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理论的各个阶段
儿童的精神分析治疗有着巨大的技术困难。要分析任何人，你必须想办法进入其体验和幻想。自由联想为成人的精神分析提供了这样一个途径，但由于儿童的言语表达能力常常比成人差，通常活动较多，直接将自由联想技术用于儿童是不可能的。克莱因试图通过谈话让最初的病人参与治疗，但很快就看清了言语媒介的局限性，需要一种更加直接的探索工具来进入儿童的幻想和内心世界。对游戏的观察和解释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克莱因认为游戏在儿童的心理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代表了儿童最深层的潜意识愿望与恐惧的再现。尽管有时儿童是自己玩，经常让治疗师参入游戏，并给治疗师分配角色，现在淘气的孩子受到了病人的惩罚，现在慈爱的父母在奖赏病人，诸如此类。通过观察和解释这些角色表达的意义和安排，克莱因能够帮助儿童解决各种冲突、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完全不同的认同[1]。配备了游戏解释的装备，她在早期论文中急切地探讨弗洛伊德关于婴儿式体验的假设。
这些早期论文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特别重视力比多问题，甚至比弗洛伊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弗洛伊德偏好平衡的二元构想，性心理总是与其他动机的问题并列。克莱因在儿童世界的每个角落都看到了生殖器期和俄狄浦斯期性欲。字母与数字带有性的意义（人物建构中的线条与圆圈代表阴茎与阴道）。算术（例如，除法代表激烈的性交）、历史（早期性行为和冲突的幻想），以及地理（母亲身体的内部）隐藏着性的兴趣。音乐代表父母性交的声音。言语本身象征着性行为（阴茎就像舌头在象征阴道的口中活动）。显而易见，儿童世界的各个方面代表了生殖器的活动：“自我活动和兴趣……本质上是生殖器的象征，也就是说，是性交的意义。”（1923，pp.82-83）
在克莱因看来，力比多的发展与儿童的求知驱力密切相关[2]。儿童发展出关于母亲身体内部及其包含的秘密的复杂幻想，这些秘密包括食物、粪便、婴儿，以及克莱因1928年前所认为的父亲阴茎的幻想。外部世界代表母亲的身体，克莱因将小孩子描绘为深入而急切的探索者。因为求知驱力是如此重要和有力，而且因为是在儿童用语言发展出甚至是最小的能力之前出现的，它不可避免是失败的，导致强烈的渴望与暴怒。对克莱因来说，在其观点发展的这个时点，所有抑制源于阉割恐惧，以及追求性满足和知识会受到惩罚的预期，所有心理病理是由一系列儿童期性欲的压抑造成的。
尽管克莱因感觉她已经为弗洛伊德的发展理论找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就发展年龄而言确实有出入。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看作是婴儿式性欲的顶点，在早期的性前期组织顺序展开之后才出现，而克莱因的资料显示在更早的时间就出现了俄狄浦斯期的兴趣与幻想。她将俄狄浦斯期感觉的开始在顺序上置于更早的时点，甚至将其起源定位于生命的第一年，大约在断奶之时。她认为断奶和如厕训练所带来的婴儿与母亲联系的破坏，以生殖器幻想的形式加速了对父亲的转向，对男孩来说，接下来在生殖器期的层面而不是口欲期的层面转向母亲。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在儿童时代末期俄狄浦斯期消融之后出现的，而克莱因的研究显示超我形象出现得更早，其形式是严厉的、挑剔的自责，伴有更早的俄狄浦斯的幻想[3]。
