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与弗洛姆：对比

尽管沙利文与弗洛姆创立的理论都是在人际/结构模型下运行，他们的重点以及处理某些主要问题的方法却有着显著不同。说到个体的发展和生活中面临的困难，社会在其中的本质与历史性位置，对比沙利文与弗洛姆对此的观点可以看到许多分歧。弗洛姆对社会道德与制度的批判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以及其作为纳粹德国逃亡者的体验。他认为社会危险地诱惑个体放弃完全真实的存在。沙利文对现代社会的态度有明显矛盾性特点。孩童时期体验到的深深的孤独感，以及其早年处理社会隔离对精神分裂症病人造成伤害的经历，导致他对社会制度和当代生活许多特点的批判。不过，沙利文确信，对当代社会的适应和整合，尽管存在缺点，却是精神健康所必须的。不管文化多么不合理，成为人的过程就需要学会去适应它。精神健康，他坚持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明显不同于弗洛姆，包括“舒适的适应……你作为一部分的社会秩序”（1940，p.57）。实际上，对沙利文来说，现代文化道德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异质性造成的最大危害，恰恰就是其带给文化适应的困难。“众多可怕的隔离是我们人类特有的特征，是精神障碍的内核。”（1972，p.329）与弗洛姆将适应社会看作是最明显、最常见形式的神经症不同，沙利文认为文化适应是整个人类生命的必要条件。

沙利文相信人不可能逃离社会环境，而弗洛姆相信这样做是必要的，两者的对比就构成其人际模型中许多重点分歧的基础。沙利文强调需要建立和保持与他人的关系，尽管不可避免的是以失去自我完整性为代价。孩子生于一个家庭，必须降低其姿态（尽管不一定是不可逆的），以减少与他人关系中的焦虑。这不是选择，而是发展的必要条件。通过各种安全操作，自体系统在童年呈现的形式就被终生保存下来了。沙利文的方法本质上是发展性的——成人生活中的神经症操作代表在特定发展阶段获得的儿童期的模式和解决方法。与此相对照，弗洛姆不是将建立和保持与他人的婴儿式关系看作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退行的防御。神经症的联结，就像社会的因循守旧一样，是有诱惑力的，但可以抵抗，其虚假的承诺很迷人，但最终只能产生绝望。对弗洛姆来说，神经症本质上是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方法本质上是非发展性的：成人生活中的神经症操作是退行性地逃避全面个体化生活中固有的焦虑。

沙利文从纵向视角看待生命：自体系统通过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传来的模式发挥作用，只有总览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弗洛姆是从剖断面看待生命：个体将错觉样的解决方法应用到生存情景中，他在其中找到自己。这些解决方法，从其早期与他人关系的背景中发展而来，其功能就像生活中没有远见的娱乐，缓解人类环境中为解决痛苦的强迫性药膏。

沙利文是决定论者：人是过去人际整合的产物，这些人际整合被保存在记忆中，并通过预见持续重构。预见，在其理论中，是自动扫描行为，将过去的情景投射到当前与未来，因而影响动机。（沙利文不考虑人是否能选择，是否进行预见。）你只能预见你所体验到的；你永远不能挣脱你人际体验的历史。相反，弗洛姆是存在主义者：人在不断做出选择，前进或后退，真正地生活，或者被错觉所折磨。

尽管沙利文从未评论过弗洛姆的工作，弗洛姆，尤其是在其后期著作中，越来越多地批判沙利文的理论（1955，p.130；1970，p.31）；这种批评的路线被沃尔斯坦（1971）和克伦伯特（1978）延续下来。他们认为沙利文提出了关于人类观点，认为人类是空虚地绝望地寻找安全感，只是被人际和文化价值观所围绕、填充。沙利文反对“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错觉”，觉得是背叛了其理论的因循守旧的本质，使得沙利文的思想，连同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变成了资产阶级调节的心理学。每个个体真正的独特性，在弗洛姆的视角下是多么基本的东西，就这样被否认了。我们相信，这种批评建立的基础是对沙利文关于“个体性”陈述的误读，没有将其自体的概念与其对人格其他部分的描绘区分开来，前者明显是自恋的、墨守成规的，后者包含许多建设性的、独一无二的、真实的特点。谈到自体在对抗焦虑中用于装扮自己的所谓的“特殊性”，沙利文使用“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错觉”的词语。他提出，我们每个人因为特别的智慧、天赋、缺点和欺骗，将自己看作是独一无二的、自立的、与其他人不同的。“这就增加了独一无二个体性的妄想，与个人全能感与全知感的信念有关，针对每个心理生物学机体的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我欺骗的表达——个体性总是必须逃离科学的方法。”（1936，p.16）

