根据其母亲的描述，冈特瑞普在三岁半走进母亲的房间，发现他的弟弟死在母亲的双膝上。他随后得了一种严重而神秘的疾病。他被送到了一个阿姨那里，他在那里得到康复，但是他有几年仍然多病而难养。冈特瑞普完全遗忘了关于弟弟死亡的体验。然而，这些体验在其后来生活中重要性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得了一种复发性“疾病”，一旦与亲密的兄弟般的人物分开，他就会精疲力竭。不发“病”时，他就表现为强制性的活跃，对工作全神贯注。
关于死亡、坟墓、被埋葬的人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图像不断出现在梦中，贯穿其一生。尽管冈特瑞普寻求分析来帮助其恢复这些早年的记忆，并治愈他感觉由此造成的这些心因性疾病，这些记忆经过两年的分析依然无法触及。后来，费尔贝恩与温尼克特都死亡之后，这些记忆最终出现在其一系列的梦中。这些梦是因为其健康原因被迫退休所触发的，他体验为屈从于母亲毁灭他或让他死的愿望。这些梦是由一系列不活动的、不可接近的、冰冻的母亲图像构成的，最终，是一个没有脸、胳膊与乳房的人物形象，把死去的弟弟抱在双膝上。冈特瑞普对这些图像的理解是对于其压抑的无力、疏远并完全分裂样的母亲记忆的再现。这些梦之后是一种由迟钝、机械与无生命的淡漠所构成的情绪状态，是早年崩溃性疾病最终逐渐削减的回响。
冈特瑞普的冰冻、肢体残缺的母亲意象的本质是什么？其枯竭性疾病的动力学意义是什么？从冈特瑞普的观点看，这些意象与疾病代表的是，因为严重而可怕的母爱缺陷，分裂样“自体的心”从生活的最终退缩。这种诠释源于其对费尔贝恩理论的修改，提出最终的分裂样分裂，自体的中心将自己与客体完全分离并断绝与生活的关系。枯竭性疾病代表的是，绝望地逃离母亲与死去弟弟的恐怖面容。他感觉在其整个分析中费尔贝恩几乎没有阐明这些问题。他报告称费尔贝恩建立诠释的根据是“俄狄浦斯期的”动力，以及费尔贝恩认为是冈特瑞普期望母亲来照顾自己。冈特瑞普没有解释或说明费尔贝恩关于这一点的想法；然而，可以根据后者的基本理论原则建构费尔贝恩的方法。在费尔贝恩系统中，冈特瑞普的意象和情感状态不能被看作是逃离他的母亲，而是回到母亲身边，在母亲的抑郁与疏远、病态与孤单中，渴望再次与她建立早年的联结，这是一种潜意识的顽强的挽留母亲的渴望。这种坚持反映在冈特瑞普报告的一个梦中，以非常具体而实际的词语显示了费尔贝恩关于客体联结的观点：“我正在楼下的桌子前工作，突然，一团无形的幽灵物质将我粘在一个危险而无用的楼梯上，牢牢地将我拽出了房间。我知道我会被她吸收。我反抗，突然，这团物质啪嗒一声掉了，我知道我自由了。”（1975，p.150）在费尔贝恩系统中，“无形的物质”是一种客体联结，冈特瑞普主动而又潜意识地使之永恒存在，尽管他有着对抗抑郁的防御与否认。
这些不寻常诠释的含义极为不同。从冈特瑞普的观点看，他的母亲不能支持生命，他对此的感觉是令人恐惧的，是创伤性的。尽管他在童年后期试图通过挑衅赢得母亲的爱，他最深层的恐惧是建立在巨大的逃离母亲及其他客体基础之上的，这种逃离表现为偶发的崩溃。在费尔贝恩系统中，中心问题不是逃离，而是忠诚并拥护冈特瑞普早年经历中抑郁而孤单的母亲。这些崩溃对他来说如此可怕，代表的是一种与母亲的死亡的、无生命的内核重聚的渴望，死去的弟弟仍然与母亲保持着令人嫉妒的联结。正如他在梦中表达的那样：“我知道我会被她吸收。”没有脸的母亲是“兴奋性客体”，这是冈特瑞普再次陷入枯竭与无生命状态中一直在寻找的。在费尔贝恩系统中，冈特瑞普将这种对于分裂样母亲（表现在其枯竭性疾病中）的极度渴望转化为逃离母亲的错觉。