克莱因观点的第二阶段始于从强调力比多问题到攻击问题的明显转变，在这一点上，她领先于弗洛伊德。在1920年之前，弗洛伊德已经认为攻击能变成力比多或自我保存本能的一个方面。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a）中，他将攻击确立为其自身就是一种独立的能量源，并从普遍的生物学的自我毁灭倾向推测其本源，他将这种倾向名之为死亡本能。克莱因逐步吸收并极大地扩展了弗洛伊德对攻击的新重视。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其著作中攻击的重要性已经掩盖了所有其他的动机。在情感生活的每个方面，力比多的兴趣不被看得那么重要，那么冲突，在许多方面，被视为对攻击动机的反应。早些时候，克莱因已经认为儿童对母亲身体内容物的兴趣是被快乐与知识激活的；她现在视动机为拥有、控制和毁灭：“最主要的目标是他自己要拥有母亲身体的内容物，并通过施虐所能指挥的每一个武器来毁灭她。”（1930，p.236）施虐不缺武器。
克莱因对于俄狄浦斯情结本质的看法，从努力获取违禁的快乐，害怕惩罚，转变为努力获取权利，进行破坏，害怕报复。她现在认为，直到俄狄浦斯情结后期——远在儿童与父母关系的早期发展之后，力比多冲动本身也没有问题。“只是到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才显露出来；在早期阶段，对抗伴随的毁灭冲动才是防御的目标。”（1930，p.249；斜体为原文标注）儿童感到焦虑与内疚，不是因为欲望，而是因为伴随力比多冲动的毁灭幻想。儿童的情感生活是以偏执焦虑为中心的——害怕来自母亲和父亲阴茎（在母亲体内）的强大而致命的报复，报复儿童幻想中对父母造成的毁灭，尤其是他们的性结合。原始的、内在的毁灭性替代了对快乐和知识的追求，成为生命的驱动力和心理冲突的核心。
克莱因在1932年提出的关于心理的构想包含许多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有意义的、革新性的延伸。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对（潜意识）幻想的处理方法以及内在客体概念的发展。弗洛伊德曾将幻想描述为挫折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过程。在他的系统中，幻想和直接满足是可供选择的渠道。克莱因缓慢但全面地扩展了（潜意识）幻想在心理生活中的作用，所提出的几个特点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是缺如或极少的：阐明潜意识幻想不同于欲望受挫后意识层面的具体修复；通过种系遗传，儿童所拥有的、潜意识幻想使用的储存潜意识映像和知识的仓库；潜意识幻想的作用不是对实际满足的替代，而是伴随物。（现在已经习惯使用“phantasy”来标明幻想在克莱因理论中的广泛意义，我们尽可能采用这种用法。）“phantasy”这个词具有的新意义是逐渐地、不声不响地发展而来的，直到1943年，艾萨克斯发表《关于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这种扩展的深度才得到阐明。艾萨克斯提出这样的观点，后来得到克莱因的认可，潜意识幻想是所有精神过程的基本构成物质。从分离的、替代的过程转向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这种概念的延伸成为克莱因对驱力概念进行重构的主要元素。
被克莱因极大扩展的第二个弗洛伊德的概念是关于“内在客体”的观点。弗洛伊德对于内在的父母的“声音”、映像和价值的描绘基本上局限于超我，在俄狄浦斯期危机解决的过程中进行内化。克莱因对这个概念的扩展充满了她对潜意识幻想的广泛使用。在她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描述中，儿童的精神生活充斥着关于越来越复杂的，尤其是关于母亲“内部”的潜意识幻想。儿童渴望拥有他想象的母亲子宫内所有的财富，包括食物、有价值的粪便、婴儿以及父亲的阴茎。他在潜意识幻想中想象并破坏父母彼此间不断发生的性交，他将其设想为他不可获取的宝贵营养物质的交换。他想象自己的身体也有类似内部，好与坏的物质和客体驻留其内，他专注于“不断更新的努力（a）抓住‘好’物质和客体（最终就是“好”乳汁、“好”粪便、“好”阴茎以及“好”儿童），在其帮助下，使其体内的‘坏’物质和客体不能正常活动；（b）在其内部积累足够的储备以对抗外部客体对其发起的攻击”（1931，p.265）。一系列复杂的内化了的客体关系就建立了，克莱因后来宣称，关于内在客体世界状态的潜意识幻想和焦虑就成了你的行为、情绪和自体感的潜在基础。
