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体心理学”

科胡特心理结构模型的基本成分是自体，“主动性的中心与印象的接收者”（1977，p.99）。这个构想所赋予的自体功能，在经典驱力模型理论中是属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结构的。因此，自体概念的理论地位不同于哈特曼思想中的自体作用，甚至与雅各布森思想中的自体也不同。自体不再是一种表征，不再是自我活动的产物，而是自身就是主动的主体；因而比早先的观点承载了更多的理论重要性。

这个变化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是科胡特吸收关系模型敏感性的载体。因为，如果与雅各布森的系统相比，自体在科胡特系统中具有新的、更重要的功能，自体的本质与起源是相似的。对雅各布森来说，自体从人际交流发展而来，而且终其一生调解个体与“客体世界”之间的交流。这在科胡特“自体心理学”中也是如此。正如戈德堡说的那样：“我们将自体理解为关系的所在地。”（1981，p.11）这两个观点的区别在于，雅各布森是将自体概念当作表征来用的，从而保留了经典结构的功能中心性，科胡特承认自体的功能作用，将其关系的来源直接作为理论核心。

对科胡特来说，儿童一出生就进入一个共情的、有回应的人类环境中；与他人的联结是其心理生存所必需的，如同氧气对其身体的存在一样。自体的开始出现在“婴儿内在潜能与（父母）对婴儿的期望趋向一致”之时（1977，p.99）。但是新生儿的自体是虚弱的、不定形的；这个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持久的结构或连续性，因此不能单独存在。这个自体需要他人的参与，来提供聚合感、恒常感与复原力。科胡特将这些他人——从婴儿的角度看还没有与自体分化——称之为“自体客体”，因为这些他人客观上是分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后来将由个体自己的心理结构来执行。在儿童与其自体客体的融合中，有微妙而广泛的成人体验的参与，包括成人对儿童的体验。用科胡特的话说：“儿童初步的心理参与自体客体高度发达的心理组织中；儿童体验到自体客体的感觉状态，这些感觉状态通过触摸与语调，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传递给儿童，这些感觉就像儿童自己的感觉一样。”（1977，p.86）自体客体通过婴儿需要的共情回应，为自体逐渐发展提供了必要体验，而且科胡特认为婴儿与自体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发展与心理结构的基本要素。

婴儿寻找两种与早年自体客体的基本关系，科胡特将这两种关系解释为表达基本的自恋需要。首先，婴儿需要展示不断演变的能力，并因为这些能力得到赞赏；科胡特认为，这代表了婴儿健康的全能与夸大感。后来，婴儿需要形成至少是一位父母的理想化意象，并体验到与这个理想化自体客体的融合感。在最佳发展过程中会相继出现两种关系结构：夸大的、表现狂的自体意象与“镜映的”自体客体联结在一起（“我是完美的，而且你赞赏我”）；低调的自体意象与理想化自体客体融合在一起（“你是完美的，而且我是你的一部分”）。

在最佳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因为父母不能镜映儿童或不能被理想化情况日益增加，自体与客体意象逐渐地从非常全面而古老的状态转变为更加复杂而有弹性的状态。如果这种情况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出现（有些类似温尼科特的“过得去的母亲”共情失败的模型），就出现自体客体关系的缓慢内化。（我们同意沃尔夫的看法，这个术语“比自体客体关系更加悦耳”［1980］，而且始终使用这个术语。）这个过程，科胡特称之为“转变内化作用”，就形成永久性心理结构，自体，包含从早年关系模式中得到的两个“极”。每一个极都可以形成健康而聚合的自体核心。因此，人格可以围绕夸大的、表现狂的倾向进行组织，表达为健康的抱负或坚定，而且是源于镜映的自体客体的，通常是母亲。要不然，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关系就可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力量。通常情况下，如果人格源于与父亲的关系（尤其是男孩），就会表达为健康而坚定地持有的理想与价值。某个特定人格的本质既取决于自体这两极的内容，也取决于这两极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极发生障碍，另一极的适当发展可以补偿。自体的任何一面得不到发展就会导致自恋的心理病理，特征是自体的缺陷感，以及不能保持稳定的自尊水平。

科胡特在其早期著作中将父母的作用描述为，只是为儿童提供自恋满足的自体客体，这样的解释意在将他的观点嵌入力比多模型框架中。在其后来著作中，父母的作用变得更广泛，所包含的远不止是简单地满足源于驱力的（甚至即使是自恋的）需要。在他的临床例证中，尽管他使用其最初构想的术语，很显然，科胡特所说的是包括一切与父母式人物联结的范围更广的概念。例如，到1977年，“镜映”概念指的是描绘母亲—儿童关系的所有交流，所包含的不仅是夸大的反映，也包括恒常性、滋养、一般的共情与尊重（1977，p.146—147）。在关于与父亲关系的补偿性价值的著作中，科胡特包括的不仅是理想化，也包括亲密、共情、共享，以及其他好关系的维度。沃尔夫（1980）扩展了这个描述，详细叙述了他所说的“自体客体关系的发展线”，包括在分化过程的某个时点对“对立”自体客体的需要。因此，在科胡特及其追随者的发展之下，很显然，自体客体不仅发挥自恋的功能，也提供越来越多的复杂关系需要与互动。

