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普通心理学

从广义上说，哈特曼的理论扩展是为他强调将精神分析发展成为“普通心理学”服务的，而不是非常狭隘地局限于关注心理病理的理论。弗洛伊德这个早期目标（见《科学心理学设计》，1895a；也见Hartmann，1958），鉴于他其后对心理病理的，尤其是心理神经症现象的兴趣，就被忽略了。哈特曼提出，对俄狄浦斯期神经症的研究导致将心理冲突看作是首要的病因学因素，并阐明了驱力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解释冲突的概念（Hartmann，Kris & Loewenstein，1951）。因此，许多年以来，精神分析专门关注的几乎就是驱力、冲突以及最终的神经症症状表现。弗洛伊德著作中很少关注非病理性发展与行为；其理论，尤其是早期，缺乏心理动力性的正规性。不过，某些“正常”现象，特别是梦、玩笑与口误，得到了研究，这些可以用神经症模型进行解释。神经症患者的人格，即使在不涉及症状范围内，也没有得到足够理论上的重视。

对哈特曼来说，精神分析既有广义的，也有狭义的目标（1939a，1950b）。对心理病理的关注，结果就是几乎专门关注冲突，代表的是狭义的方法。他认为，同等重要的是，要包括更加宽广的目标，要回到弗洛伊德创立普通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最初目的。从广义的观点看，精神分析必须成为关于总体人格的理论；必须解释正常现象，也要解释病理现象。这就要求理论致力于传统非分析性（也就是描述性）心理学研究，诸如适应环境、成就、自我兴趣，以及更加普遍的理性和非理性行为领域等主题。哈特曼认为正常与病理是密切相关的，认为“不处理神经症与正常功能的相互作用，我们就无法处理病人的神经症。我们认为，为了完全掌握神经症及其病因学，必须理解健康的病因学”（1951，p.145）。正是因为这样的终极目标，对于自我以及个体在真实世界存在的研究占据了哈特曼理论建构的核心。

哈特曼通过扩展处理诸如行动、理智化、幻想与价值等现象的经典理论观点，使用了两种水平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区别。行动不是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概念，因为“在心理内部冲突的研究中，行动可以暂时被画上括号”（1939a，p.86）。而且，“从结构和遗传的角度说，行动源于更基本的人类特性”（1950a，p.91）。被定义为现实世界中行为的行动，从狭义的精神分析角度看，只有当行动才是事件潜在精神动力状态的可靠指标时，行动才是被关注的。要扩展理论应用，就需要更加关注个体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迫使行动更加接近哈特曼所说的理论建构的“中心舞台”。因此，作为普通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概念为理论指出了道路，解释人们如何与世界相处；理论的一部分必须是关于行动的。受到操作主义哲学原则影响的沙利文及其他理论家，将行动看作理论建构的主要焦点，因为可以直接观察行动。内在的心理冲突，构成对可以公开观察现象非操作主义的可定义的推断，从定义上就被排除在外了。哈特曼反对这种限定，但是他对行动赋予的中心理论作用，确实加强了对人类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重视。

类似的考虑构成了哈特曼区分广义与狭义理智化观点（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御形式）的基础。理智化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狭义的观点），在其著作出现之前，得到许多精神分析师的诸多研究。从这个观点看，理智化是自我防御机制之一，是应对不能接受的驱力需求的方法。因此，对理智化的兴趣会重视其作为病理性过程的原因或结果的作用。对于这个观点（他没有否认这种相关性），哈特曼进一步称理智化具有行动的意涵，也就是说可以影响个体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驱力功能，必须将理智化作为一种潜在建设性的、现实取向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进行分析。从广义精神分析角度看，除了解决冲突的作用，构成许多防御机制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具有适应的功能（1939a）。

哈特曼对幻想的治疗类似于他对待理智化的方法，并对此做了补充。从狭义角度看，幻想可以解释为退行的病理性现象（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说），因为幻想包括从现实的撤离和抛弃次级过程的思维。不过，也可以理解为通过迂回过程拓展了个体与现实的关系。幻想中想象的使用能够使人从新的角度处理问题；也可以使人找出不是源于更加逻辑思维的解决方法。作为具体压力导致的结果，允许个体从现实情境暂时撤离，就抑制了问题的解决，幻想可以创造一个环境的“呼吸空间”，人可以从中带着新的、创造性的、适应性的可能性返回。只有将精神分析广义目标考虑在内，才可以讨论对幻想过程进行分析的这些方面，而且不会消除分析幻想的病理性方面的需要。对于理智化来说，还必须理解在冲突情境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起作用的这些过程。哈特曼的方法没有改变弗洛伊德模型的中心理论原则。相反，还增加了互补性观点。

精神分析调查的视野在哈特曼对价值观的讨论中得到了拓展。这些价值观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处理驱力需求的方法（经由反向形成以及其他防御结构）。也许可以从新的视角理解为促进社会化的合作，从而用于个体或物种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经济学中存在道德动机，其具有独立力量的全面动力学意义”（1960，p.40）。人类的需要要求其环境支持社会合作，以及社会珍视的某些价值服务于这种需要。因此，这些价值观就是社会的（适应的）结果，而非内在心理压力的结果，这个观点再次开启了考虑外在影响的模型。