克莱因工作的第三阶段是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5年，在此期间，她的焦点再次转回力比多问题。不过，她早期对力比多问题的著作强调经典驱力/结构模型对于感觉的、基于身体的快乐和性欲，而后来她对这些问题的治疗关注更加复杂的爱的情感和修复的愿望。（西格尔提出，克莱因的儿子在1932年意外死亡促使对爱、丧失与修复兴趣的重新出现［1979，p.74］）。尽管修复概念在1929年被简短提及（1929，p.235），在《儿童的精神分析》（1932）中对这些问题也有讨论，但并未成为克莱因关注的中心，与攻击地位同等，一直延续到1935年抑郁性焦虑概念的建构。在早期著作中，她将婴儿的核心恐惧描绘为具有偏执的本质；儿童试图避免坏客体的威胁，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总体上是将其映像分开存放，并与自体和好客体隔离开来。因此，这种早期体验组织的主要特点，克莱因在1935年将其命名为“偏执心位”，包括好客体、好感觉与坏客体、坏感觉的隔离。
克莱因（1935）提出，婴儿在最初4—6个月发展出内化完整客体（相对部分和分裂客体而言）的能力，这就造成儿童心理生活重点发生明显转变。儿童此时能够整合之前对母亲的分裂的感觉，感觉到只有一个兼具好坏特点的母亲。如果只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就成了儿童暴怒的目标，而不是那个分离的“坏母亲”。正是他所珍爱的母亲，既是一个外在的真实人物，又被镜映为一个内在客体，儿童在遭受挫折和焦虑期间，在潜意识幻想中的肆意恶虐中毁灭了母亲，克莱因特别将此与断奶期的挫折感联系在一起。儿童担心他已经毁灭了这个完整的客体，对其命运充满恐惧和害怕，克莱因将这种情感命名为“抑郁”焦虑。偏执焦虑害怕来自外部对自体的毁灭，而抑郁焦虑则是面对由儿童自身攻击造成的潜意识幻想毁灭，对他人命运的担忧，其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面对口欲挫折造成的暴怒，儿童想象他的世界被残酷地灭绝，其内部是如此贫瘠。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一个空壳。儿童试图通过“修复”来解决其抑郁焦虑以及伴随的强烈内疚，通过修复性的幻想和行为来修复母亲。他试图重新创造他已经毁灭了的他人，使用潜意识幻想中全能感发挥爱与修复的作用。克莱因明确指出，儿童对他人的关注不只包括对抗其毁灭力量的反向形成，也不仅仅是依赖客体带来的焦虑。对客体命运的关心是真实的爱与悔恨的表达，就像克莱因后来指出的，是随着儿童从母亲那里得到善良的深深的感恩而发展的。（到1948年为止，克莱因认为抑郁焦虑和内疚实际上始于最早与乳房的关系，但直到最初4到6个月内摄完整客体之时，才取得核心地位［1948，p.34］。）
克莱因动机系统的核心问题有了转变。第一阶段，追求性快乐和知识是核心焦点；第二阶段，试图控制迫害焦虑的情景，保证不遭受毁灭和报复的威胁就成了重中之重；第三阶段在克莱因从驱力/结构模型向人际/结构模型的转化中是至关重要的，担心客体的命运，试图恢复客体，再次通过爱使其变得完整，就成了人格中的驱动力量。“试图拯救爱的客体，修复和恢复爱的客体，这些努力在抑郁状态是与绝望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自我对达成修复的能力有怀疑，这些努力就成为所有升华和完整的自我发展的决定因素。”（1935，p.290）客体不再只是驱力满足的载体，而成为婴儿与之保持强大的人际关系的“他人”。