冈特瑞普对于费尔贝恩理论的改编提出了几个临床应用中的严重问题。对他来说，病人是父母缺陷无辜而被动的受害者。所有形式的心理病理的核心是一个已经将自己隐藏起来的无助而受惊的小孩。冈特瑞普极其费力地赦免病人对病状持续所承担的责任，病人的问题是“前道德的”（1969，p.10），仅仅是原始的恐惧所致，从来就不是冲突或矛盾情感引发的。在这个方面，冈特瑞普的观点非常类似弗洛伊德早年基于婴儿式诱惑与兰科的出生创伤理论所建立的神经症理论。冈特瑞普反对兰科对于出生体验中躯体方面的重视，而没有关注母亲提供的个人化情感氛围，反对其重视快速治愈的号召，直接而迅疾地攻击出生创伤的情感残留，而不是逐渐地分析，完成防御。不过，他响应了兰科的观点，即所有神经症的下面是被包裹的创伤性（癔症性）神经症，激起并保留了对生活的逃离。
冈特瑞普对心理病理和分析过程的描述有点像儿童寓言“睡美人”。童年早期发生了可怕的创伤，由外界（不满的小精灵）强加在被动、无辜的孩子身上。这种创伤事件造成的恐惧与无助深藏在人格的核心，等待更加好客的环境的召唤，回到生活中去。病人的自体基本上是被动的；缺少良好的母亲照顾导致病人退缩到无生命的逃避状态，直到分析师（王子）将其从睡眠中唤醒。我们注意到了费尔贝恩将病人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系统中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因为费尔贝恩将神经症看作是坏的客体联结的主动永存。冈特瑞普移除了这种平衡；客体联结只是为了防御令人恐惧的、更为基本的逃离。在他的系统中，作为神经症底线和精神分析过程的最大阻抗的来源，恐惧替代了主动的忠诚。
冈特瑞普将病人描述为受害者的结果就是他乌托邦式的假设，即幸福圆满、完全摆脱焦虑与冲突，在人类的体验中是可能实现的。
假如我们想象存在完美成熟的人，从永久对抗驱力与控制的意义上说，他将不存在内在的心理结构。他将是一个全面统一的人，在总体良好的自我发展与良好的客体关系中，其内在的心理分化与结构只是代表了其多样化的兴趣与能力。（1969，p.425）
恰当的养育产生永久的内在和谐与平静。
那么，长大的儿童就会摆脱焦虑或内疚，跟家族之外的伙伴进入性爱关系，也会与志趣相同的人形成其他重要的不带性爱元素的人际关系，并进一步行使没有抑制性恐惧的、主动而自发的人格。这种父母的爱，希腊语称之为灵性之爱，以区别于性欲之爱，是心理治疗师必须给予病人的爱，因为病人没有从父母那里以合适的方式得到爱。（1969，p.357）
冈特瑞普将人类这种普遍的失败（达不到这种精神健康的神话）归因于不恰当的养育——剥夺性的、迟钝的或者是带有恶意的。他对病人的赦免伴有诋毁实际父母的倾向，与理想的养育和爱相对照的是，他号召治疗师提供“父母般的”爱（1969，p.350）。治疗师的好的养育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好生活与实际养育者的坏的养育之间的对立使得客体关系和移情产生永久性分裂，也会导致病人否认对主动保留神经症所负的责任。在冈特瑞普看来，治疗成败的关键是“拯救自我”（1969，p.213）。就像仁慈的精神动力学理论构成了人类的希望一样，在他看来，治疗师变成了具有英雄气概的养育式人物，将病人从非常糟糕的养育所导致的恐惧与无能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