父母背离最佳自体客体功能导致他们被儿童体验为“是对其自体完整的非共情的攻击者”（1977，p.91）。微小或偶发的共情失败不是有害的；定期出现的过失促进关键的转变内化作用的过程。心理病理的病因，在科胡特看来，是长期的共情失败，可归因于父母的性格病理，逐渐削弱了儿童自体的健康发展。正如他所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父母的特定病因性人格，以及儿童成长氛围的特定病因性特征，造成了发展不良。”（1977，p.187）特定创伤性事件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记忆，是更加普遍的与父母关系障碍的结晶点。例如，父母的诱惑是破坏性的，不是因为行为本身，而是因为行为反映了父母长期缺乏共情。

科胡特更坚持费尔贝恩模型，认为明显的驱力相关固着，例如对食物、肛欲或俄狄浦斯期性欲的迷恋，反映了潜在的自体障碍。这些固着常常直接来源于类似的对于父母驱力相关的贯注，反映了父母潜在的自体障碍。患有自恋障碍的父母，被对食物、肛欲或过度性欲迷恋所掩盖和操纵、不能发挥共情的自体客体的作用；他们不能提供健康自体发展所必需的激励。父母不能共情地回应儿童出现的自体，儿童对自体客体的最初追求就分解为性与攻击关注，对应于父母的病理性贯注，因为儿童会使用任何可用的自体客体回应。

在这些构想中，科胡特将驱力是心理的基本成分替换为源于最早的儿童与客体世界之间的关系因素。儿童天生需要这些关系。他不是费尔贝恩意义上的客体寻找；自体客体的寻找不在于自体客体本身，而是作为内衡状态的载体。然而，自体客体关系的建立与保持提供了基本的动机能量。科胡特宣称“基本单元从一开始就是关于自体/自体客体单元的复杂体验与行动模式”（1977，p.249）。非破坏性的坚定与非冲动性的力比多元素与儿童早年的客体寻找交织在一起并被纳入其中。当发展进行良好时，婴儿式的性欲与坚定是与共情的自体客体联结的主要构成部分。破坏性攻击或纯快乐追求的单个出现，标志着病理性解体已经发生了。

科胡特对分析过程的描绘与其理论立场中潜在的关系假设是一致的。分析情景不是按照一个中立观察者解释病人驱力与防御过程来定义，而是按照人际场来定义的，分析师在其中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他声称“自体心理学的基本主张（是），共情的或内省的观察者原则上定义了心理学场”（1977，p.32n）。与温尼科特类似，自体障碍一般被理解为环境缺陷疾病；养育者没能让儿童建立并逐渐消融必要的自恋的自体客体结构，通过转变内化作用，在自体内产生健康的结构。没有这些体验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心理成长；自体障碍反映的是孤注一掷的，但必然是无效的支撑缺陷自体的努力。在分析中，病人要么通过镜映，要么通过理想化模式，建立一种自体客体移情。这提供了一种再次发展的机会：移情关系的转变内化作用可以成为补偿性自体结构的核心。

科胡特主张，对分析师来说，极其重要的是允许病人进驻并强化与分析师的关系，有可能使得因为早年自体客体失败所阻断的丧失的发展动力复原。病人最终放弃移情的自恋特征，这个过程是由分析师不可避免的共情失败促成的。病人就开始从更加现实的角度看待自己与分析师。同时，病人获得了形成自己抱负与理想的能力，不需要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来提供外在镜映或理想化机会。（科胡特后来提出，没有人能完全放弃对自体客体的需要。）

到1977年，科胡特扩展了其关于精神分析治疗行为作用机制的观点，将结构上的神经症病人包括在内。性格改变的实现不是通过解释，而是通过体验，对于分析师作为自体客体功能的“微内化作用”。他进一步提出，在经典驱力理论中操作分析师所产生的绝大部分治疗作用，源于他们对病人直觉与共情的接纳，即使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治疗情景的这些特征具有治疗作用。尽管科胡特在其所有著作中轻视恰当解释的重要性，他的确认为有必要澄清病人自体结构缺陷的来源以及病人性格的病因性特征。他从两个方面将这一点与关于解释的正统观点作比较。首先，他的重建指的是关系结构，不是经典模型中解释必须触及的潜在驱力。其次，没有必要总是要搞清楚病因性体验的所有方面。有些可能充满了太多焦虑，病人就无法有效使用，而且科胡特关于补偿性结构理论的提出，某些不能通过重建矫正的早年发展失败，可以通过对移情性自体客体的满意体验得到充分改善。例如，对病人来说，因为可能太具有威胁性，所以不能承认母亲的心理病理深度以及其后不能提供充分的镜映。不过，从对分析师满意体验获得的不断增长的益处，可以使自体变得足够强大，就没有必要对于早年体验作出完整解释（见Kohut，1977，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