克莱因扩展了抑郁心位的首要位置，并将俄狄浦斯情结归于其麾下，对其重新定义，总体上将其描述为抑郁焦虑以及修复企图的载体（1935）。抑郁焦虑从来没有得到全面的克服，她提出：一个人在面对自身冲突情感的时候，其客体的命运仍然是终其一生的关注中心。作为人自身毁灭性的结果，和对过去的憎恨与伤害的报复体验到所有丧失。通过丧失，人对世界和自身内部的体验是枯竭而荒芜的。一个人的爱，创造和保护与他人良好关系的能力，觉得都是无能为力而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对他人的好体验增强了你对自己爱的力量和修复能力的信心。憎恨与恶意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得到宽恕的；也有希望和可能去接近他人。真实的他人在克莱因后期的构想中是极其重要的。儿童感觉已经对父母造成了伤害，为此感到悔恨。他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修复这种伤害，并使其变好。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接下来与他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他的自我感觉，在极端情况下，要么是未被发现的秘密凶手，要么是被赦免的悔恨罪人。
那些将克莱因理论描述为专门强调恨与毁灭的批评家，经常误读克莱因关于抑郁心位的构想，认为抑郁心位是相对罕见的发展成就，只有在早期偏执阶段克服了普遍的分裂操作，才有可能达成。在这种解读中，对他人抑郁性的关注是后期出现的，明显是继发的现象。然而，克莱因不断指出“婴儿式的抑郁心位是儿童发展的核心心位”（1935，p.310）。所有个体，包括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病人，都内摄了完整客体，因而与抑郁焦虑进行抗争，活在偏执组织中的人，面对他感觉对所爱之人造成伤害所产生的抑郁焦虑，就会退缩。这样的人是没有能力去爱的；分裂、恶意等下面是“深刻的爱”（1935，p.295）。克莱因在后来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在精神分裂症的最深处，是对于“被毁灭冲动掌控以及已经毁灭了自己和好客体”的绝望（1960，p.266）。正是这个克莱因认可的爱与修复的核心，使得其最早合作者之一的里维埃提出，修复的贡献“可能是克莱因著作的最基本方面”（1936a，p.60）。
克莱因工作的第四和最后阶段从1946年的论文《关于某些精神分裂机制的说明》一直延续到她1960年去世，这两个阶段中的重大研究课题，是深入考虑早期对偏执过程的重视之后，试图平衡和整合她后期关于抑郁与修复的著作。尽管她早就讨论过分裂过程（见关于“分配”超我意象的讨论，1932，p.215），分裂在其著作的最后阶段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克莱因早期对分裂的讨论关注了客体的分裂与分散（好与坏、内与外），而她在1946年谈到分裂也是自我的一个特征。客体的分裂促进自我的分裂并与之保持一致。费尔贝恩早在19世纪40年代关于自我分裂著作的影响得到了明确的认可，实际上，克莱因将他的术语“精神分裂样的”（指自我的分裂）用于早期对偏执过程的描述，生成一个新的术语——“偏执—分裂心位”，用来描述弥漫着迫害焦虑体验的结构。“投射性认同”概念用于描述分裂的延伸，在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某些部分与自体的其他部分分离，并投射到客体。在真正投射中，就像弗洛伊德最初使用这个词以及克莱因对这个词的使用一样，分离的冲动是客体属性；在投射性认同中，这种属性与实际的自我片段有关。因此，与弗洛伊德关于投射和认同概念相比，投射性认同是一个更加互动的概念。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代表”的是被投射自体的方面。（对于克莱因及其追随者使用“投射性认同”的深刻批评，见Meissner，1980。）
