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D·费尔贝恩

最近，如果专心听，我越来越能够听见哭泣的声音……只在我单独与妈妈一起时才会出现。实际上，哭泣的回声从未停止：只是我现在生活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安静，我重新听到了声音，就像女修道院的钟声，在白天被街上的喧嚣所掩盖，在傍晚静谧的空气中再次听到钟声之前，人们以为钟声早就停了。

——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

19世纪40年代早期，W·R·D·费尔贝恩发表了一系列晦涩难懂但内容丰富的论文，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与沙利文的“人际精神病学”一道，为驱力/结构模型到人际/结构模型的转变提供了最为纯粹清晰的表达。费尔贝恩住在爱丁堡，在距离和学术上与精神分析处于半隔离状态，有着哲学和神学的学习背景，使得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系统进行大胆而深入的重新思考。费尔贝恩的策略与沙利文形成鲜明对照，他绕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发展了自己的语言与概念框架。费尔贝恩的方法也与其他英国理论家，诸如克莱因和温尼科特，以及美国自我心理学派极为不同，所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尽可能保留经典的理论。

费尔贝恩从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核心问题，即力比多理论与性心理发展理论开始，挑战其基本假设与原则。他直接关注的焦点不是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实际上，他感觉绝大多数分析师在与病人工作过程中轻视病人与他人的关系，对于这样的意见，分析师理所当然会感到愤慨。相反，他所关心的是为何他们不能将与病人的临床经验应用到最基本的理论原则中。费尔贝恩认为，力比多理论与性心理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概念基础所呈现的，是对人类动机与体验错位的强调与基本的误解。

执业分析师相对不熟悉费尔贝恩的著作，精神分析文献鲜少直接引用其观点，这与他在精神分析观点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是不相称的。这种忽视，除了距离上的隔离和源于其不赞成正统力比多理论的政治考虑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首先，费尔贝恩进入心智成熟时期，正是克莱因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扩展占主导地位的高峰期。其早期论文都是基于克莱因的观点写成的，即使后期论文也使用了很多克莱因的语言，尤其是提及内在客体关系使用的术语。不过，那些倾向于将费尔贝恩的著作与一般分类下“客体关系理论”或“英国学派”混为一谈的批评家，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费尔贝恩已经改变了从克莱因借用的所有主要术语与概念的意义；他对人类体验的大视角与克莱因有着本质的不同。

费尔贝恩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第二个因素是，对其观点的全面介绍只有冈特瑞普一人（1961，1971）。对于改为推崇他与费尔贝恩共同持有的观点，以及强调他自己对于费尔贝恩观点的修正与扩展，冈特瑞普有着浓厚兴趣。结果，他容易掩饰费尔贝恩著作中存在问题的领域和不一致的地方。费尔贝恩理解心理病理的核心原则就是，自我的所有部分总是与客体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心理病理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自我试图永远保留内在客体代表的旧的联结与希望。另一方面，冈特瑞普也强调，在所有形式的心理病理中，自我撤离了客体（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这提供了对心理病理本质非常不同的理解。然而，冈特瑞普的观点只是对费尔贝恩理论的阐述和不可避免的拓展，模糊了两人之间的主要差别。对于那些只是通过冈特瑞普的介绍而了解费尔贝恩著作的读者来说，很难梳理出费尔贝恩观点的特殊贡献。

对于费尔贝恩相对模糊的认识的第三个原因与他的写作有关。尽管他确实是将他的主要文稿整合成了一卷，但是他没有将其改编成一个连续而全面的理论，而是以最初的时间顺序与形式进行编写的。因此，读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且是一系列问题变幻不定而又相互关联的不同构想，一遍又一遍地围绕着同一个领域，彼此却在总体上不相一致。费尔贝恩多次指出，他所提供的“不是对已存在的观点的系统阐述，而是思想路线的逐步发展”（1951，p.133）。这种陈述模式有利亦有弊。有利的部分是，读者阅读费尔贝恩的著作会有兴致再次创造并重新考虑他努力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已经完成的著作带有拼凑的特点；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经常是模糊的、描述不清的。

费尔贝恩写作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倾向于抽象化与过度系统化。他处理广义的理论问题，经常没有临床引述与意涵。他似乎着迷于理论建构本身的错综复杂，其理论经常呈现出美学观点或者逻辑上的排列组合（1944，p.128）。在一大堆细节、技术术语与错综复杂、高度概述区分的资料中，其著作可能会失去在临床和理论意义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