这种错觉式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信念，大量汲取了少年期遗留下来的竞争和志向，沙利文感觉其统治了我们这个特别的社会，其运作就像是“错觉之母，成见的孕育之源，使得我们理解他人的所有努力几乎化为乌有”（1938，p.33）。这样定义，自体就不会跟作为整体的人相混淆。在沙利文关于人格的理论中，本质上发挥负性功能的自体系统与人格中其他正性力量之间，存在连续的、核心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人类机体向着健康和成长发展的基本要旨（1940，p.97）。在每个发展时期的开始，人格中朝向成长与健康的松散的力量能够突破静态的、退行的自体，创造出新的可能性（1953，p.147，192）。那些批评沙利文的理论因循守旧的人从其关于人的理论出发，错误地认为其关于自体系统的构想，从定义上看是因循守旧的。

弗洛姆派的批评，尽管对沙利文观点的描述不准确，但指出了其理论中的重大遗漏与缺陷：没能提供看待非病理性功能的组织结构的框架，没能提供关于健康的理论。沙利文提出，没有焦虑的暴虐，自体将扩展至包括整个人格。自体系统，正如他描述的那样，不再是必要的，将可能不复存在。不过，关于理想的健康状态是什么样子，沙利文的描述是非常模糊和前后矛盾的。他的演讲中确实有一段思考了理想社会（既合理又一致）中自体的本质，但他是犹豫不定的。首先，他提出，这样一个完全合理的情景根本不会产生自体系统；然后他提出，因为功能的专业化是任何先进社会所必需的，焦虑与自体系统将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断定，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文化氛围下，自体系统当然是不同的：“据我所知，将不会演化出……我们遇到的那种像自体系统的东西。”（1953，p.168）

沙利文关于自体系统的定义，单就其抗焦虑功能而言，在其关于非病理性功能的自体组织的理论中留下了空白。健康人格中存在模式或组织吗？抛开对安全操作和焦虑的回避来谈论“自体”有意义吗？对非病理性功能的最好描述是无形的、无自体的流动吗？沙利文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更多地限制了其对心理病理学理论的贡献，而非普通心理学。

沙利文与弗洛姆所建立的不同版本的人际/结构模型提供了丰富的互补性；在某些方面，纠正了彼此的某些缺陷。沙利文创建了与他人关系如何整合入人格的发展史。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焦虑作用和安全操作的精细分析，以及常见的注意、预设和感觉的微妙转换，它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保护了自体，并构成了生存的大多数困难的基础。其著作中最有问题的区域，除了他为了避免结构化的隐喻而经常使用不一致、繁琐的语言之外，就在于他关于意志问题的决定论方法，没能提供看待非病理性的、真正功能的框架。弗洛姆的人际/结构模型提供了更大的文化历史框架来看待心理病理和健康的、真正的努力。他使用的语言更加清晰，尽管他的勾画也很宽广，但缺少必要的临床和精神动力性说明。弗洛姆从未对临床精神分析的详细情况进行全面的描述，其工作缺乏沙利文所提供的那种关系过程的细节。像绝大多数受存在主义传统影响的作家一样，他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发展框架，在儿童前体的选择能力方面有麻烦（对比Schafer，1978，p.194，以及Shapiro，1981，竭力处理这个棘手的概念问题做出的努力）。因此，尽管其关系模型理论方法有明显的不同，沙利文与弗洛姆人际模型之间还是需要有关键性的融合，前者强调发展的起源，后者强调为真正的自我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