最后一个重要的概念在克莱因事业的最后阶段得到了重大发展，那就是“嫉羡”。尽管早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就提到了嫉羡，但直到1957年《嫉羡与感恩》出版，在理解心理病理以及与治疗过程的关系中，才确立了嫉羡的核心重要位置。克莱因关于嫉羡起源的构想根植于她对体质性攻击的假设。她提出，在早期，原始的嫉羡代表的是一种特别恶性的、灾难性的固有攻击。儿童所有其他形式的憎恨都指向坏客体。这些被体验为迫害性的、邪恶的（总体来说，是因为他们通过投射和投射性认同包括了儿童自己的施虐），儿童转而憎恨他们，（潜意识地）幻想其痛苦与死亡。与之所对照的是，嫉羡是指向好客体的憎恨。儿童感受到母亲提供的美好与养育，但感觉还不够，怨恨母亲对其的控制。乳房释放限量的奶水，然后就没了。克莱因认为，在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中，感觉乳房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储藏奶水。
克莱因区分了嫉羡与贪婪。对于后者，婴儿贪婪地想拥有好乳房的所有内容物，不会顾及给乳房带来的后果，他想象着将乳房“挖空”并吸干。对于贪婪的婴儿来说，就像寓言《下金蛋的鹅》中的农夫一样，毁灭是贪婪的后果，不是动机。处于嫉羡状态时，婴儿想破坏、毁掉乳房，不是因为乳房是坏的，而是因为乳房是好的。正是因为这些财富和营养的存在，超出了婴儿的控制，这是他不能忍受的，因此就极力毁掉它们。克莱因认为，这种嫉羡造成的巨大危害，源于早期分裂的侵蚀。在非嫉羡性憎恨中，毁灭是对坏客体的报复；通过分裂保护了好客体，结果，至少在某些时候，婴儿感觉得到保护，是安全的。嫉羡的后果，婴儿毁灭了好客体，分裂就失效了，随之带来迫害焦虑和恐惧的加重。嫉羡毁灭了可能的希望。
尽管克莱因早期的嫉羡概念是从生来具有的攻击发展而来，但从更加经济学的角度看，嫉羡可以源于其他的因素：儿童强烈而贪婪的需要导致的挫败（就像克莱因本人不断指出的那样，这种需要大大超出了完全实现的可能性）；经常出现的育婴者带来的强烈焦虑或不确定性（就像沙利文所描述的）；儿童认知能力的原始本质，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如同皮亚杰所阐述的）。当婴儿活在时时刻刻的感知运动状态时，对焦虑而易变的抚养者有着强烈的需要与依赖，在这种情况下，除可预想的先天的攻击之外，早期的攻击似乎是无法避免的。
克莱因关于嫉羡的描述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精神分析中那些非常严重的病人，他们似乎不能从精神分析体验中获得任何积极的东西，表现出弗洛伊德所说的“负性治疗反应”。弗洛伊德曾经指出了潜意识内疚的作用。克莱因的构想似乎更加接近某些病人表现的现象，他们表达的（经常是经过相当长的分析之后）不是不值得拥有的感觉，而是对“善良”本身的憎恨。他们在嫉羡中所体验到对分析师的恶意，恰恰与其潜在的善良、疗效和爱联结在一起，他们只能不完全地获得，而且是根据分析师的节奏与兴致来发放的。分析中的阻抗可以成为破坏分析师的力量及其助人之力的载体。病人将每个解释变成无用或有害的东西；病人通过嫉羡系统地毁灭了所有希望，就是因为这种可能之感是痛苦的、无法忍受的。克莱因提出，只有通过对嫉羡本身作用的解释，病人才能摆脱对分析恶毒而怨恨的蓄意破坏，也包括一般情况下与他人的关系。
在这个最终阶段，克莱因的著作是对其早年贡献的综合，将生命视为两方之间的挣扎，一方是爱与修复创造的整合，另一方是憎恨与强烈嫉羡造成的分裂、失整合和破坏。将客体好与坏的方面保持在一起，是痛苦而困难的：必须面对抑郁性焦虑与内疚，同时必须承认爱的局限性和矛盾的现实状况。大量的恨使得他人的完整性难以支撑，必须转换成偏执—分裂机制，好与坏在其中是分裂的，导致失整合与枯竭。克莱因对人类境况的最终描述是，人类挣扎着将自身与对他人的体验整合在一起，尽管这个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就是为了对抗其自身的毁灭与嫉羡所造成的碎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